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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发生的事件。柏林对所有这样的外交姿态似乎都不放在眼里。
苏德关系开始急剧恶化，这一点斯大林早在１９４０年中期就已看到。希特勒也感到苏联的警惕性提高了。但这并未影响元首的计划。在此应当提一下，希特勒德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的特点是藏而不露，秘而不宣，诡诈多变，两面三刀。并非斯大林一个人喜欢搞秘密活动。马基雅弗利那一套手法希特勒早已尝试过了。在他的行为和方法中，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是背信弃义。元首经常采用造谣、欺骗等手段而从不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早就宣称良心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为了达到既定目的他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希特勒感到同莫斯科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便邀请斯大林访问柏林。斯大林毫不犹豫地表示：他不喜欢到国外去。许多年来，他只呆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别墅和索契这几个地方。莫斯科决定由莫洛托夫出访。临行前，斯大林同莫洛托夫及贝利亚在夜里久久地琢磨：希特勒想干什么？用什么办法能使条约“再维持一段时间”，哪怕是两年？
在柏林车站，前来迎接的有里宾特洛甫、凯特尔、莱伊、希姆莱以及希特勒的其他官员，莫洛托夫满耳听到的都是元首如何如何重视这次会面。还说，在英国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的前夕，很有必要同“德国的友邦”商谈。柏林方面想给强大邻邦的领导人吃定心丸，使他们放松警惕。
我再提醒一遍，在两个多小时的谈判中，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大谈“势力范围”、“不列颠帝国灭亡”在即，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企图以此来转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注意力。莫洛托夫故意装出一副对德国的全球计划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坚持要求对某些具体问题作出答复：为什么在德国军队即将撤出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时候，另一些德军却待在芬兰不走？为什么让匈牙利参加三国条约？……元首失去了信心。他无论怎样也不能转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注意力。莫洛托夫只是一味地表示：莫斯科现在惟一担心的就是苏德关系。谈判中，双方各唱各的调，或者直言不讳，或者拐弯抹角。希特勒陪莫洛托夫踏着柔软的地毯脚步轻缓地走到新帝国大厦大厅门口，他用手碰了一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胳膊：
“我知道历史将会永远记住斯大林。但是，它也会记住我……”
“是的，当然会记住，”莫洛托夫依旧冷淡地、毫无表情地答道。
会见令希特勒大失所望。他感到，俄国人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使这场在他们看来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晚一些爆发。难怪，当莫洛托夫离开德国后，希特勒便下令尽快将修改后的进攻苏联的计划呈报给他。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希特勒签署了２１号训令（“巴巴罗萨”计划）。斯大林还不知道，元首打算“通过装甲部队迅速向纵深楔入的大胆行动，摧毁俄国西部的陆军主力，并且要防止敌军有战斗力的部队撤退到俄国的广阔地区去”瞾矊矝矠。这是赤裸裸的战争。莫洛托夫对此也毫无察觉，他认为，战争也许将要爆发，但不是现在，不是明天。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4）
斯大林密切注视着苏方遵守苏德条约的情况。在条约签订一周年之际，苏联的报刊上登载了不少论述条约意义的文章。而德国人对这个日子却无所谓。但是一个月以后，即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８日，正值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签订一周年，柏林为此搞了庆祝活动，然而庆祝的方式十分特别。斯大林在次日看了苏联全权代表发回的密码电报后，越发对纳粹分子的肆无忌惮感到吃惊。９月２７日在新帝国大厦大厅里签署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条约。这份文件强调指出：
三国政府认为，每个民族得到它所必需的空间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
第一条 日本承认和尊重德国和意大利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第二条 德国和意大利承认和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斯大林请来莫洛托夫一起商讨这一新情况。也许，在这种危急关头能够考验出一个领导者是否真正有能力作出正确的结论了。可他们还是犹豫不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要过两三年。”斯大林头脑中形成的关于事态可能如何发展的模式仍没有改变。这种相信自己一贯正确的特点在“领袖”的每一个决定上都有所表现。我觉得，在当时的形势下必须邀请军方人士和外交人士来集体讨论问题。斯大林并不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他明白，一切讨论都不过是对他的意见进行猜测。他在自食着个人专权的苦果。他苦心经营的官僚系统只会迎合他的决定……据朱可夫回忆，有一次斯大林对前来谈话的他的机构的两名负责人不客气地说：
