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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个很好的经验。早在战前，约飞、库尔恰托夫、弗列罗夫、兰道、塔姆等人的思想就使我们有可能着手创建第一座铀反应堆。但后来工作被停止了。只是从１９４２年起，这项工作才在库尔恰托夫的领导下广泛开展起来。斯大林曾一再督促……他命令要不惜一切资金，加速实现这一计划。在斯大林的全宗里还保存有许许多多关于紧张的“核竞赛”的报告文件。确切些说，这就是要赶超走在前面的对手。请看下面一份报告：
“受苏联部长会议专门委员会的委托，１９４６年１０月上旬，我们就地检查了库尔恰托夫和吉科因的专项工程建设情况……”紙紦矠报告接着说道，采取了加快这一建设的措施，直接参预该项工程的员工要扩大到３７０００人。在文件上签名的有：克鲁格洛夫、别尔乌辛、库尔恰托夫。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克鲁格洛夫和扎维尼亚金向斯大林和贝利亚报告说，为了加强原子衰变产品的工作，又吸收了一些判有１０年和１０年以上徒刑的犯人专家Ｃ·Ａ·沃兹涅先斯基、季莫菲耶夫—罗索夫斯基、查拉普金、费施曼、吉里扬、波波夫、特卡乔夫、戈留诺夫、巴什洛夫等人級紛矠。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苏联学者进行了第一次链式反应试验，第二年第一座核反应堆就开始工作了。这就使得莫洛托夫有理由于１９４７年１１月宣布原子弹的秘密已不再存在了。１９４９年夏天，苏联进行了原子弹试验，１９５３年进行了热核装置试验。斯大林的全部活动献给了经济和国防力量的不断增长。独裁者的威力现在只能用国家的威力和实力来维护。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国防工程的建设。许多部长执行政府任务常常是从“习惯的”第一步开始的，第一步就是上书贝利亚：
拉·巴·贝利亚同志：
鉴于急需在东方建立科研基地，请您指示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同志，从西伯利亚劳改营的犯人中抽调１０００人，在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分院的广场上创办一个劳改营。
Ｍ·赫鲁尼切夫
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３日級紜矠
还有更无耻的，请看：
拉·巴·贝利亚同志：
为了工程的开展，请再组织一个有５０００人的劳改营，拨给３００００米缝制帐篷用的帆布和５０吨带刺的铁丝。
亚·扎杰米德科
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２日級紝矠
请想一想，道德堕落到何等地步，社会政治变成了多么无耻的东西，人的生命还有什么保障呢。“劳动营里囚犯”的命运和生活只能同他们的人数、带刺的铁丝网和头顶上的帆布联系在一起！我想，这个简单明了、无耻到了顶点的请示报告，可以成为斯大林主义滑向深渊的悲惨的深刻反映。我认为，后代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殉难者的名单——无辜牺牲者的长串名单，而且还需要这样一些彻底揭露斯大林主义罪行的证明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大逆不道的顶峰。
经过了４０多年，在这一文件公之于世以后，我有了一次与前燃料工业企业建设部部长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扎杰米德科进行交谈的机会。我请他看看这份注明日期是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２日的文件（在多数情况下，几乎所有的部长都在这样一些文件上签名），问道：
“今天您怎样看待这份送给贝利亚的报告呢？”
第三部第十章 冷风吹来（2）
“过去就是这样的时代……我们曾借助囚犯大军建设社会主义。当然，今天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野蛮的……”他沉默了片刻，接着讲了一个在建设中实行强迫“工艺”的情节。
一天夜里两点钟，有人叫我和副部长一起到贝利亚那里去。贝利亚的那双眼睛从夹鼻镜的镜片后面闪烁着凶狠的目光，他低声地问道：
“为什么没有报告项目的验收工作？（有一个特殊车间在一家联合企业里建成了）”
“设备安装还没有完工……”
“谁没有完工？”他没有等待回答，就对叫进来的一位助手说：
“把联合企业的经理找来。”
过了三四分钟，就听到电话线的极远的另一端传来了顿巴斯的声音。贝利亚根本不听讲话，就对着话筒说了起来：
“您好，我是贝利亚，为什么没有如期完成任务？今早８点钟以前一定要完成安装任务。晚安。”
可以想象出，对那个经理和那个联合企业来说，这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宁静的夜晚”啊！贝利亚转身又向助手命令道：
“把管理局局长找来。”
“贝利亚同志，我在听您讲话。”
“我已命令联合企业的经理（贝利亚讲了姓名，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扎杰米德科说）一定要在早上８点钟以前完成安装任务。完不成任务，就把他关在地下室里。再见！”
我和副部长都知道贝利亚的这些“工作”方式，但是看着他那安详地、简短地、甚至是熟练地发号施令的样子，真叫人不寒而栗。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沉默了一会儿，又喃喃地说：
“当时就是这样的时代啊……”
