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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充的是，就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通过了斯大林亲自作了大量修改和补充的决议。它实际上成了处理类似案件的政治指示和方法指南。全会不单单赞成斯大林关于当前阶段“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观点，而且上了一堂课，告诉人们应当怎样对“敌对”行为作出反应。决议包括三条。其简要内容如下：
（１）根据侦讯材料，中央全会认定，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至少了解托洛茨基总部的罪恶的恐怖、间谍和暗害活动，但是他们隐瞒了这一点，从而也助长了这一罪恶活动。
（２）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讯材料和对质，中央全会认定，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至少了解他们的学生和拥护者（斯列普科夫、莱伊特林、阿斯特罗夫、马列茨基、涅斯捷罗夫、罗金、库利科夫、科托夫、乌格拉诺夫、扎伊采夫、库兹明、萨波日尼科夫等等）组织罪恶的恐怖集团的情况，他们不但没有进行斗争，反而鼓励他们。
（３）联共（布）中央全会认定，布哈林同志给联共（布）中央的信按内容来说是诽谤性的文件，他在信中企图推翻上述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恐怖分子的供词。
鉴于上述情况并考虑到列宁在世时布哈林同志就进行过反对党和反对列宁本人的斗争（李可夫也是这样），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或意外的，因此（下面是斯大林亲笔写的。——本书作者注）“把布哈林和李可夫从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中和联共（布）党内开除出去。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紓紜矠。
第二部第六章 “人民公敌”（4）
这里已经不再称每个人为“同志”，也不再称他们为“两同志”。
但是斯大林还不能立刻收拾掉布哈林和李可夫。人民和党太了解他们了。需要一次审判案，而要使被告“成熟”到能进行审判，还需要时间。
斯大林是非凡的政治导演和剧作家。莎士比亚曾通过哈姆莱特的口说：“存在还是不存在？”而他不一样，在他身上没有两难推理。他的可怕的政治性格的这个特点是需要强调指出的，因为哈姆莱特的两难推理只涉及哈姆莱特。而斯大林是在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因此“领袖”的胜利变成了人民的可怕的悲剧。
中央全会的决定变成了强大的推动因素。还在１９３７年３月份，各共和国和各州就举行了党委全体会议。会上不仅传达了“领袖”的指示，而且报告了执行这些指示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下面是日丹诺夫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５日在列宁格勒作的报告中的几段话：
“布哈林和李可夫原来同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毫无区别。这是同一帮强盗。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行为无耻、卑鄙、丑恶得无以复加。我们花了四天时间想从他们口中听到真话。可是他们丝毫不以人的态度对待党，一点这样的迹象也没有。只是一味说我们无权审判他们。”接着日丹诺夫竟然在列宁格勒共产党员面前把布哈林糟蹋得不成样子。他说，布哈林绝食是演戏：“夜里１２点吃得饱饱的，到上午１０点就宣布绝食……”紓紝矠
日丹诺夫还必须讲讲在列宁格勒展开的揭露“敌人”的“工作”：“在基洛夫铁路线和十月革命铁路线发现了８个暗害集团；在市内各工厂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彼得格勒军区和党的机关发现了１０个集团……”在很短时间内，在所有的区委都发现了“敌人的巢穴”：维堡区——１３人，瓦西里耶夫岛区——１２人，基洛夫区１２人……共计２２３名党的工作者。“请想一想党的机关是多么不纯！”
日丹诺夫继续用激烈的言辞渲染敌人在这个城市——革命摇篮肆虐的情景。“红色教授学院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６年有１８３名毕业生。其中３２人已被逮捕。现在留在列宁格勒的１３０人中，３人被发现是人民公敌”，紓紞矠这位斯大林的恐怖理论家和恐怖实践家在全场一片愤怒声中继续说道。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怒吼声。相反，由于恐惧，人们的困惑和痛苦却只能强忍在心，不敢流露出来。
从那时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遭受重大不幸的悲痛和苦楚却依然存在。彼尔姆的８０高龄老战士Ｋ·Ａ·库热拉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几乎每天夜里我都梦见自己年轻的时候呆在遥远的科雷马劳改营的情景，而每一次我都被吓醒……”
第二部第六章 政治“审判案”闹剧（1）
根据马太福音，人人都要受“最后的审判”。艺术家们在圣像画《最后审判》的画面上，描绘了人们为尘世人罪愆而受到的种种惩罚。强盗——上绞架，贪财的人——把滚烫的金水灌进喉咙，放荡的男人和淫荡的女人——下火焰地狱，不关心同类的神甫——直接走向地狱。这些老圣像画匠也描绘了一个张皇失措的人，他张开两臂，不知往哪里走，因为他半生是正直的，而另半生却作孽多端。诽谤者因为恶语伤人吊在绞架上。在这些圣经画上也能看到残忍而又不正直的法官；“不眠的蛆虫”贪婪地咀嚼他们的肉。但是，看了这些老画匠的创作仍然难以理解，这些不正直的法官践踏最神圣的东西——正义时，究竟出于什么动机。
