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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年代后期，大约在１９７６年或是１９７７年，我参加了以苏联元帅基·谢·莫斯卡连科为首的视察组。我们在高尔基市住了几天。每天晚上我都向元帅汇报对我们所视察的部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检查情况。汇报之后，我们有几次谈起莫斯卡连科的回忆录和他对我国历史的某些问题的看法。有一次在谈话中我向元帅提出了一个长期折磨我的问题：
“基里尔·谢苗诺维奇，为什么您在书里没有提到您大约２０年前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过的那件事？您自己是否相信这是事实？”
“什么事？您指的是什么？”元帅疑惑而又警惕地看了我一眼。
“１９４１年７月，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会见保加利亚大使伊万·斯塔缅诺夫的事。”
莫斯卡连科看着窗外沉默了许久，后来他说：
“现在还不是谈这些事的时候。而且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够加以检验的……”
“可是您认为贝利亚的话是可信的吗？”
“他关于这件事所说的一切未必能替他自己开脱……而且处在他当时的地位，也未必肯捏造出对罪犯没有什么好处的事情来……”
为了让读者明白这里谈的事情，我引用一份文件的片段。１９５７年７月２日，苏联国防部开过一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反党集团”的信件。朱可夫做了报告。发言的有高级将领科涅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涅杰林、巴格拉米扬、韦尔希宁、戈利科夫、梅列茨科夫、热尔托夫等人。莫斯卡连科发言时曾说：
在审理贝利亚案件时，我和总检察长鲁坚科同志一起听到了贝利亚的供词，据他供称……早在１９４１年，斯大林、贝利亚和莫洛托夫曾经在办公室里讨论过苏联向法西斯德国投降的问题——他们商量把苏联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摩尔达维亚和其他共和国的部分领土送给希特勒。而且他们试图通过保加利亚大使和希特勒接触。这可是任何一个俄国沙皇都没有干过的事情。有意思的是保加利亚大使站得比这些领导人要高些，他对他们说，希特勒永远不能战胜俄国人，让斯大林不要为此担心紓紝矠。
第二部第八章 丧魂失魄（6）
莫斯卡连科终于慢慢地谈起来了……元帅回想着贝利亚的供词说，在这次同保加利亚大使见面时，斯大林一直沉默不语。谈话的始终是莫洛托夫。他请大使同柏林联系一下。据贝利亚说，莫洛托夫把自己关于停止战争行动和割让大片领土（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的建议称为“可能缔结的第二个布列斯特条约”。既然列宁当年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我们今天也打算这样做。大使拒绝为这件可疑的事情充当中间人，他说：“哪怕你们退到乌拉尔，你们反正也会取胜。”
莫斯卡连科若有所思地说，“很难绝对肯定事情确是如此。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斯大林在６月底至７月初的那些日子里处于绝望状态，他坐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对贝利亚来说，捏造这一切未必有什么好处，再说，前保加利亚大使在和我们谈话时也肯定了这个事实……”
有的是机密，也有的是捏造。我援引了口头的和保存在档案中的书面证词。这是历史上的机密还是捏造——对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不过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斯大林被令人恐惧的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在战争的最初两周内显然没有表现出我国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在战争胜利以后长期而又不厌其烦地宣扬的那种“宏伟气魄”。真正的领袖、统帅，一般说来都正是在极其危险的时刻，在极端异常的环境中，在历史的危急关头表现出“宏伟气魄”的。在普通条件下当一个英雄、天才、偶像要简单得多。正如塔尔列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不过问题正在于库图佐夫在非同寻常的情况下总是在自己的岗位上。苏沃洛夫在攻占伊兹梅尔的那个夜间看到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俄罗斯人民在１８１２年非同寻常的事件来临时，看到他在自己的岗位上。”紓紞矠
人民在期待斯大林讲话。大家一如既往地信任他，把希望和他联系在一起。很可能正是这一点帮助斯大林摆脱了心理上的震荡。直到７月３日，国防委员会主席才决定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要顺便指出一点：正是在这一天晚上，德国将军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说，我们已经在１４天内打赢了对俄国的战争，这并不是夸大其词。”这个德国人显然过于匆忙了：战争才刚刚开始。许多人已经明白，战争将是十分艰难而长期的。斯大林一再修改了自己的讲稿。对他来说，最大的困难是要找到一些词句和论据来向人民解释已经发生的种种事情：失败、入侵、苏德条约的破产。在讲稿的页边空白处有斯大林用铅笔写的标注：“为什么？”、“敌人必将被粉碎”、“应该做些什么？”。这看起来像是国家的头号人物发表纲领性演说的提纲。斯大林在讲话中陈述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６月２９日决议的基本观点。
