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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列宁著名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代表大会选出了由１０１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尽管布尔什维克在委员会中已经占了６２个席位，但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中没有取得一致。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诺根和米柳亭认为必须同其他党派分掌政权。妥协派提出的成立社会党人联合政府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要列宁和托洛茨基参加政府。于是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斯塔索娃、托洛茨基、越飞、索柯里尼柯夫、穆拉诺夫都站在列宁一边。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的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表现得怎样呢？他起了什么实际作用？尽管他经常加入，几乎总是加入各个不同的领导机构，为什么在革命大事记中极少看到斯大林的名字呢？
我们先来看看几个证明材料。请看《斯大林传略》是这样评价斯大林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在这本书中说：“列宁和斯大林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鼓舞者和组织者。斯大林是列宁的最亲密的战友。他直接领导了武装起义的全部准备工作。各地区布尔什维克报纸上都转载过他的指示文章。斯大林常常召见各地区组织的代表，亲自训示指导，并为各地区定出战斗任务。１０月１６日中央委员会选出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起义的党总部……”紕紥矠确实只有这一些。这是明显的有意赞扬：只有列宁和他斯大林。他只是通过“召见”和“下指示”来领导工作，而这却是３０年代才有的做法和说法。传略的作者们很难说出一点具体的东西，因为斯大林在革命高潮的日子里什么也没有“领导过”，什么也没有“指导过”，也没有给谁“下过指示”，而只是执行列宁日常的指示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斯大林继续撰写一些阐述党的决定的文章。１０月２４日，当克伦斯基下令查封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工人之路报》时，斯大林同赤卫队员一道参加了保卫无产阶级报纸的战斗。于是就在当天，１０月２４日的报上刊登了斯大林的题为《我们需要什么？》的文章，在这篇完全与时代精神不符的平淡乏味的文章中他还在谈召开立宪会议的必要性。实际上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１０月１１日发表的《论时局》相呼应的，而这两个惊慌失措的人在这封臭名昭著的信中反对中央委员会关于准备武装起义的决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道，“我们举起手枪对准资产阶级的太阳穴”，并且说资产阶级在这种威胁下就不可能破坏立宪会议。斯大林在起义前夕也认为可以再重新提出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同时，他的确也论证了“必须以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政府来代替基什金—柯诺瓦洛夫政府”紕紦矠。
斯大林参加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然而，尽管斯大林进入了决定一切最重大的革命问题的党的领导“层”，但是在１９１７年他并未在任何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也没有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过任何独到的见解。他属于第二或第三领导梯队，因此后来对斯大林在革命中的杰出作用的一切颂扬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作用是杜撰出来的。
斯大林尽管进入了几乎所有的革命机构，但是几乎没有负责任何具体的工作，然而他那精细敏锐的目光注意到了许多东西。托洛茨基的干劲、加米涅夫的工作能力、季诺维也夫易冲动的性格都使他惊叹。斯大林曾几次见过普列汉诺夫，并且对他相当尊敬。普列汉诺夫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出烙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这种激烈的语句使斯大林大为震惊。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并没有到此止步。普列汉诺夫称列宁的《四月提纲》为“梦呓”，他谴责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来又谴责了布列斯特和约。普列汉诺夫受到革命洪流的冲击而陷入庸俗改良主义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对现实感到失望，因为现实不“符合”他的理论，于是他到芬兰去了。他不可能接受十月革命，但是也不想反对它。他的政治原则都是道义上的原则。
１９１８年６月４日，在有列宁参加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以及莫斯科工会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联席会议上，为已故的普列汉诺夫默哀１分钟。斯大林感到惊奇。他认为，一个公开表示不赞同他的事业的人就永远变成了敌人。因此，他认为托洛茨基在这个大会上致悼词和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悼念文章都是多此一举。……对斯大林来说，革命只是斗争。非此即彼。不是盟友，就是敌人。如果斯大林还没下决心支持一方面，那么他的非此即彼的逻辑只能使他观望，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斯大林在内心深处把向已故的普列汉诺夫致哀称为与革命者不相容的“自由主义”。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知识分子的老毛病，是“意志不坚定”的表现。党内的同志还会有机会确信这位未来的“领袖”的观点是前后一贯的。