尽管强制劳动的效力很低，但是斯大林还是相信，广泛地使用囚犯从事国防工程的建设，不仅是增强军事实力的廉价方式，而且还是“改造”成千上万的“敌人”和“叛徒”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斯大林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对待那些“失势的”人们一样，这早已就成为习惯了。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斯大林，但都必须承认，斯大林以其残酷的意志，以其让苏联人进行不可思议的努力，以其耗费大量物资和牺牲众多的人为代价，取得了看起来是不可能的突破。美国的原子垄断已经不存在了。战略均势的基础已经奠定了。斯大林的智力和他的大洋彼岸的对手一样，是不适合于进行新的政治思维的。他只是在“黑的”和“红的”、永恒斗争和竞争的框框内思考问题，甚至在大多数参数方面，他还逊于自己的主要对手，但是他对对抗的最终结局却抱着乐观态度。
为了扩大这一斗争的成功机会，斯大林认为必须千方百计地促进已经开始的广大群众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运动，促使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各支队伍积极行动起来。斯大林在同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之后，决定采取一个本来可以预见到的一定会遭到西方强烈反对的步骤。斯大林认为在尖锐对抗的条件下，必须成立协调各国共产党活动的机构。在欧洲各国的首都以及大洋彼岸，人们都普遍认为，这一步骤就是正式接受“冷战”的挑战。
斯大林没有忘记，在解散存在了２４年的共产国际之前，他进行过长期的考虑。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人提醒过他，要他采取这一步骤，不过他十分英明地懂得，在法西斯和盟国面前，这可能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斯大林选择了一个有利时机，那就是１９４３年春天，那时斯大林格勒就是他手中的资本。这位全神贯注于战争的苏联领袖，希望美国和英国对此会作出应有的评价，从而使他们尽快地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不能不看到，共产国际早已只是“按照苏联的口径”说话，而且成了他个人的传声筒和工具。领袖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解散共产国际，对他的好处要比坏处多。但是，这已成为过去的事了。可是现在，突然又要建立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斯大林遵循的是什么原则呢？他的头脑里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呢？
当共产国际诞生的时候，它的领袖们都相信有一个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特别是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但是，当革命洪流过去以后，又露出了旧世界的牢固基础，显示出它还有高度生命力。显然，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受到它所在国家的制约。来自一个中心的领导严重地破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威信，这就使得所有的敌人和评论家有了经常地和理直气壮地谈论“莫斯科之手”的借口。但是，在目前“冷战”的气氛之下，斯大林意识到，世界的两极性，两大阵营的形成，把各国共产党相互支持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同时他也知道完全回到、哪怕是形式上回到原来的样子，那都是不应当的，也是不可能的。
根据波兰同志提出的而且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倡仪，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２至２７日，在什克拉尔斯卡—波列巴市（波兰）召开了欧洲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受斯大林委托代表联共（布）的日丹诺夫，在会议召开前夕，给“领袖”拍来一份密电，在这一文件中报告了工作小组拟定的初步方案。他说与会者对以下的看法一致：
会议的工作可以从与会各国共产党的情况报告开始。然后安排会议日程。我们将提出这样几个问题：
１．国际形势——我们发言。
２．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建议由波兰同志作报告。结果应当是建立一个协调中心，驻地设在华沙。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特别强调自愿原则。
请指示。
安·日丹诺夫級紞矠
斯大林表示赞同，经过交换意见，在共产国际解散四年之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了。而西方马上就把它叫作“共产党情报局”。在日丹诺夫给斯大林拍来的报告情况的密电中，介绍了与会各国共产党代表所作的报告。按照日丹诺夫的话来说，南斯拉夫人最积极，也最持肯定态度，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一新组织会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通过一项“南斯拉夫共产党受杀人犯和间谍统治”的决议。有一个有趣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