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燕山夜话（二集） 种晚菘的季节
我们祖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宋代的陆放翁，写过一首小诗，题目是《菘》。 原诗写道：“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可怜遇事常迟钝，九月区区种晚菘。”
这一首诗不但说明了陆放翁晚年还参加田园中的体力劳动，精神可佩；而且说明了 我们目下的季节仍然可以种菜，因为现时正值阴历九月初旬，恰是陆放翁种晚菘的时令 啊！虽然北方的气候要比南方冷一些，但是，现在距离下霜的时节还有二十多天，抓紧 种菘，长出的苗子壮大起来，就不怕霜冻了。
可是，先要弄清楚，陆放翁种的晚菘，究竟是什么？原来所谓菘，就是北京人说的 大白菜。
现在的北京，大白菜已经大量上市了。人们都爱吃大白菜，可是谁也不知道大白菜 的原名是什么，就连新出版《蔬菜栽培学》等书籍，也只记载了“北京白菜”、“中国 白菜”等名称，说它们是属于十字花科的一种蔬菜。这当然是很不完全的说法。
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所做的介绍，却是比较完全的。他说：“菘即今人 呼为白菜者，有二种：一种茎圆厚，微青；一种茎扁薄，而白。其叶皆淡青白色。燕、 赵、辽阳、扬州所种者，最肥大而厚，一本有重十余斤者。南方之菘，畦内过冬；北方 者多入窖内。燕京圃人，又以马粪入窖壅培，不见风日，长出苗叶，皆嫩黄色，脆美无 滓。”
另一个明代的学者王圻，在《三才图会》中也说：“菘菜即白菜，南北皆有之，与 芜菁相类，但梗短，叶阔厚而肥，味甘温，无毒，主通利肠胃，除胸中烦燥，并解酒渴。”
历来讲述白菜的诗文还有许多，都一致赞美它。例如苏东坡的诗，曾经夸奖大白菜 的好处说：“白菘类羔豚，冒土出熊蹯。”他把大白菜比做羔豚、熊蹯，因为它实在太 好吃了。范成大的诗集中有《田园杂兴》两首绝句，其一写道：“桑下春蔬绿满畦，菘 心青嫩芥苔肥。溪头洗择店头卖，日暮裹盐沽酒归。”又一首写道：“拨雪挑来塌地菘， 味如蜜藕更肥浓。朱门肉食无风味，只作寻常菜把供。”这些对于大白菜的歌颂，应该 承认都并不过分，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替古人做见证。
为什么把大白菜叫做菘呢？这里头还有一个道理。据宋代大学者陆佃的《埤雅》载： “菘性凌冬不彫，四时长见，有松之操，故其字会意，而本草以为交耐霜雪也。”可见 大白菜的性格，原来与松树竟有相似之处，所以它的名字就用松字加个草头。这样一说， 我们就觉得它更加可贵了。有的书上还把大白菜的这种性格描写得突出。比如明代陶宗 仪的《辍耕录》中，有一段文字叙述元代末年，江南农民起义时期，扬州的大白菜就表 现了特别顽强的生命力。他说：“扬州至正丙申、丁酉间，兵燹之余，城中屋址遍生白 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有膂力人所负才四、五窠耳，亦异哉！”看 来当时扬州的大白菜，大概产量也最高，可惜没有人注意把那个时候的种菜经验，好好 地记载下来。
北京郊区的农民种植大白菜的经验，现在要算是最丰富的了。不过，有没有一棵大 白菜十五斤的高产纪录，我们还不知道，可能不会没有。至于是不是能在阴历九月再种 一茬晚白菜，这恐怕就未必了。我想陆放翁的诗句一定有根据。他既然说九月种晚菘， 那末，现在阴历九月初的天气，即使在北方也还没有下霜，难道就不能种吗？显然应该 肯定，现在还是种晚菘的季节。
我希望能够联合几位园艺的爱好者，同我一起来做个小小的试验：在自己门前的地 边，现在再撒下大白菜的种子，争取在下霜以前再长出一茬白菜。虽然这一批白菜不能 长得很大，但是，也很可能还有相当的收获。这样取得一些经验，将会有更多的用处。
燕山夜话（二集） 甘薯的来历
前天《北京日报》刊登了科学小品一则，题目是《漫话白薯》（按：此文见于一九 六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第三版）。文中对于史料的介绍，有重要的差错。因 此，我想借此机会，也来谈谈这个问题。
那篇科学小品写道：“据说，明朝万历年间，中国福建省因受飓风灾害，致成饥荒。 该省巡抚金学曾派遣专人到菲律宾，搜求能救济饥荒的食用作物。看到当地白薯产量高， 容易栽培，……该地的殖民政府严禁秧苗出口，乃用巧计，……运回中国。这是万历二 十二年，纪元一五九四年的事情。”作者把这件事情，说成是那个巡抚金学曾派遣专人 去做的，又说时间是在万历二十二年。这些显然都与历史事实不符。
