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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投票、公民投票、民意测验、领导人必须报告工作的问题，没有提出党的干部要严格更替以及民主“工艺学”的其他方面等问题。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是，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质在于民主、人道主义、自由和公正的统一。
对列宁主张的实行广泛民主的根本立场的逐渐背离，不可能不在苏维埃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所反映。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形、个人迷信反常现象和对权力的滥用，其深刻根源正是在这里。但是，十月革命的思想电荷如此不可战胜，以致一切教条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滤波器和绝缘器都不能把它完全消除，完全消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这一点，懂得这一点。这完全不是为了说明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不是永恒的。现在和未来都会逝去。看来只有过去才是永恒的。而过去常常给未来发指示。今天，未来是这样的，一方面，只要我们还没有解决亟需了解以前的情况这个问题，我们就难于实现我们的理想。另一方面，必须看到，过去教导人们要有维护真理的勇气和能力。只要真正凭良心行事，总是会有成功的希望的。
必须正确地指出，当时正在建立的社会的政治制度异常重视用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居民和青年一代。树立理想的“新人”形象，模仿未来个性的某种模式，成了一种流行的风尚。早在２０年代，尽管官僚主义倾向已开始加剧，如何从意识形态方面改造社会的问题仍然摆在头等重要的地位。生活方式简朴，在日常生活中要求不高，随时准备响应社会的各种口号，深恶痛绝市侩习气、发财贪欲，跟惟利是图完全异趣的高尚情操——这一切为２０年代、３０年代、４０年代和更晚年代的人所具有的特征证明：官僚主义并没有扼杀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身上的优秀品质。人们有着坚强的信仰。
列宁的原则在官僚主义积淀和教条主义框框的压制下并没有完全消失。他的思想，虽然不时遭到阉割，使人不能看见全貌，但是在为选择创造新事物的途径和方法的斗争中仍是主要的武器。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各种矛盾，富有戏剧性，但是国内存在着决心捍卫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初阶段的战略和策略的力量。
黑格尔认为，命运作为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力量主宰着一切。神学家们补充说，这是某种外部的力量，它知道每个人的未来，引导每个人沿着一定的小路走向自己生命的尽头。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没有离开党的指挥桥楼转入某个人民委员部，而是违背他永远也理解不了的黑格尔的思想，把命运掌握到了自己手中。但是，当时谁也不能预测，布尔什维克党第一任总书记斯大林在历史上将起什么样的作用。当时谁能够说，他那不高的个头会给整个伟大事业投入如此可怕和巨大的阴影呢？
悲剧的久远的根源，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以外，还在于当时正在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制度已经包藏着隐患。那位掌握着无限权力的人物，那位贯彻别人的思想的工作人员，当时已经抱定宗旨要把按一长制原则管理这个制度的权力夺到手，而他面前又没有障碍。列宁的警告未受到重视。“老近卫军”忙于内讧而没有承担起充当集体领袖的历史使命。已经赢得的自由模糊了对未来的认识。正如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在他的哲学自传习作中所说：“俄国革命的经验证实了我很早就有的一个看法，即自由不是民主性的，而是贵族性的。起义群众对自由不感兴趣，他们也不需要自由；他们无法忍受自由的重负。”紘紤矠这一看法虽然值得商榷，但从下一方面来看还是正确的，这就是：无论是“群众”还是“老近卫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会像列宁所教导的那样支配已经争得的自由。未来像往常一样笼罩着一片烟雾……
过去那不可逆转的过程和秘密尚且是个谜，而未来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更难意料了。
第一部第三章 选择与斗争
社会诞生的痛苦过程还在继续。而生活一天天在流逝。许多人的命运和各种情况、冲突交织在一起。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的信心失而复得。在列宁逝世前，他对功名大概没有认真想过，但列宁逝世后……很难有把握地说，他当时就已相信能够实现看来不大可能的希望。人的内心世界在很多时候常常是个谜。
