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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日科夫的信不是我的信，虽然我曾一度用过契日科夫这个姓。
约·斯大林紒紥矠
斯大林本来可以补充说：他不仅用过契日科夫这个姓，而且用过伊万诺维奇、乔普尔、吉拉施维里。但是在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初有人让把契日科夫这个姓“给”别的什么人用过，一是斯大林算计了一下，这样的信并不能“抬高”他的身价。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领袖”不愿意回到过去，哪怕是暂时，哪怕是在脑海里，即使问题同列宁有关。
从革命前搞地下工作的技巧中，斯大林学到了不少看人说话的本事。他在政治局是一副面孔，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是另一副面孔，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谈话又是一副面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一下子觉察出他的这些变化，但这是客观存在。斯大林在小范围内会比他“当着老百姓的面时”表现得粗鲁。这一点，跟总书记长期共事的人可以作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家都扮演自己的有某种社会身份的角色，不管演得好不好，不管对这一点理解不理解。许多人扮演劳动者、母亲、父亲、教师、儿子、女儿这些角色很自然。感情最真挚的“演员”是孩子。但是，在社会等级上层的那些人当中，许多人扮演的就是自己。他们有时演得虚假，有时演得自然，但……都是在演自己。也许这是因为站得最高的人许多人都看得见，甚至还注意得很细。而一个人能不能支配其他的人，往往不仅取决于能力的大小，而且取决于他给人的印象，他的“外观”，他有没有领导者的魅力。在库列伊卡时，斯大林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是后来才懂得这一切的。何况在革命以前，很少有谁会去仔细端详斯大林。斯大林相貌并不感人，说话声音很低，态度温和，无论是谁也看不出这是未来的独裁者。
在巴库、库塔伊西和梯弗里斯的工作表明柯巴的组织能力不错。但是早在当时，一些目光敏锐的地下工作者就已发现，斯大林把党组织看作是实现这些或那些决定的机构和机器。布尔什维克阿·萨·叶努基泽、普·阿·贾帕里泽和斯·格·邵武勉在工人中间都比朱加施维里有名气。朱加施维里在马克思主义修养和地下工作经验方面并不比他们逊色，但在个人声望方面却明显落后于这些公认的外高加索领袖。当时他还没有一个机构（后来才有）坚持不懈地为他树立这种声望。
斯大林的流放生活行将结束。罗曼诺夫王朝的末日也将来临。当时只有少数人能够预测到，存在了多少世纪的专制制度大厦过不了一年即将倒塌，它将成为新与旧、革命与保守这两种原则进行激烈斗争的场所。在这场斗争中，有一个人——在俄国，人们对他的正面和侧面暂时还很不熟悉的一个人，也将起到自己的作用。
第一部第一章 武装起义（1）
列宁到来之后，斯大林的作用开始变得更明确了：他经常执行党的领导委托的各项任务。斯大林在幕后活动，很少在革命群众中露面。对于担任保密问题方面的领导，同各委员会建立联系，处理准备武装起义各阶段的日常事务，他倒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在历史的屏幕上，还看不见他的并不高大的形象。
６月３日至２４日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非布尔什维克的机构。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孟什维克１２３人（包括１６名候补委员），社会革命党人１１９人（包括１８名候补委员），而布尔什维克仅５７人（包括２２名候补委员）純紥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除了列宁、捷尔任斯基、加米涅夫、波德沃伊斯基、邵武勉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还有斯大林。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的决定都是妥协性的。在７月和平游行示威遭到临时政府镇压之后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情况很清楚，通过和平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行了。后来列宁写道：“我们党履行了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在７月４日那天和义愤填膺的群众走在一起，竭力使他们的运动，使他们的行动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因为在７月４日还有可能使政权和平地转归苏维埃。”純紦矠然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与调动士兵去镇压和平游行示威的临时政府相勾结，他们已经“滚到了可憎的反革命泥潭的深底”。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结束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来到了。
