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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绝望地回想起过去，回想起他们由于轻视列宁的《信》，自己把一个独裁者、后来杀害了他们自己的刽子手推上台。诚然，当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决裂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坚持原则”了。既然事关个人地位，这对政治上的孪生兄弟也就忘记了不久前为斯大林辩护的事，开始出来反对他。如我们所知，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新反对派”的领袖之一向代表们说了一些正确的话，不过为时已晚，他说：“……我确信，斯大林同志起不了把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起来的作用……”但是，大会代表们只把这一声明视为派别活动分子的又一次进攻。这两位政治家想要改变以前他们违背列宁的意愿而把斯大林保留在总书记职位上所做的一切，可惜已经办不到了。而且别的人谁也办不到。普卢塔克谈起马其顿王时曾发出感叹：如果我们认为亚历山大获得政权是命运的赐予，那就错了。我们也可以发出同样的感叹。有人帮助斯大林掌握权力。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且违背了列宁的意志。
在这种条件下，在过去的争论中遭到了惨败的托洛茨基企图“保住面子”，暂时采取了有弹性的立场。他在“十三大”的发言被季诺维也夫称为“议会式的”发言而不是“代表大会式的”发言。在他看来，托洛茨基不是在对代表而是在对党说话，并且企图“说完全不是他心里想的话”。的确，托洛茨基的发言非同寻常。发言的基本内容是反对党的机关的官僚化。为了能说服人，他援引了列宁、布哈林的话，以一个革新者、一个维护党的革命传统的战士的姿态向中央的领导发起进攻。托洛茨基断言：“群众思考问题比党慢。”为了保持党的“迅速而正确地思考问题”的能力，必须祛除像党的机关的官僚制度这样的小病痛。但是，托洛茨基把矛头对准官僚主义，原来是另有目的：托洛茨基说，正是官僚制度滋生派别活动。可见，官僚制度证明对党的司令部发动思想进攻和政治进攻是对的。换句话说，他强加于党的争论原来是对中央、省委、党的各级梯队中的官僚制度的一种回答。这种见解有一定的合理的内核。但是托洛茨基关心的主要是自己而不是党。托洛茨基依然故我：他需要有民主战士的外衣作为在口头上粉饰自己的手段，以便为他对中央方针的攻击进行辩护。虽然在党内人们没有忘记，正是他曾经是必然产生官僚主义畸形现象的“兵营共产主义”方法的倡导者之一。
可以说，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发展列宁的民主化思想的事业中就已经踏步不前了。这就埋下了后来许多悲剧的根源。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没有执行列宁最后一次表达的关于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的意志。中央委员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彻底性，对斯大林的同情者——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让步，使党后来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说句公道话，可能许多中央委员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撤换斯大林，无意中会造成印象似乎托洛茨基是正确的。如果托洛茨基不用１０月（１９２３年）挑衅使自己名声扫地的话，说不定他成功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但是，选择托洛茨基不会使列宁的多数战友满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斯大林也是靠了托洛茨基的“帮助”才保住了他的总书记的职位。
列宁只是奠定了国家和党的建设的民主基础，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加以发展。我们只举民主的一个方面为例：领导工作人员的更替。要知道，如果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职务，但是用党章规定的期限限制他的任期，那么后来那种个人迷信的反常现象还是可以避免的。维多利亚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或者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在位几十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是君主！但是，斯大林担任党和国家的首脑，事实上没受到任何东西和任何人的限制，这就不可能不导致变形。不可能！在列宁向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议《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个想法：必须革新党的领导机关，划分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的职能。民主的最初幼芽没有得到照料，逐渐被教条主义、官僚制度、机械的行政管理办法的更加茁壮的嫩芽完全闷死了。后来出现对“伟大领袖”的迷信不是偶然的。
