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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是在他死后几个月，即１９５３年７月才达成了最后的协议。
分析了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许多方面厚厚地蒙上了一层伪装）之后，我得出一个似乎与交战双方的具体民族利益没有直接联系的重要结论。我认为，朝鲜战争第一次表明，在当前依然划分为集团的世界里，在东西两方的利益发生了危急冲突的情况下，出现逼和局势是不可避免的。东西两方出现第一次逼和形势就是在朝鲜，第二次则发生在加勒比海危机时刻。但是，在第二次出现无路可走的局势下，理智很快地就表现出来了。至于斯大林是否来得及思考朝鲜的教训，是很难说的。而清楚的只是，在美国大概在比较晚的时候才意识到了这一点。使用凝固汽油弹，威胁要进行原子弹轰炸，在远离国土数千公里之外驻军，长期不承认中国，在越南进行冒险，这些都表明，只用诉诸武力的办法已经过时了。苏联是在很晚的时候，即在阿富汗进行冒险之后，才痛苦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朝鲜战争以后，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并不是无限强大。在朝鲜冲突中，斯大林比较谨慎。他是在冲过南斯拉夫的“冷水浴”之后才恢复了他平时的谨慎态度。也许，他在同铁托交锋的失败中汲取了一些教训，那时他头脑一热，就干出一大堆错误，对这些错误付出的代价不是今天也不那样容易确定吗？
个人崇拜，在“领袖”７０寿辰时达到了顶点，它是由于１９４５年的伟大胜利，在个人荣誉和暴力颂扬的一片赞美声中以别出心裁的方法达到的。在把制度凝固起来的同时，在辽阔的祖国上空以及在国外，都刮起了阵阵的冷风。
第三部第十一章 斯大林的遗产（1）
在本章中已经说过，斯大林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土壤上产生的。我坚信这一点。但是斯大林可以这样来重耕这块土壤，给它施肥，使它上面开始生长出至今仍然同我们的生活不能分离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这种社会的、道德的畸型儿。然而我想再强调一次，出现斯大林主义不是列宁主义的过错。这是用马克思主义外衣巧妙伪装起来的列宁主义的对立面。我坚持这种观点，因为越来越频繁地传来了好似要在《共产党宣言》中去寻找斯大林主义根源的呼声。我们知道，在同样的土壤上可以生长出各种各样的植物。斯大林培育出的果实，其中有许多会使那些在十月革命前很早就向往“正义和幸福时代”的人感到恐惧。值得注意的是，贝利亚在红场上安葬“领袖”时说：斯大林“给我们党和国家留下了伟大的遗产，要像眼珠一样爱护它并不断使它发扬光大”。一想到魔鬼有可能使它“发扬光大”，就感到非常可怕……
我深信，要是列宁能多活哪怕５—１０年，许多事情的发展就会完全不同了。这不是把个人的作用绝对化，这是对“头脑和手中拥有”伟大思想的力量的信任。遗憾的是，近一个半世纪以前就诞生的这种伟大的思想目前却不能充分实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思想都是空想。只不过是斯大林的业绩迫使许多人对这种思想能否人道主义地实现产生了怀疑。因此，在谈到斯大林留下的“遗产”时，必须说明一点，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长期笼罩在他们的伟大思想上的那层病影方面是无过的。由于斯大林的缘故，马克思主义好像是被浅化了。我们看不到它的真正深度。这个深度，照我的看法，不是单维的，而是多维的。斯大林和他的宣传机器３０年来让千百万人逐渐习惯了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单维的视力，使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教条的堆砌，而这些教条不仅导致了理论的“浅化”，而且还导致了革命的“浅化”。列宁若能想象一下党的第一个总书记给他的事业带来的那些灾难，哪怕是一分钟，哪怕是其中的百分之一，就会气得发抖。饶勒斯在阐述法国革命史时写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那些在一个多世纪前努力奋斗和战斗过的革命和民主的伟大领导人，在我们面前对只有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是不承担责任的。要是对他们进行这样的评论，似乎他们应当演完全剧，似乎历史在他们之后不再前进，那才是真正的幼稚和不公正。他们的事业必然是有限的，但却是伟大的。”把评判斯大林变为评判列宁，像今天有人有时试图做的那样，是对列宁的侮辱，因为列宁，按照饶勒斯的说法，“对只有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是不承担责任的”。
那个没有按照列宁意志来率领这些后代人前进的人，就是那个把伟大的思想和个人的权力等同起来，从而犯了最严重罪行的人。斯大林的一切罪行都是由这个主要罪行派生的。这个断定决定着斯大林“遗产”的性质、内容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能不同意德热拉斯的观点，他的结论是：“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可怕的暴虐者之一。”級紤矠斯大林的“遗产”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述：千百万人的痛苦、不幸和牺牲是为了他人的“幸福”。斯大林认为这是对他所追求的“进步”的正常表述。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牺牲品是自由。“各族人民的领袖”不是皇帝，而任何一个皇帝大概都不曾拥有像斯大林这样的无限权力。