１７９３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在行刑前一分钟（也许更少），路易·卡佩特问刽子手：“拉彼鲁兹有消息吗？”（拉彼鲁兹的环球探险队已经四年多杳无音信，后来查明是永远失踪了。）人的内心深处的确神秘莫测：再过一刹那，路易十六就不复存在于人世了，但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命运，却是拉彼鲁兹……谁也没有打算把斯大林推上断头台，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今后的计划。他当时有这些计划吗？
斯大林的图书馆是１９２０年起在他克里姆林宫中小小的住宅里慢慢建立起来的，藏书大部分是革命前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卢森堡、列宁、空想社会主义者等的著作集；托尔斯泰、迦尔洵、契诃夫、高尔基、乌斯宾斯基等人的书；还有宾什托克、宗捷尔、霍布森、肯沃尔季、坦希列维奇等人的现在鲜为人知的一些著作。其中的许多书并不只是这个简朴住处的摆设。书里有可能有斯大林用铅笔作的标记和划的着重线。
在拿破仑的《我的思想》中，在这位皇帝回首往事的一句话的页边上画着一道粗线：“正是在洛迪城下的晚上，我坚信自己是个非凡的人，我对取得功名、完成我以前只是幻想的伟大事业充满信心。”①斯大林在违背列宁的意志而保住自己的总书记位置时是否感受到了自己的“洛迪”呢？也许，对于斯大林的政治野心来说，这的确是高潮时刻：４５岁的总书记感到，在列宁逝世之后，他绝不比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的同伴们差。
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在他偶尔到祖巴洛沃自己的郊外别墅休息时想得愈来愈多了。２０年代初，莫斯科近郊有几百座“失势的人们”抛弃的庄园、住宅、别墅。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逃到了国外；一部分人在血腥的内战中死了；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这些“资产阶级奢侈”的标志物干脆被没收了。这些房子中有许多用作了医院、孤儿院、仓库和大量的、日益增多的国家机关的疗养院。离乌索沃车站不远约有几十座别墅。其中一座从前属于石油企业主祖巴洛夫的别墅分给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米高扬也住在这里，稍晚一些时候住在这里的还有加马尔尼克以及党、政、军的其他领导人。
１９２１年斯大林家里生下了儿子瓦西里，几年之后斯维特兰娜出世。后来，前妻的儿子雅可夫也来这里居住。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施达·谢尔盖耶芙娜——据我们所记，她比自己的丈夫年轻２２岁——以年轻主妇的献身精神和热忱操持起简朴的家庭生活。在妻子参加工作（她先是在《革命和文化》杂志编辑部、继而在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后来到工业大学学习）以前，一家人仅靠斯大林的工资，生活过得非常节省。有一次吃饭时斯大林突然对妻子说：“我从来不爱钱，因为通常我总是没有钱。”在翻阅斯大林的档案材料时，曾有趣地读到斯大林给斯塔索娃写的证明他收到党的会计处从他下月“薪金项下”预支２５、６０、７５卢布的收据。这个人曾亲身体验到缺钱的滋味。
随后家里渐渐雇用了保姆和管家。当时既没有人数众多的警卫，也没有管理员、通信员以及几十个其他公职人员。这些人员是后来才有的。领袖们自己称他们为“服务员”，以区别于“仆人”这一资产阶级的称呼。
在革命后的头几年，斯大林像所有党的领导人一样，根据家庭开支和党内规定，生活过得很简单朴素。早在１９２３年１０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起草了一份专门文件并分发给各级党的委员会，其中申明了早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１９２０年９月）上就制定了的措施。文件规定，不许动用国家资金改善个人住宅、装修别墅、给负责人员发放奖金和实物。规定要求，要极其严格地监督党员的思想状况，“专家”和负责人员同基本劳动群众的工资差别不能太大。通报说，无视这项条例，“就是破坏民主，就是瓦解党和降低共产党员威信的根源”。文件重申了列宁制定的条例：“党员负责工作人员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薪金、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②列宁生前甚至有一个不公开的传统：中央委员把自己的稿酬上交党的会计处。
那时，党的领导人没有任何贵重物品，甚至谈论这类东西都被看成是粗俗的、小市民的、甚至是反党情调的标志。长期以来，斯大林在外表上一直保持着禁欲主义。在他死后，除几套制服、几双绱底的毡靴和一件打着补丁的农民皮袄外，实际上没有私人物品。他不爱物品，爱权力，只爱权力！
有时星期天，如果情况允许，大家就一起聚会，常常是在斯大林家里。到这里来的有布哈林夫妇、奥尔忠尼启则、叶努基泽、米高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他们常常带着妻子和孩子。在布琼尼的手风琴伴奏下，大家唱着俄罗斯民歌和乌克兰民歌，甚至跳舞……但是托洛茨基从来没有来过斯大林的别墅。
饭桌上大家长时间谈论着国内形势、党内状况、当前的国内国际事务。常来这里的还有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的岳父阿利卢耶夫。他的女婿十分尊敬他。阿利卢耶夫通常只是插上几句有关“当年”的话（他是建党时期入党的，常以此而自豪）。时常发生一些争论，有时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