北京人说的“白薯”，在植物学上正式的名称是甘薯。它传入我国的历史，过去没 有确切的记载，以致传闻与事实多有出入。但是，近来从福建发现了《金薯传习录》一 书，真相为之大白。原来最初把甘薯种传到我国的是福建的一个华侨，名叫陈振龙，时 间是在明代万历二十一年农历五月下旬。
从这一部传习录的记载中可以看到，陈振龙是福建长乐县人，常到吕宋经商。他发 现吕宋出产的甘薯产量最高，而统治吕宋的西班牙当局却严禁甘薯外传。于是他就耐心 地向当地农民学习种植的方法，并且设法克服许多困难，在海上航行七昼夜，终于把甘 薯种带回福州。他的儿子陈经纶向巡抚金学曾递禀，请求帮助推广，金学曾却要他父子 自行种植，没有加以推广。陈氏父子就在福州近郊的纱帽池旁边空地上种植甘薯，收获 甚大。第二年适值福建大旱歉收，金学曾才下令推广种植甘薯，以便渡荒。事后金学曾 却大吹大擂，要地方官绅出面为他立功德碑，并将甘薯取名为“金薯”，反而把陈振龙 父子丢在一边，根本不提。
后来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普遍种植甘薯，仍然是陈氏子孙努力推广的结果。陈振 龙的裔孙陈世元曾联络几个同伴，到达山东的古镇，试种甘薯，成效卓著。后来他又在 胶州潍县等地传播种植甘薯的经验，并且派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到河南的朱仙镇等地推 广试种，最后到了北京郊外试种，效果都很好。南北各地的农民们逐渐对甘薯的好处有 了认识，甘薯的种植才逐渐普遍了。
现在福建省立图书馆收藏着《金薯传习录》的一部完好的本子。这部书刊印于清代 乾隆三十三年，即公元一七六八年，由福州南台小桥“升尺堂书坊”刊行，分为上下两 卷。此后又过了十八个年头，到了乾隆五十一年，即公元一七八六年，清朝政府才明令 推广种植甘薯。可惜这部书又长期被农学家所忽视，没有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现在我们对于各种农业技术书籍都很重视，对这部书也应该重新予以出版，供给我 国各地农业技术工作者们作为参考，以便进一步总结甘薯在我国各地的生产和用途等各 方面丰富的经验。
在我们北京郊区，甘薯的产量虽然也很大，但是，人们对于它的食用方法还知道得 不多。一般城乡居民只会蒸、煮、烤等吃法，很少象擦萝卜丝一样把甘薯擦成细丝，然 后晒干贮藏起来，随时用它做饭吃；同时也很少象做柿子饼一样把甘薯晒成饼子，可以 保存很久，吃起来又特别香甜可口。
虽然人们也知道甘薯在工业上用途很广，全身没有废物，但是，却很少人知道它在 药物学上还有许多用处。据《金薯传习录》所载，它有六种药用价值：一可以治痢疾和 下血症，二可以治酒积热泻，三可以治湿热和黄疸病，四可以治遗精和白浊淋毒，五可 以治血虚和月经失调，六可以治小儿疳积。
这里有几种用处是其他薯类所没有的。
我国古代本来也有一些薯类作物，但是都没有甘薯这样高产和这样多的用途。《山 海经》的《北山经》就有如下的记载：“景山北望少泽，其上多草薯藇。”晋代郭璞注 云：“根似羊蹄可食，今江南单呼为薯。”《本草纲目》上也写着：“薯藇，薯蓣也， 一名山芋。”
这些都证明，薯类在我国本来有好多种。我们的祖先对于薯类作物并非全无所知。 不过，甘薯从南洋群岛传来以后，我国人民又掌握了一种薯类的优良品种；而甘薯也变 成越来越能够适应于我国土壤和气候的好作物了。
燕山夜话（二集） 养牛好处多
北京郊区的农民似乎不大喜欢养牛，这是什么缘故呢？有的同志说，这仅仅是习惯 的问题。我想其中恐怕还有别的原因，特别是因为人们在认识上可能还不明白养牛的好 处，所以有必要在农村中进行一番宣传，提倡养牛。
其实养牛的好处多得很。不过，人们对于它的好处，却是逐渐发现和逐渐认识清楚 的。最初，人们只晓得牛肉很好吃。因此远古时代的人，养牛首先是为了吃肉。《礼记》 上边有许多这样的记载，如：“祭天子以牺牛”、“中央土，食稷与牛”等等。但是， 很快人们又发现牛还能够拉车。如《书经》的“肇牵车牛”和《易经》的“服牛乘马” 等记载，就证明了这一点。用牛来耕田起初还不普遍。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赵过推广了 牛耕的方法，从此以后，人们才普遍地用牛来耕田。至于我们现在有经验的农民一定会 知道，无论拉车或者耕地，一头牛顶一头半骡马，是不成问题的。
牛的种类虽有不同，而它们在耕田、拉车等方面的作用却都一样。唐代陈藏器的 《本草拾遗》说：“牛有数种，本经不言黄牛、乌牛、水牛，但言牛尔。南人以水牛为 牛，北人以黄牛、乌牛为牛。牛种既殊，入用当别。”因为陈藏器是医学家，所以他只 从医学的观点来区别各种牛在药用上的不同。而实际上，无论水牛、黄牛不是同样能够 耕田、拉车吗？
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