不能不承认，斯大林比其他人更充分地利用了那些能帮助他开始时立住脚而后站稳脚跟的社会、经济和思想的因素，而且还充分地利用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特点。梅列日科夫斯基早在本世纪初就写道，“俄罗斯精神的最深刻的特点之一”，就是“很难推动我们，而一旦我们动起来了，我们就会在善良与罪恶、真理与谎言、明智与狂妄等所有方面走到极端”級紥矠。对俄国大作家的这个绝对的论断尽管可以提出异议，但不能不承认，斯大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巧妙地利用了各族人民的民族的、种族的和历史的特点，首先是利用了俄罗斯民族的特点。
在给这个在苏联（难道只是苏联？！）人民历史上留下了如此深刻伤痕的人的政治肖像勾画最后几个线条时，有必要指出，在本来意义上的斯大林遗产方面并没有留下（也不可能留下！）什么积极的东西。那些我们珍惜的、对我们永远重要和需要的东西之所以产生和存在，不是由于斯大林的缘故。看来，获得如此之多的个人“胜利”的斯大林，到头来却遭到了彻底的历史性失败。为了评价斯大林的“遗产”（其遗物现在就可以让人们看到），我想提一下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某些结论和估计。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开幕时党仍然称联共（布）——同上一次代表大会相隔整整１３年。斯大林早就不需要党的代表大会了。中央委员会的生活在战后变得更加平淡无味。实际上，这个在代表大会之间领导党的机关，在斯大林时代扮演了党的办公厅的角色：任命干部，向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州的党组织发布指示，通过一些精神内容彼此惊人相似的决议。这些决议的大多数是有关农业方面的：关于消除集体农庄中破坏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现象的措施；关于妥善保存国家粮食的保证；关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建设；关于小集体农庄的合并扩大以及党组织在这项工作中的任务；关于在农业中宣传和运用科学成就与先进经验的安排，以及其他诸如此类振兴衰落农村的尝试。
在近处的一座斯大林的别墅里，“领袖”身边坐着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这样一些“大农业家”，长夜交谈之后，产生的只不过是一些把农业越来越赶进死胡同的强硬而顽固的死板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当斯大林感觉到，农村是在用长期的、无意识的、消极而又坚定不移的报复行动来回答他对庄稼人和畜牧工作者的粗暴嘲弄时，他就常常采取一些不牢靠的、不切实际的办法。正是在他积极支持下，李森科才步步高升，并根据他的建议，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于１９４６年９月再次（像战争前夕一样）通过了关于清查和取消“个别集体农庄庄员、组织和机关用于副业的非法占有土地”的决议。文件说，违犯者将“作为法律破坏者和集体农庄制度的敌人送交法院惩处”。正是斯大林建议（这当然也写进了决议）在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农业部建立以副部长为首的农业宣传领导机关……这完全没有必要。对一意孤行的、杜撰的决定，首先是行政压力性质的决定，农村的反应是无声的冷淡。
好多年过去了，中央委员会一直没有开会。在讨论了还是那些“提高农业”的问题的１９４７年二月全会之后，下一次全会直到１９５２年８月才举行，这次全会就召开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组织问题作出了决定。报刊关于这两次全会的报道，甚至采取了神秘的方式：“最近几天（？！——本书作者注）在莫斯科举行了联共（布）中央例行（？！——本书作者注）全会。”谁作了报告，问题讨论得如何，这个“最近几天”是什么时候，读者只能去猜测。官僚主义离开秘密是不行的；要知道这是官僚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是的，斯大林是不需要党的代表大会的，然而没有代表大会，斯大林也不想在党的领导方面进行大的变动。他知道，代表大会将会根据他的脚本进行，并完全按照陈规通过他的决定。事情已到了这种程度，人们的良心早被赶到偏僻的荒野去了。我再说一遍，党成了他的一个团体。但是，斯大林深信自己的精神不死，决定给继承人留些长期反复咀嚼的材料——《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匆忙出版的新的两卷“本人的”著作。看来，日益衰老和病魔缠身的“领袖”想同时为除掉他的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