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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神圣家族》中有一个深刻的思想：“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⑦
斯大林发表过很多意见，正确地解释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没有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了党内集体领导的意义。例如：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他说：“个人的决定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都有发表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在任何委员会里，在任何集体中，也都有发表不正确的意见的人……我们的领导机关，即领导我们所有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大约有７０个委员。在这７０个中央委员中有我们优秀的工业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我们优秀的供应工作者、我们优秀的军人、我们优秀的宣传家、我们优秀的鼓动家、我们优秀的办国营农场的专家、我们优秀的办集体农庄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个体农民经济的专家、我们优秀的熟悉苏联各民族和民族政策的专家。”斯大林接着说：“在这个最高机构里，集中了我们党的智慧。每个人都有可能提供自己的经验，如果不这样，如果由个人来作决定，那么我们在工作中就会犯极严重的错误。”⑧不论斯大林是否愿意，但是，他最后这句话不自觉地承认了一个思想：在集体化、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在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极严重的错误”中有很多正是由于变为“统治人物”的这个人的个人决定造成的。
这首先表现在，逐步取消中央委员会工作中列宁极其重视的集体领导原则。众所周知，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六年中，根据党的准则和政治需要共召开了６次代表大会、５次代表会议和４３次中央全会。在所有这些党的会议上没有权威的压力，共产党员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阐明对某个问题的立场。通常，党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都是集体力量和智慧的成果。在制定决议的过程中注意（或者了解）各种态度和意见。就党内和党外政策的某些关键问题进行的热烈争论、妥协和大量辩论就是证明。
而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当开始突出地宣传对这个要人的个人迷信时，“领袖”采取了在制定决议中明显限制集体领导的措施。他已经不需要其他人的意见了。从１９３４年（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到１９５３年（斯大林逝世这一年），在２０年时间里，基本上是在战前，总共只召开了２次党代表大会、１次代表会议、２２次中央全会。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间隔时间长达１３年！有些年——１９４１、１９４２、１９４３、１９４５、１９４６、１９４８、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中央委员会竟没有召开一次会议！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斯大林的决定和行动方针中可以看出，他已经不把中央委员会看成他１９３１年所称呼的“最高智慧机构”，而只是把它当作党的办公厅、一个执行他的决定的方便的常设机构。事实上，党成了一架执行“统治人物”指示的听话的机器。然而，在１９２５年筹备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并审订联共（布）章程草案（修改稿）时，斯大林还强调了下面的话的特殊重要性：“例行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每两个月至少召开一次全会。”当然，生活本身作了修正。发生了一场战争，使国家变成了军营，不允许认真执行既定的准则。是可以这样来解释的，但实际上是没有重视这些准则……
列宁早在１９０５年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革命人民力求建立人民的专制制度（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而一切反动分子则捍卫沙皇的专制制度。因此，成功的变革不可能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⑨早在本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很久，列宁就只允许“民主专政”形式的“人民的专制制度”。对斯大林来说，现在所有这些关于民主、人民代表制度、集体智慧的老话仿佛一下子变得不重要了，甚至是太天真了。难道他不代表人民的利益？难道他想为自己个人谋取些什么？难道马克思主义否定领袖的作用？……惟一的领袖把一切都往自己手中抓：思想、政治意志、社会仲裁，这就逐步形成了类似政治专制的体制。
斯大林对党的统一的特殊理解加剧了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众所周知，２０年代党在执行自己政策时遇到了某些党员的非常积极的反对。这些人并非始终都是“敌人”。一些与通过的决议不同的特殊观点、立场及“方针”、“行动纲领”常常是由于对形势的别出心裁的评价、对运动前途的与众不同的理解造成的，有时则是由于一些人的性格特点造成的。但是，今天来分析一下“反对派”、“派别集团”斗争的全部特点，你就会更加相信，分歧和激烈争吵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选择具体发展民主的道路、“领袖和政党”的关系、群众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有时似乎被其他动机和词句掩盖起来了。在很多情况下，“反对派分子”只是不赞成专权、不赞成把观点一致作为精神外衣，而斯大林总是力求观点一致。我们辩证论者虽然知道，生活是在矛盾中向前运动的，可还是常常有人把不同意见当成敌对的表现。然而不正是在不同意见中反映出寻找最佳选择的愿望吗？难道盲目的意见一致不会产生教条主义者、无个性的和冷漠的人吗？
当然，在那些年中也有不少人有意识地给自己提出一些没有载入党的纲领性方针中的目标，他们信奉的通常是其他理想，在社会问题上另有所钟。在经济破坏、外部帝国主义威胁、各种反对派集团不断强大的情况下，按照列宁的提议，在１９２１年３月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著名决议。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完报告之后，代表大会要求立即解散所有派别组织。决议中明确指出，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紒紛矠这个方针在党的团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个方针不是反对不同意见和不同意见之间的斗争，而是反对那些其政治纲领同党的纲领和章程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派别组织。
斯大林常常利用这个决议来“打击”“反对派”和“不同倾向”。在他的嘴里“反对派”、“反对派分子”这些词逐渐地具有了完全固定的意思，和“敌对分子”、“敌人”这些概念等同了起来。后来，党的某些领导人同党的政策的任何分歧，哪怕是偶然的分歧，更不用说同领袖立场的分歧，都被“领袖”认定是“反党斗争”、“敌对活动”。斯大林主张统一，但不是辩证地而是教条式地去理解统一，他逐步完全取消了不同意见之间的健康斗争，共产党员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不能批评上级党的机关。党内出现了“不动脑筋的一言堂现象”。在为党的“团结一致”而奋斗的旗帜下，斯大林渐渐地、逐步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在党内生活中抛弃了民主原则。斯大林认为，统一就是执行、无条件服从指示、决心拥护上级机关的任何决定，就进一步巩固了党内的教条式思维，根除了群众的主动创造精神。对上边下达的旨意稍有违背，常常不只是遭到谴责。１９３８年马林科夫在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上发言时引用了一个例子：当时卡尔梅金的萨雷钦党组织将共产党员库谢夫开除出党。在政治常识课上给库谢夫提了一个问题：
“我们能否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里可以建成，我们也一定能把它建成。”库谢夫回答。
“那我们能否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呢？”
“我们能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
“而完全的共产主义呢？”
“我们能够建成。”
“我们能够建成彻底的共产主义吗？”
“彻底的共产主义，”库谢夫思索了一下，“没有世界革命未必能建成。不过，我要看看《列宁主义问题》，看看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是怎么写的。”紒紜矠
就这样，由于最后一个回答，由于自己的疑问，库谢夫被开除出党并撤销职务。但是，马林科夫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教条主义的表现，不是要求宗教式的政治观点一致这种个人崇拜现象，而是暗藏在“每个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的“敌人的阴谋诡计”。库谢夫在观点一致中犯了一点“偏离”的错误，而“敌人”立即利用这一点，把他开除出党。这就是马林科夫的逻辑。
第二部第五章 “统治人物”（2）
这样的解释歪曲了对统一的民主的理解，即在要求统一集体意志的同时也允许自由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关于统一的决议中规定：“党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紒紝矠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如果试图发表新的建议和倡议，或者对党的政策的某些方面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