十月武装起义过去三年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一批当年参加过十月革命的人一起参加纪念晚会。斯大林也被邀请，但他不愿参加。许多人都来了，有托洛茨基、萨多夫斯基、梅霍诺申、波德沃伊斯基、科兹明等。人们多次回忆起列宁，也谈到托洛茨基，提起过加米涅夫、加里宁、季诺维也夫、诺根、斯维尔德洛夫、洛莫夫、李可夫、邵武勉、马尔金、拉齐米尔、契切林、瓦尔登以及新世界的其他缔造者。速记记录还保存着：人们一次也没有提到过斯大林……无论谈到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还是谈到布尔什维克在士兵和水兵群众中的工作，都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提斯大林的名字，尽管未来的总书记实际上曾在一切高层机构中任职。要知道几乎上面提到的所有人和其他许多人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都奔向“阿芙乐尔”号，都拦截过克伦斯基调来的脚踏车兵大队，组织夺取银行、电报局和车站。对大家来说，斯大林还是一个执行革命机构委托的个别任务的不显眼的配角。他实际上不具备从事创造性革命活动的能力，不能像他的许多同事那样来证明自己。
未来的“专制君主”对自己的“不显眼”、作用不大，感到非常苦恼。到了３０年代只有当别人从“两个领袖”创业的角度来谈十月革命时，斯大林才感到心情舒畅。起初，革命的一些真正的英雄“遭到”冷遇、“历史性的清洗”和纠正；后来到了１９３７至１９３９年那个悲惨时期，他们的肉体也被消灭了。到了４０年代，剩下的十月武装起义和积极领导者已屈指可数了。一般来说，只有那些为领袖撰写新的“十月革命传略”的人还活着。对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期的作用越夸大，革命老战士就越少。
第一部第一章 武装起义（3）
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９年以后把斯大林当作自己进行别出心裁的批判的基本对象，当然，关于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期的活动，他写得相当尖刻。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的伪造学派》一书中说，１９１７年斯大林在各种会议上一贯一言不发。下面摘引的是托洛茨基的一段话：他通常是跟着列宁开辟的正式轨道亦步亦趋。“他没有表现过任何主动精神。他没有提出过任何独立的建议。任何具有新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紖紛矠
托洛茨基举了几件事说明斯大林一方面支持列宁，但同时又企图替加米涅夫和他在政治上的曲折路线进行辩护，包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也是这样。有一个时期，在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从图鲁汉斯克流放地回来以后，他们之间也一直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后来，特别是在３０年代，加米涅夫也好，季诺维也夫也好，在自己绝望时都企图请求斯大林念及旧“情”，但是他们对斯大林太不了解了……
１９２４年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发表了回忆已故领袖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引了下面的对话：
“１０月２５日后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问我：‘你看，如果咱们俩给打死的话，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能担当得起来吗？’
“‘也许不会被打死的。’我笑着回答。
“‘鬼知道他们。’列宁一边说，一边自己大笑起来。”
后来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回忆说：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的“三驾马车”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我写的那段话很伤他们，尽管他们没有打算驳斥这段话。事实终归是事实；列宁没有把这三个人列为自己的继承人，而提出的是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其他的人他根本没有考虑过紖紜矠。
然而我们知道，托洛茨基有强烈的虚荣心和权力欲，在他的心目中“继承”列宁担任党的领袖非他莫属，因此，他的回忆录未必可以完全相信。根据同样理由可以认为，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４年是企图事后加强自己在夺权斗争中的地位并提高自己的声望。
众所周知，斯大林对报刊上披露的任何说明他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不大而夸大托洛茨基的作用的材料，反应都十分过敏。斯大林在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种动机，这篇演说１９２８年才由国家出版社印成单行本。斯大林在自己的讲话中对托洛茨基在十月武装起义中的作用作了这样的分析。斯大林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期确实很会打仗，这的确是事实。但是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同志一个人，甚至像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