“同你们谈什么呢？无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总是回答，‘是的，斯大林同志’，‘当然喽，斯大林同志’，‘完全正确，斯大林同志’，‘您作出了英明的决定，斯大林同志’……”
分析一下当时的档案文件就可以看出，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一些人总是同“领袖”保持一致而极少提出什么意见甚至小的建议，如安德列耶夫、贝利亚（他最能“看透”“主人”的心思）、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谢尔巴科夫等。比较其他人来说，莫洛托夫、沃兹涅先斯基和日丹诺夫还能常常提一些建议，哪怕是谈一点看法。由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２日中央全会选出的这一届政治局（沃兹涅先斯基、马林科夫、谢尔巴科夫于１９４１年２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无论对党还是对国家来说，已完全成为个人专权的机构。斯大林在终于获得了无限权力（这是从人民那里夺来的）以后，便再也没有途径和办法来汲取精神“营养”了。这些人不同他争论，很少向他提建议，总是随声附和，唯唯诺诺。对斯大林来说，他们不过是他的高级工作人员，是他的意志的执行者。仅此而已。
然而“领袖”无人可以责怪，也没有理由去责怪。在斯大林面前奴颜婢膝，他说什么都是一味称是，这种现象是神化他和吹捧他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当时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的许多人的回忆录证明：实际上谁都不怀疑斯大林具有远见卓识。甚至当他在战争前夕作出的决定与实际情况相违背时，也没有人想过是斯大林错了。人们只是认为有些事情斯大林很清楚而自己还没有完全理解。朱可夫说：“我非常相信斯大林，相信他的政治智慧、他的远见卓识和关于在最困难的境况下找到出路的能力。而在目前情况下，非常相信他避免战争、推迟战争爆发的能力。虽然内心感到不安，但我更为相信斯大林，更为相信到头来一切都会变得像他所预料的那样。”瞾矊矞矠
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以前，斯大林较少从事外交活动。因为周围的敌对国家，充满戒心的另一个世界，难以同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不过，斯大林也很难同它们打交道。然而，随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加强，这所与世隔绝的房子不时有这个或那个“小窗口”微微打开，使人可以张望一下苏联，打上几句官腔，或者试着同“赤色分子”谈一谈。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是最早同斯大林谈过话的资本主义活动家之一。当两国之间的互助条约于１９３５年５月２日在巴黎签订后，斯大林很快就在莫斯科接见了赖伐尔。“领袖”好奇地看着这位精力充沛的人，听他自信地谈论“法国的国防政策”，说法国为了以和平为目的的合作正在敞开信任之门。斯大林当然不会知道，他面前坐着的是一个将要背上为希特勒效劳的可耻罪名的“卖国贼”。
一个月以后，斯大林会见了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埃·贝奈什。苏联领导人感到有些吃惊的是，贝奈什并没有着重去讲前不久缔结的苏捷互助条约，而是大谈“各民族应当在科学、文学、艺术方面相互接近，应当加强思想上的联系”。
西方一些咄咄逼人的报界人士常常会给斯大林留下印象，尽管他极少接见他们。即使接见，往往也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例如，斯大林记得，美国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罗易·霍华德曾连珠炮似地向斯大林提了许多问题。而苏联领袖就如下问题所作的答复也给这位美国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全世界都在谈论战争。如果战争真是不可避免的话，斯大林先生，照你看，战争将在什么时候爆发？”
“这是不能预言的。现在，战争是不经过宣战的，说打就打的。但是，爱好和平的人们可以公开进行活动，他们依靠社会舆论的威力。这是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优点。至于说到敌视和平的人们，他们就不能不秘密地进行活动。这是他们的弱点……”
由于斯大林很少会见国外的外交家和外国记者，所以每一次这样的会见都成了一件大事。据一些参加过会见的人介绍，斯大林在谈话时总是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很明确，有时为了强调自己的意思偶尔也打一下手势或眯起他那双有神的一动不动的眼睛。任何一个细节也不放过。无论是什么样的会见，斯大林通常都要在谈话结束时简短地总结一下。葛罗米柯记忆中的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个人瞾矊矟矠。
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两个月里，斯大林得到了不少消息和各种情报，说德国正在明目张胆地准备进攻苏联。侦察部门、外交官以及苏联的一些朋友都在不断地发出警告。有些消息来自美苏两国政府。１９４１年４月，当上了英国首相的丘吉尔特意写信告诉斯大林，德国军队正在大批地调往东部。斯大林仔细看了这份情报，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