最初看不出任何篡夺党的权力的外部征兆。恰好相反。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作斗争时，打出的口号是集体同他那种波拿巴式的作风即独裁作风、同他那种一人独占领袖地位和满足特大野心的奢望进行斗争。托洛茨基继续利用他在国内战争年代捞取的政治资本，而没有觉察到这点“资本”正在急剧减少，斯大林在批评托洛茨基妄想在领导机关中起特殊作用时，正式提出了另外一种更为进步更为民主的选择方案——“集体领导”。诚然，这种领导逐渐朝着有利于总书记本身的方向变化。斯大林已经为自己拟定了逐渐改变党的领导核心的计划。他应该从领导机关中加以清除的第一个人当然是托洛茨基。但是目前重要的是不要加速事变的发展。因此，“十三大”以后，政治局成员事实上没有变化，甚至托洛茨基也保住了他在其中的一个席位。新参加政治局的惟一的一个人就是在党内迅速赢得威望的布哈林。列宁对布哈林的评价——“全党喜欢的人物”，使他很快就被选进了党的最高机关，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有捷尔任斯基、索柯里尼柯夫、伏龙芝。而书记处却以新的面貌出现：总书记是斯大林，第二书记是莫洛托夫，书记是卡冈诺维奇。中央委员会新组成的领导核心使斯大林受到的支持更牢靠了。也许斯大林已经度过了党内升迁的最困难的时刻。他不仅没有像列宁坚决要求的那样被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而且还成功地巩固了自己在党的领导机关中的地位。
第一部第二章 悲剧由来已久（3）
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整整几十年从党的视野中消失了。它没有在《列宁文集》中发表，虽然斯大林本人答应过要做到这一点。诚然，在２０年代中期，这封《信》由于党内斗争曾几次“露面”。它甚至发表在党的“十五大”的通报第３０号上（印数１万多份），上面注明：“只供联共（布）党员阅读”，发至党的省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共产党党团。信的部分内容曾发表在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２日《真理报》上。因此不能说党完全不知道这个文件。但是，由于没有立即执行列宁的意志，以后要做到这一点就更困难了，这首先是因为最初斯大林还企图改变自己的所作所为，哪怕只是做给别人看。而主要的是在党的心目中他领导了中央的多数去同反对派分子进行斗争。虽然反对派常常只是表现出思想上的分歧、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但是，经过斯大林的努力，“反对派”和“派别”这些词都成了敌对态度的象征。
大家知道，党，后来几代共产党员，只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才知道列宁的“遗嘱”。这种“机密”是危险的，它们像锈蚀一样销蚀民主原则，无意间使人误以为真理可以禁锢起来。顺便指出，拉狄克在他那本１９２３年问世的小册子《俄共“十二大”总结》中写道：有些人想靠列宁晚年的信“捞取资本”，说什么“这里有某种机密”，使得人们不能发表紘紣矠。
真理越是隐瞒起来，不见光明，如历史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就越有可能被人滥用。归根到底，这种种掩盖真相的做法都是注定要破产的。但是，在弄清真相以前，却会给社会意识、政治素质和精神价值造成巨大的损害。《信》的经历再次提醒人们，谎言向来是人编造出来的，制造出来的，捏造出来的，而真理不必“制造”。它只须发现、找到、阐明、捍卫。具体说来，真理和谎言的对立之一就在于此。真理需要光明，需要许多光明；谎言总是寻找暗处、隐蔽处和“隐密处”。而斯大林酷爱搞“机密”。多不胜数的“机密”类字样很快都上了各种“公文”、公文夹和一般文件。当然，国家机密和党的机密过去一直有，看来将来也会有。但是，把一般来往书信、报告、电报、普通资料变成某种机密，就会造成一种特殊的幕障，为某些人把现实生活掩盖起来。谁也没有仔细想过，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过分保密的做法竟为一些人出卖灵魂提供了土壤。斯大林自己是一切“机密”的中心，他有时间对源源不断的消息作出个人反应。
在并非没有托洛茨基参与的情况下，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不止一次地在西方发表。最初在美国，他以前的拥护者马·伊斯门发表了文件的正文，并加上了详细的反苏性质的注释。后来３０年代在法国，俄裔法国公民、《人道报》的撰稿人波·苏瓦林再次发表了这个文件。托洛茨基一直在努力设法引起人们对《信》的注意，他从信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一些片段，把它们弄得面目全非。他在自己的晚年实际上把列宁的这个文件解释成只有一个意思：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并且建议代表们推选他托洛茨基这个最能干、最精明的人当党的领袖。他在自己的著作、文章中如此经常地重复这个论点，好像他自己也相信就是这么回事。
“遗嘱”所包含的列宁的思想为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民主措施提供了广阔的余地。当时打算大力吸收新生力量参加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提高工会、苏维埃、群众团体、人民监察机关的作用，实行领导人向劳动人民报告工作的制度，虽然那时还没有具体提出全民投票、公民投票、民意测验、领导人必须报告工作的问题，没有提出党的干部要严格更替以及民主“工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