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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骗的人终于懊丧而归，气愤愤地“发所寄之笈，瓦砾实中。自此家产甚困，失信 于人，惊愕忧惭，默不得诉”。受骗的人起先妄想会得到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到头全 成了泡影，反而丧头了大批财富，只剩下四大箱瓦片碎石，骗局至此全部揭穿。
这个故事发生在唐代，李肇把它记录下来，目的大概是想警醒后人不要再受骗。可 是唐以后的笔记小说证明，后来发生的骗局仍然层出不穷。这样看来，如果没有经过亲 身的经验，那末，任何人恐怕都难免于受骗。
燕山夜话（三集） 文天祥论学
大家都读过唐代韩愈的《进学解》吧，其中有若干名言警句，流传很广。然而，也 许有的朋友没有读过宋代文天祥论学的文章吧，现在我想谈谈文天祥的“进学解”。
可能有人马上会提出质问：文天祥何曾用过什么“进学解”这样的题目写文章呢？ 我看文天祥《题戴行可进学斋》的一篇文章，就可以算是文天祥的“进学解”。而且， 他写的这一篇文章比韩愈的还要短，见解却比韩愈的还要高明。我们现在谈学习问题的 时候，倒无妨把文天祥在这篇文章中论学的观点，介绍给大家做参考。
读过韩愈的《进学解》的人，应该记得，韩愈对于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主要的是说：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他劝告学生们说：“诸生业患不能精，无 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尽管韩愈在文章中间掀起了几个波澜， 反复论证，而实际上都只是为了说明他的基本论点，想使人立定勤学的决心和成功的信 心罢了。
显然，韩愈的文章，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学与行的关系问题。就是说，他对于学习和 实践，哪个是基本的，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因此，还 不能够做出正确的论断。这是韩愈的《进学解》一文的主要缺点。当然，我们也不能以 此为理由，而抹煞了这一篇文章的全部好处。
但是，比较起来，文天祥的文章明确地提出了学与行的关系问题，并且给了这个问 题以明确的回答。在这一点上说，文天祥就比韩愈大大地前进了。至于文天祥的强烈爱 国思想和正气凛然、不屈不挠的伟大风格，永垂千古，更非韩愈所能比拟的了。
文天祥《题戴行可进学斋》全文只有二百四十一字，比韩愈的《进学解》全文七百 四十二字要短得多了。但是，我认为文天祥的文章内容，却远比韩文为有力。
为了强调说明学问必须从实践中得来，文天祥首先引证了《易经》的命题，这就是： “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然后他解释说：“君子之所以进者，无他法，天行而已 矣。”这里所谓天行，是指的符合于客观自然规律的实践。离开实践，当然无法掌握客 观的自然规律；而正确的实践，又必须按照客观的自然规律，才有成果。这个道理非常 重要，文天祥可谓一语中的！
接着他又写道：“进者行之验，行者进之事。……地有远行，无有不至；不至焉者， 不行也，非远罪也。”道理讲得很清楚。无论什么事，只要努力做去，一定有所进益， 一定会达到目的。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如果做不到必定是因为不力行。
恰巧戴行可的名字就有一个“行”字，而他的书斋又叫做“进学斋”，所以，文天 祥说：“独有一言，愿献于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行所以为进也。不行而望 进，前辈所谓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虽欲进，焉得而进诸！”我们的经验完 全可以证明，任何事情，包括学习在内，如果不努力做去，即便有许多很好的计划，也 是要落空的，不会有什么结果。
仔细体会文天祥所说的“行”，并不仅仅是狭义的，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广义的。这 里边包含着好几层意思。从做学问这件事情本身来说，无论是初步追求某一项新的知识， 或者是进一步探究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都必须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 过程。“行”字就应该概括这个过程的全部。换句话说，整个认识过程也都可以算做 “行”的过程。
按着这样的观点，那末，知与行的过程，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两者完全统一的过程。 这比宋、元、明的理学家，从朱子、二程以至王阳明等人的学说，显然都要进步得多了。 那些理学家们不管说“知难行易”也好，说“知易行难”也好，说“知难行亦不易”也 好，他们总是把“知”与“行”分割开了。甚至说“知行合”，也没有强调以“行”为 基础。殊不知这两者实际上不能不是以行为基础的对立统一的整个过程。他们自命为理 学家，而徒尚空谈，毕竟不如文天祥在政治斗争实践中看问题比较切合实际。