斯大林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安排列宁转入地下。有一段时间列宁住在阿利卢耶夫的家里。７月初，在这里举行了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除了列宁、诺根、奥尔忠尼启则、斯塔索娃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斯大林也出席了会议。会上就如何对待当局要求“出庭受审”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大家都知道列宁在这次会议前曾经表示：“一旦政府发布逮捕我的命令而这一命令又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我就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的逮捕地点去。”紕紛矠对这个问题意见很不一致。起初许多人表示赞成出庭受审，不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要作出明确的保证。但是米·伊·李伯尔和尼·安·阿尼西莫夫（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孟什维克）声称“他们不能作任何保证”。当报刊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进行恶毒攻击时，情况就逐渐明朗了，反动势力正在策划对领袖的迫害。经过长时间地讨论，大家说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拒绝出庭受审并且离开彼得格勒紕紜矠暂时隐藏起来。起初斯大林的立场并不明确，但后来他坚决反对出庭受审。斯大林用他那特有的果断口吻明确地说：
“士官生不可能把人押送到监狱。在路上就要打死。必须把列宁同志可靠地掩护起来……”
这些话可以找到很多根据。原国家杜马成员Ｂ·Ｈ·波洛夫佐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一个被派去泰里约基逮捕列宁的军官问他：
“‘这位先生应该怎么抓，是抓活的还是大卸几块都行？’
“我笑着对他说，凡是被缉捕的人总要设法脱逃的……”
斯大林负责把列宁护送到安全地点。毫无疑问，这是考虑到斯大林搞地下工作的经验。在几个可靠的人的帮助下周密地考虑和拟定了列宁撤离彼得格勒的计划。
在这些局势极其危险、社会关系十分紧张的日子里，在斯大林个人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他认识了阿利卢耶夫的女儿娜捷施达，他未来的第二个妻子。斯大林比娜捷施达大２２岁。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末斯大林来到巴库后就认识了阿利卢耶夫一家。顺便说一下，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自己的回忆录《给友人的２０封信》中说，１９０３年斯大林救了自己未来的妻子，当时才两岁的娜嘉从海边掉下水里，是斯大林把她救起来的。对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来说，这个故事可能有点浪漫情调，还带点神秘色彩。
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回到家里，发现屋里有许多陌生人。人们开始仔细地盘问她外面的情况。姑娘激动地讲述着，外面如何传说七月起义的肇事者正是“威廉皇帝的奸细”，他们已经乘潜艇逃往德国，而其中的罪魁祸首就是列宁。当小阿利卢耶娃知道了她讲述的马路新闻的主人公就在他们家里时，感到非常不安……
集合在这里的人不再追问满脸通红的姑娘，而开始对讨论的问题进行归纳：奥尔忠尼启则和诺根建议不出庭受审是正确的，因为有人正在策划对列宁的迫害。大家决定，列宁必须化装更衣，先到谢斯特罗列茨克，然后去芬兰。列宁当年隐匿的住宅的主人阿利卢耶夫后来回忆说：
“晚上我们大家一道去海滨车站。工人叶梅利亚诺夫走在前面，他是１９０４年的党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季诺维也夫跟在他后面，离得不远，我和斯大林走在最后。火车已经停在那里……三个旅客进了最后一节车厢。我和斯大林等着火车平安开走，才转身回来。”
谢尔盖·雅柯夫列维奇·阿利卢耶夫本人的这些回忆有一点写得不够准确。送行的人中没有季诺维也夫，因为当时他自己也处于地下状态。列宁化装后，护送他的除了阿利卢耶夫外，还有一个叫维·伊·佐夫的工人和斯大林。
从那以后斯大林就成了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的中间环节之一。认为列宁信赖斯大林，给他作必要的指示，提意见，这是有充分根据的。例如，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斯大林多次见过列宁紕紝矠。当然，关于这些会见没有任何速记记录，然而列宁的思想和意愿在代表大会的所有最重要的文件中是有反映的。列宁感到欣慰的是，出席会议的代表已经代表着将近２４万名党员。党的队伍在四个月内扩大了两倍。革命领袖认为这一事实是对既定方针的正确性的重要证明。列宁的《政治形势》、《论口号》、《答复》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为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奠定了基础。在一项专门的决议中肯定了列宁不出庭受审的决定是正确的。列宁提出的武装起义的路线得到了代表大会的确认。
从那时起，尽管斯大林很忙，但他开始经常去阿利卢耶夫家；斯大林虽然冷漠无情，但是对他那纯洁天真几乎还是个孩子的未来的妻子却是一往情深。娜捷施达兴致勃勃地注视着她心目中的“老地下工作者”。
在政治舞台上他像过去一样几乎不引起人们注意。当时党一半处于地下状态。按照列宁的指示，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担任必要的工作。斯大林在群众中仍然默默无闻，但是他在中央委员会机关中的作用提高了。
与此同时，各种事件犹如秋风刮起的落叶，纷至沓来，把国家推向十月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