对于镇压原来的和潜在的“反对派”的不正直的法官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政治审判案的总导演知道他想要什么。斯大林痛恨托洛茨基。但绝不拒绝托洛茨基的某些方法，虽然他从来也不承认这一点。请注意，在他的图书馆里实际上有托洛茨基的全部著作。其中的一本——《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他很喜欢。特别是《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节，托洛茨基在这里写道：“革命要求革命的阶级使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需要，就发动武装起义，如果有必要，就使用恐怖手段……当它（革命的阶级。——本书作者注）遇到武装阴谋、暗杀和叛乱时，它就要对敌人进行严厉镇压。镇压的形式或程度问题当然不是‘原则’问题。用恐怖手段对付不愿退出舞台的反动阶级，可能十分有效。恫吓是强大的政治手段……”紓紟矠当然，斯大林进行“大清洗”，很可能是接受了托洛茨基１５年前就已经讲出的思想。他信奉革命和内战时期的这些处方，但把它们用在了按他的话说是“社会主义已经完全胜利”的时期。毫无疑问，斯大林在国内已经不存在剥削阶级的时候也把大规模镇压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合乎情理的方法”。日丹诺夫正是这样解释斯大林在２至３月全会上的报告的主旨的：“镇压有教育作用。”紓紡矠当然，有人会问：“镇压的含义是什么？至于斯大林怎样理解镇压的实质，这未必还有疑问。说到这里，我想离题说上几句。
我的著作发表后，我收到了大量来信，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在读者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希望把斯大林的镇压放到“括号外面”。他们同意分析他的所有行动，分析他的“功绩”和“建树”，但是根本就不想提到镇压，即使提到也不过是把责任推到叶若夫和贝利亚等人身上。这就发生了传记中的一种独特的“脱层”现象：只承认这些人相信的事情。当我阅读“由于”斯大林而牺牲、而无辜牺牲的几千人的案卷时，我仿佛听到了他们从早已逝去的过去发出的呼声：永久的困惑、万分的忧郁、绝望和失望。我想，最好让这些企图为暴君辩护的人看看这些案卷。镇压——个人独裁专权的极端表现——是登峰造极的不道德行为。斯大林慢慢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走向全面的恐怖。但是他既恶毒又狡诈，他需要在党、人民和历史面前提出“开脱自己的”论据。他本来没有这种论据。他就伪造、杜撰论据，特别是借助于政治审判案。在幕后导演这些审判案的斯大林，追求着他心中明白的目的。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案之后，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３日在莫斯科开始了所谓“１７人”审判案。在这个案件中，除了皮达可夫这个被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称为“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以外，还有１６名被告。审判案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托洛茨基借助于这些人组织了暗害活动，准备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审判案经过了精心的“策划”，以至具有坚强意志的皮达可夫竟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同流亡者在奥斯陆（被告从未到过那里）的会面，说什么托洛茨基在他的“指示中提出了我们可能掌权的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战争以前掌权的可能性，第二个方案是在战争期间掌权的可能性。托洛茨基设想，据他说，通过恐怖主义的集中打击来实现第一个方案。他指的是同时对联共（布）和苏维埃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当然首先是对斯大林和他最亲密的助手，采取恐怖行动。第二个方案托洛茨基认为可能性最大，这就是军事上的失败……”紓紣矠接下去所讲的全都是这种调子。斯大林制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方法是纠缠和欺骗；制服皮达可夫和他的“同案人”的方法则是刑讯。
还有一场演出，即所谓“２１人”审判案，尤其令人痛心。在这个案件中准备镇压的是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罗森霍尔茨和斯大林暴行的其他受难者。
斯大林想借助于这些审判案对托洛茨基原来的（主要是原来的）拥护者进行最后的毁灭性打击，他谴责他们是进行“间谍、恐怖、杀人、放火活动”的“一伙暗害分子组成的寡廉鲜耻的匪帮”。托洛茨基是斯大林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主要靶子。同托洛茨基的“决斗”还在继续。决斗不能不分胜负。难怪在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等人案件的起诉书中，几页纸上托洛茨基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