我们现在对于文天祥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有必要做出新的估价。过去一般人只读他 的《正气歌》，我现在提议大家还要读他论学的文章。
燕山夜话（三集） 选诗和选文
近来读到许多诗选和文选。编选的人有不少是平日相识的朋友，偶然征求我的意见， 就不免发表了一些议论。
应该承认，这许多选本的编者用意都是好的。他们煞费苦心，研究了以前各家选本 的得失，斟酌取舍，并且详加注释，确实花了很多工夫。在这许多新出版的选本中，有 的水平很高，优点多而缺点几等于无。读到这种选本，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但是，也 有一些选本，缺点尚多，有待商榷。在这里，不可能一一论列，只想提出一个普遍的问 题来谈谈。
一般地说，诗和文应该有一个界限，完全可以划分得清楚。然而，这个界限却不是 断然分开不能逾越的鸿沟。所谓“诗”，所谓“文”，究竟应该如何区别？它们的体裁 和形式又应该怎样分类？实际上这是自古迄今争论未决的问题。《书经》的《舜典》中 说：“诗言志，歌永言。”这似乎是大家公认的最古的定义。但是，我们要问：难道文 章不是“言志”的吗？《国语》的《楚语》中说：“文咏物以行之。”这又是一个古定 义。我们也要问：诗难道不也是“咏物以行之”的吗？
由此看来，诗和文的界限可以区别，又不好区别。《论语》的《学而》篇说：“行 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文”字是指的什么呢？是不是光指的文章呢？显然不是。 据汉代郑玄的注解说：“文，道艺也。”宋代朱熹的注解说：“文谓诗书六艺之文。” 这个范围就很宽广了，差不多把诗、书、礼、乐等以及各种典章制度都包括在内了。
事实上，古人所谓“文”是泛指一切文学，包括诗歌在内，范围很大。这是有道理 的。因为古人认为文学的作品必须文字非常精练，结构极为严密和紧凑，决不是我们近 代人文字松散的长篇大论所可比。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长篇大论一定不如古文，这是文 章的体裁和形式的发展，趋向复杂化和多样化的必然结果。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确立一 种新的关于诗文分类的方法。
明代万历年间的进士江盈科，在他所著的《雪涛谈丛》这部书中，写过一个故事。
“吴中张伯起，刻有文选纂注，持送一士夫。士夫览其题目，乃曰：既云文选，何 故有诗？伯起曰：这是昭明太子做的，不干我事。士夫曰：昭明太子安在？伯起曰：已 死了。士夫曰：既死不必究他。伯起曰：便不死也难究他。士夫曰：何故？伯起答曰： 他读得书多。士夫默然。”
的确，《昭明文选》所包涵的各种文学体裁，十分完备。在这一部文选中，不但有 诗，而且有赋，有骚，有赞，有铭，有颂，有辞；也有史论，有符命，有碑文，有对问， 有奏记；还有书、启、笺、序、檄、令、表、诏等等。总计《昭明文选》分诗文为三十 七类。其中，就以“诗”这一类来说，又分为二十二目。这样的分类到底是科学的呢， 还是不科学的呢？我们应该认真地再加以研究，不要以为这都是老问题，而一概加以抹 煞。
我们现在的诗文分类，看起来好象比古人科学化得多了。其实有的人却很象江盈科 描写的那位吴中士夫，对于诗文的界限似懂又不懂。我们至今还不能提出一个关于文学 的正确的科学的分类法。这是最大的遗憾。
由于分类分目不详细和不完善，势必影响到文学的教学和创作等方面，也不免会发 生一些混乱。比如，有的明明不讲平仄、不讲韵脚的五言或七言的作品，也被当成了旧 体诗。有的是很好的散文诗，却被人当做普通的散文。有许多比最坏的散文还要糟糕的 破碎短句，却被看成是一首新诗发表出来。这样的笑话不应该再任它胡闹下去了。我们 要拿出比古人更详密的分类法来。
新的诗文分类法，自然要在古来各种分类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以提高。比如， 就“诗”而论，我们要批判地吸取昭明太子的二十二目，加以取舍和提高，并且要使新 的分目完全符合于我们时代的需要。再就“文”的分类来说，自从昭明太子分类之后， 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又把文章分为十三类：到了近代，福建人吴曾祺的《涵芬楼 今古文钞》又把十三类细分为二百十三日。对于他们的分类和分目原则，我们也要加以 批判、吸收。
有人说，我们曾经把文学作品分别为诗、赋、词、典、骈文、散文、小说、戏剧等 几大门类，这就够了，何必自找麻烦，搞什么详细的分类分目呢？这种说法不值得赞同。 我们不主张过于烦琐的不切实际的分类分目的方法，但是也不能满足于几大门类的粗糙 分法，而要提倡一种新的切合实际需要的比较完备的分类法。
这种新的分类法，不必用开会表决的办法来确定，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完善的地 步，它只能逐渐形成。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