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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完成《学案》以后，应张其昀之约，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系教授，每周两小时，学生到他家听课。又应蒋复璁之约，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院为钱辟一研究室，钱在此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诸集，并撰写专论。此期间撰著出版了《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孔子传》、《理学六家诗抄》等。此期间钱氏将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汇总，保持原貌，略作改订，编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此外，他关于学术思想方面的论著汇集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学术通义》等。其它关于中国文化的论文或讲演集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关于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
钱穆居双溪时，曾先后两次去日本、韩国访问，又数度去香港作讲演。他８０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南游，写成《八十忆双亲》，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之情，透露出对大陆亲人的眷怀与思念。后又写《师友杂忆》一书，对他的师友交往、著作旨趣、生活道路作了全面、平实的回顾。１９７７年，钱穆８３岁，冬天胃痛甚剧，次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时新亚书院创设钱穆讲座，金耀基院长恳请他作首次主讲人。钱先生的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１９８０年夏，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的在大陆的三子（拙、行、逊）一女（辉）相见。次年再到香港与长女（易）长侄（伟长）相见。１９８４年，钱穆９０岁，在港门人举行寿庆活动，先生得以与二子、二女及孙（松）孙女（婉约）团聚了一个月，享受天伦之乐。１９８６年，９２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最后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先生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后，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夫人对先生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1）
钱穆，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身的一代国学大师，于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０日晨在台北寓所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９６岁。他没有去西方基督教所幻想的天国，也没有到佛教所希望的涅 的彼岸，而是魂归于祖国母亲温暖的沃土中。１９９１年１月，钱夫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钱夫人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述）五十四巨册，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７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回顾钱穆的学术道路，正如他的高足严耕望先生在《钱穆传》最后所指出的：“综观穆一生治学，少年时代，广泛习读中国古籍，尤爱唐宋韩欧至桐城古文，后渐趋向学术研究。壮年以后，偏向史学发展，故史学根基特为广阔，亦极深厚。再就其治学途径程序言，先由子学入门，壮年时代，最显著成绩偏在考证功夫；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著为重。但不论考证或通识论著，涉及范围皆甚广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社会与经济，唯重心观点仍在学术思想，此仍植基于青年时代之子学爱好。是以常强调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
“近七十年来，中国史坛甚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仅穆一人；但其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章劲悍，几无比伦。只到晚年，后辈学人从其问学，仍常感其思如泉涌，随时提出新观点；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据，非恣意想象之说。纵或感其论点如天马行空，难可捉摸，但仍富启发性，好学深思者，听其言，读其书，不论能否领受，皆可获启示，当别开蹊径，不能执著，拘守成规，此为其著作除建立本身论点外，对于史学教育之另一贡献，殊为难能！”
“穆自民国二十年代，骤跃居史坛前列，声誉日隆，于同辈中年齿最少，而年寿最永，其谢世亦标识同辈史坛之落幕。民国以来，史家述作甚丰，穆著述尤富，遍涉中国文史哲艺，诸多别识，今后学人含英咀华，必将有更深远之影响。”（2）
钱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专才，一位学问家，一位史学巨擘，而且是一位通儒，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术著作和讲演不仅仅有学术的、学理的价值，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他以诲人不倦、著述不倦的一生，以整个的身心，捍卫、弘扬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抗拒著工业化、商业化的现代社会对人性的肢解，抗拒著欧风美雨狂_突进时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他肩负著“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是我们民族的真正的脊梁！
钱穆一生把为学与做人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强调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说：“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_ ，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3） 他的一生大半是在中华民族危亡和中国文化日渐衰弱的年代中渡过的。他不辞辛劳地讲学、办学、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把全部的爱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
他一生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共终始。他说：“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博伟大，所知甚浅。然自问爱国热忱，则自幼年迄于今兹，从未后人。凡我所讲，无不自我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绪乙未，即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民国元年，我即在乡村小学教书。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4）因此，他的著作的字里行间浸透了血和泪， 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历史意识，充满了对过去的思念与敬意，对未来的企盼与信心。面对２０世纪中国文化的困境，即价值系统的崩溃，意义结构的解体、自我意识的丧失、精神世界的危机，钱先生的生命的呼应与存在的实感，化成他的学问、业绩、演讲、著作，苦心孤诣，感天撼地。他的学问与他的生命浑成一体！（5）
注释：
（1）钱穆：《中国文化十二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８７年三版， 第８６页。
（2）严耕望：《钱穆传》，载台湾《国史拟传》第５辑， 第３１０－３１１页。本文多处采用了严先生的《钱穆传》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特向严先生致谢。除严先生论著外，本文的主要依据是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岳麓书社１９８６年７月第１版。
（3）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自序，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７７年版。
（4）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序言，台北三民书局１９７１年版。
（5）除注（2）所说明外，本文还参考了如下论著：罗义俊：《钱宾四先生传略》，载《钱穆纪念文集》，无锡县政协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４月第１版；何佑森：《钱宾四先生的学术》，载《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第８册，台湾牧童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台北三民书局１９９１年版；郭齐勇、汪学群：《钱穆评传》，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月第１版。
王昆吾：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三联书店二○○一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定价十二元。九万八千字的小册子。很快读完这本书，首先因为电脑坏了拿去修，得以远离比特空间二十余天。其次，“钱穆”二字无疑是吸引我迫不及待的理由。钱穆的书买得不算少了，只要坊间可觅，搜罗一空。他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湖上闲思录》、《中国史学名著》、《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等书放在床头，临睡前总要翻翻，却总也翻不完。曾有人反对我说不宜将钱公的书置于床头，那是需要正襟危坐，明灯一盏，细细阅读的。我是其言，遂将以上各书纳于书架，床头代之以一本《三侠五义》。这书是清末说唱艺人石玉昆的作品，问世之后又经传统文人之手润删，允称善本。俞樾为之作序，称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闲中着色，精神百倍。”自此书盘踞床头，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锦毛鼠白玉堂等一班豪杰，便与我之睡魔展开殊死战，揎拳捋袖，各显神通，欲罢不能，我常常是观战到天色微明方罢，真是“精神百倍”，从此不得黑甜香矣！尤其读到白玉堂化名金懋叔三试颜查散处，不禁拍床头而起，赞曰：“好文，妙哉！”
因为《三侠五义》实在影响睡眠的缘故，只好将钱穆重又请回床头。每天睡前读一点，想一想，不出三十分钟已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