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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僧帽”的儒士
《西游记》融合了儒家、佛家、道家的思想，在唐僧这个人物形象上也有明显的表露。我们甚至可以称唐僧为戴着僧帽的儒士。小说中的唐僧是“忠于君王”的法师。反映在他取经的缘起上，我们看看原著：
太宗见了颂子，即命众僧：“且收胜会，待我差人取得大乘经来，再秉丹诚，重修善果。”众官无不遵依。当时在寺中问曰：“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问不了，旁边闪过法师，帝前施礼道：“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唐王大喜，上前将御手扶起道：“法师果能尽此忠贤，不怕程途遥远，跋涉山川，朕情愿与你拜为兄弟。”玄奘顿首谢恩。唐王果是十分贤德，就去那寺里佛前，与玄奘拜了四拜，口称“御弟圣僧”。玄奘感谢不尽道：“陛下，贫僧有何德何能，敢蒙天恩眷顾如此？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随在佛前拈香，以此为誓。唐王甚喜，即命回銮，待选良利日辰，发牒出行，遂此驾回各散。
这就告诉我们，唐僧取经的目的是想保江山永固，博得唐王的赞誉。唐僧被称为“御帝圣僧”，他明知西行凶险，却发下宏愿，愿意为国捐躯，尽忠报国。唐僧这种对唐王的赤胆忠诚，实质就是“忠君即是爱国”的儒家思想。小说中的唐僧奉旨取经由历史上玄奘大师“违旨”取经所转变，这是儒家思想导致的结果。没有玄奘的西去取经，就不会有中国佛教一时兴盛的形象；而没有唐太宗对玄奘翻译佛经的鼎立支持与宣扬，也不会有佛教的盛极一时。一个是千古高僧，一个是千古明帝，天缘之合。
吴承恩在小说中对唐僧西行求法的志向是充分肯定的，讥讽唐僧的是缺乏孙悟空的胆识，认为取经路上的妖魔鬼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少一对能辨清真伪的法眼。孙悟空和唐僧对妖魔鬼怪的态度完全不同，悟空是以“除恶”作为“劝善”；而唐僧是以“劝善”作为“除恶”。这点很关键，读者一定要仔细品味。为什么唐僧一味地偏袒猪八戒，有时出现矛盾时不相信悟空呢？因为他认为“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自有馀”。他视孙悟空的棒打“妖魔”为秉性凶恶，甚至对悟空的做法产生了一定的思维定式。唐僧的这种“不杀生”体现的是佛教文化的观念和立身之道，悟空的“该出手时就出手”体现的是“江湖文化”的观念和立身之道。
三国故事、水浒故事、取经故事是宋元以来民间喜闻乐见的三大故事，可以说是英雄的传奇，都有历史的痕迹。刘备、宋江、唐僧都有明确的目标并为之奋斗，都是忠厚的长者，甚至连爱哭的特点都极为相似。英雄传奇，按常理应该是故事越传越神奇，主人公越传越英雄，可唐僧的形象为何越来越不英雄了呢？这就是宗教色彩的减弱和主角渐渐演变成孙悟空所致。
小说《西游记》中唐僧的形象被作者加入了众多世俗的元素，这是作者有意的吗？我们看一下小说对唐僧世俗的描写：唐僧因夜里伤了风，第二天有些头晕眼胀、皮骨疼痛，他竟然含泪写信给唐太宗：
第15节：第三章 历史上的玄奘和小说中的唐僧（6）
当年奉旨离东土，指望灵山见世尊。不料途中遭厄难，何期半路有灾。僧病沉疴难进步，佛门深远接天门。有经无命空劳碌，启奏当今别遣人。
这般软弱无能，令人好气又好笑，难怪悟空说他“天下也有和尚，似你这样皮松的却少”。
唐僧作为佛门弟子，很多行为也不像一位得道高僧。出家人不杀生，但唐僧对刘伯钦搏杀猛虎的行为“夸赞不矣”，说“太保真神人也”。出家人不打诳语，但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的却是唐僧为了诱骗孙悟空戴上观音所赠暗藏金箍的嵌金花帽的事情。
行者去解开包袱，在那包裹中间见有几个粗面烧饼，拿出来递与师父。又见那光艳艳的一领绵布直裰，一顶嵌金花帽，行者道：“这衣帽是东土带来的？”三藏就顺口儿答应道：“是我小时穿戴的。这帽子若戴了，不用教经，就会念经；这衣服若穿了，不用演礼，就会行礼。”行者道：“好师父，把与我穿戴了罢。”三藏道：“只怕长短不一，你若穿得，就穿了罢。”行者遂脱下旧白布直裰，将绵布直裰穿上，也就是比量着身体裁的一般，把帽儿戴上。三藏见他戴上帽子，就不吃干粮，却默默的念那紧箍咒一遍。行者叫道：“头痛！头痛！”那师父不住的又念了几遍，把个行者痛得打滚，抓破了嵌金的花帽。
出家人以慈悲为怀，但唐僧惩罚孙悟空曾多次念紧箍咒，“把个行者勒得耳红面赤、眼胀头昏在地上打滚”、“箍儿陷在肉里有一寸来深浅”，我们每次看到悟空受到这种折磨都心存不忍。唐僧对悟空的残忍与佛家所倡导的悲悯好生之德大相径庭。