斯大林在讲话中用了许多时间来解释，实际上是替自己辩解，为什么德军能够侵占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部分领土。最后这一切都归结为一句话：“问题在于德国是发动战争的国家，它的军队已经全面动员，德国用来对付苏联的１７０个师已经开进到苏联的边界上，而且处于充分准备的状态，只是在等待出动的信号，而苏联军队则需要动员和向国境线开进。”斯大林说的敌人的精锐师团已被击溃是明显的谎话，他还谎称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德国的突然进攻……斯大林在谈到苏德条约时，只字不提丢人的“友好和边界”条约，以及首先是他本人所犯的许许多多致命的失误——这都是很自然的。当斯大林说到应当“按战时轨道来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时，他的口气已经坚定多了。他首次把这场战争称为“卫国战争”，号召“建立游击队”，“对一切扰乱后方分子、逃兵、惊惶失措分子和造谣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第一次公开表示希望在反对希特勒的法西斯军队的斗争中，把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的努力联合起来。国防委员会主席在结束讲话时，宣布“国防委员会已经开始自己的工作，它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在列宁和斯大林党的周围……”紓紟矠。
斯大林已经习惯于由他自己来说“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了，而人民对此也习以为常了。由于人民对斯大林的巨大信任，他的讲话起了重要的动员作用，仿佛是简单明了地回答了人民为之苦恼的各种问题。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当时能看得比较深刻，而且看出战争初期的悲剧是斯大林专权的结果。不计其数的牺牲是“一贯正确的人”一再失误的结果。最大的怪事就是：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和严重的罪行，但是由于他所创立的体制，这些错误和罪行在人们的观念中却离奇地变成了救世主的丰功伟绩。战争初期的悲剧的主要罪犯之一，准确地说，罪魁祸首，却居然继续体现着人民的希望。是信仰“在起作用”。
后代人只会感到惊奇，苏联人民的气魄是如此宏大，居然在经历了战争最初几周的惨剧之后还能挺得住，而且取得了胜利。然而是用几百万人的生命做代价的。斯大林的“伟大”向来是以受害者为基础的，是以许许多多的受害者为基础的，以数不尽的受害者为基础的。
第二部第八章 残酷的岁月（1）
７至８月间，斯大林把政权、党权和军权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７月１０日统帅部大本营改组为总统帅部大本营，８月８日又改组为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从这一天起直到战争结束，斯大林都是最高统帅。从６月３０日起，他领导国防委员会，而从７月１９日起又兼任国防人民委员。７月初，斯大林丧魂失魄的状态开始减退，虽然在这以前，他保持着表面的镇定，因此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觉察到他的惊慌失措和压抑消沉。他的意志力的振作开始表现为积极干预正在进行殊死战争的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
往后，在刻画斯大林的肖像，其中包括他作为“统帅”的性格特征时，我将经常分析或者只是提起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某些事件。我只想提醒读者，我并没有给自己提出叙述整个战争、所有战役和战斗的任务。在许多地方我甚至不严格地遵循时间上的顺序，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突出地描绘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
战争初期，斯大林每天工作１６至１８小时，他消瘦了，变得更加生硬、偏执，甚至往往很凶狠。每天都有几十份军事的、政治的、思想的和经济的文件要向他报告，这些文件经他签署之后，就成了命令、指示、决定和决议。应当说，把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和军权全部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是有利也有弊的。从一方面说，在非常情况下，权力集中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力量来解决主要任务。从另一方面说，绝对的大权独揽就极大地削弱了各级领导人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头号人物的批准，要采取任何重大的决策、行动和步骤都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大本营里直接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只不过是两三个人。但是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完成最高统帅的委托。在战争时期，政治局委员中起过显著作用的，除斯大林外，也许只有沃兹涅先斯基、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沃兹涅先斯基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还没有受到如实的评价，他积极地处理了我国的经济问题。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担任过不同方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