在《西游记》中，唐僧作为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由取经故事的第一主角退至了次要位置，作者的主体思想则主要寄托在孙悟空身上，孙悟空的明辨真伪、乐观勇敢讽喻了唐僧。可以说，作者在唐僧这一人物的艺术构思中，一开始就偏离了他作为一名佛教徒的很多特征，唐僧是一位头戴“僧帽”的儒士，身上体现了旧时知识分子的许多共同弱点。他是一个被充分世俗化、艺术化了的人物，在他身上，作者同时对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进行了审视和反思。
吴承恩借笔下的唐僧，抒发出自己的思想与观念。明代是我国文化发生碰撞和融合的时期，经济基础的变革打破了文化上的沉闷和保守，反映出新兴商品经济的思想在正统观念中滋生。这种具有强烈近代主义的人文特征和思想，与封建庙堂文化存在着本质区别。作者生活的年代，处在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动荡时期，他以文学家的敏感，感受到了这股人文主义思潮的来临。因此，他的不朽名著《西游记》也就摒弃了正统的封建思想和宗教观念，充分洋溢着新兴的近代文化气息，反映出市民阶层的意趣和追求。
佛教常识之敲木鱼、数念珠
我们在电视剧《西游记》中经常看到僧人敲木鱼、数念珠的场景。我向大家简单说明一下：木鱼是佛教的法器之一，木制，为鱼形，中凿空洞，扣之起声。通常有两种形状：一种为圆形，外表刻成鱼鳞状，诵经时有节奏地敲击，以调音节；另一种是长形木鱼，一般刻成大鱼形状，悬挂于库堂前，僧侣每次吃稀饭时上前击之，后来也用作召集众僧。那么，木鱼有什么寓意呢？鱼整日整夜从不合眼，僧人觉得应以鱼为榜样，昼夜不寐，潜心研究佛道，必能成佛。但鱼是生活在水中的，不能时时看到它，所以就把木棒制成鱼形，木槌敲击鱼身，是借以督促僧尼。念珠又被称作“佛珠”、“数珠”，是僧人念佛经时用以计数的工具。是把香木制作成小圆粒贯穿成串，当然也有用贵重的玛瑙、玉石制作成的。沙僧最初在流沙河为妖吃人的时候，误吃了取经的人，这些取经人的骷髅沉不到水里，沙僧就作了骷髅念珠，在佛教看来这是极大的罪过。如来佛也对沙僧直言道：“汝流落于流沙河，伤生吃人造孽，幸皈依吾教。”所以沙僧只被封为“金身罗汉”。念珠中有一颗较大的称为母珠，其余为子珠。数念珠要从母珠数起，边数珠边念经。念《阿弥陀经》时，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手拔一颗念珠。以108颗的念珠为例，念108遍即一圈，当念完20万遍时，身心不乱，如果念完100万遍，念经者便可以进入涅槃。知道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佛教徒总是不辞辛劳，抓紧点滴时间数珠念经了。
第16节：第三章 历史上的玄奘和小说中的唐僧（7）
佛教常识之舍利子
舍利子是僧人的遗骨，遗骨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过是遗骸，算不上什么，但对佛教来说舍利是至宝。前面我们也说到玄奘大师西去取经带回的佛家宝物中也有舍利子。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佛教文化中确有许多千古不解之谜。当今人体科学研究者对佛教高僧坐化后出现的舍利一直有浓厚的兴趣。史料记载：1975年2月13日下午，95岁高龄的现代著名高僧广钦法师在我国台湾省去世，遗体火化后得到舍利子1000余粒，最大的一颗直径为4厘米，呈褐色，闪闪发光。新加坡华人高僧宏传法师于1990年圆寂火化后出现480多颗彩色的类似水晶体的舍利子，有的还闪烁着钻石般的光芒。当然，玄奘大师的舍利尚存于世，世界各地共有9处有玄奘大师的舍利供奉，分别在北京、南京、日本的多个寺中。
关于舍利子的形成，人们众说纷纭。有人将舍利子解释成为结石，是由于僧人长期吃素，摄入大量的磷酸盐、硫酸盐等物质，以结晶体形式沉积在人的体内而最终形成结石。然而，世界各地素食者成千上万，其他许多宗教的信徒也长期吃素，为什么没有舍利产生。假如一个人体内有这么多坚硬如铁块的东西，其生理功能会紊乱而疾病不断，但事实上坐化后有舍利产生的高僧生前大多是身体健康、安详自在的长寿老人。医院的X光和B超也没检测出坚硬的“体内异物”，舍利子又常常五颜六色，这些都还是谜。
细品唐僧与孙悟空的关系
对于《西游记》中的人物，人们一般都喜爱孙悟空的形象，因为孙悟空勇敢果断，除恶惩奸；而讨厌唐僧的形象，因为唐僧软弱无能，善恶不分。20世纪60年代初，《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被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搬上了银幕，并在1961年6月1日公映，当时为看这部电影出现了3人空巷的局面。电影在全国巡映，戏剧也在全国巡演。该电影还发行到世界72个国家。郭沫若先生前后六次看了影片和演出，写下了一首七律：
人妖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