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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了战术性的核武器——核弹头火箭，限于战场上使用；但即使是有限使用，也引起了大众的不安，因为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从未完全明确。也许最好的办法正是不弄明确。西方战略计划的混乱，也许不像某些分析家认为的那么重要。最根本的是要确保苏联进攻时将立即遭到顽强的抵抗。也许不能确定这类抵抗将很快运用、或最终导致运用核武器，但也同样地不确定是否一定不用。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十五年内，欧洲两个胜利的大国：英国与法国，为了巩固各自的帝国，手上有许多紧迫的问题要解决，而苏联与美国则在竞相加速欧洲的分裂。
在这方面，高技术代替不了基本的政治手段，全非洲与全亚洲，尤其是亚洲，他们从列宁那里学来革命化的组织工作的技术，并从毛泽东那里学会把革命组织同游击战争结合起来，以反对外国军队支持的、不受人民欢迎、压在人民头上的政府。
毛泽东的方法曾在1937—1945年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用过，并在1946—1949年间打败由美国装备的蒋介石军队的战斗中得到完善。胡志明1946－1954年间模仿毛泽东的方法在印度支那反对法国人取得显著成功；但在马来亚、新加坡，英国人由于把耐心、政治技巧与当地的有利环境结合起来，方能击败国家主义者。法国军队决定从失败中接受教训，研究了“革命战争”的概念，设计出对付的办法，试图用在自1945年以来就动荡不安的阿尔及利亚身上。但是法国人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地法国居民坚持不合作态度；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国人民明确表示不愿再支持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殖民战争；再就是因为他们采用的口号“法属阿尔及利亚”带来了无从调和的两难问题。阿尔及利亚人不能再容忍法国人的统治，正像印度人不能再受英国人统治，或一百年前意大利人不能再容忍奥地利人的统治一样。当地政府依靠外国的武器、顾问与资本，已不能得到民众的认同，后来美国在越南也发现了这个道理。
因此，到了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欧洲地平线上的军队再次缩回到保卫自己领土的规模，当然，我们已看到，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他们在社会与政治方面的问题同军事问题一样多。军队已不再像一百五十年前那样被看作是国家骄傲的体现，是国家纹章中的主干。上述高精度武器的发明逐渐使军人成为技术专家，他们的战斗力主要依靠武器的威力而不是人的力量。虽然大陆国家仍保持着征兵制，军队的核心都是掌握高技术的专家，这些专家都是从其他专业部门选拔来的，既不能轻易征调，也不容易留祝再者，维持三十年和平的结果，就像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那样，孕育出一代新人，他们对军事不感兴趣，他们轻视军事的价值，把军队看作是大可怀疑、无法理解与不屑一顾的混合物。德国尤其如此，军事传统的荣耀己黯然失色，军队难以吸引青年人的兴趣与支持。西方世界中那些在和平中诞生与成长，除了和平别的都未见过的新的一代，离开军事十万八千里，钻进了衣着打扮、头发长度与休闲生活方式等等的琐事中去了。看来自我选择最明白不过的是去追求爱情而不是战争。他们当中，越有政治意识，越对政治与社会制度中的不平等十分反感；他们愿意同外国人来往，看不到外面世界对他们有什么危险的威胁。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参加了防卫工作，尤其是参与（或默许）把核武器用于大规模毁灭行动的，被民众看作是政府从事非正义的罪恶活动的帮凶。
核时代的战争已无需征调大量经过军事技巧训练与军事学说教育的后备役官兵了。对军事怀疑、冷漠、敌对的看法散播开来，虽然对西欧军事力量并未立刻发生影响，但长期以往，必定要产生影响。看来，军事部门的自信心有可能大大降低，并将增强反对大量军事预算的社会势力；而生产武器的费用增长又势必迫使军事部门要求增加预算。人们也许可以感到宽慰的是，经过一千年武装冲突，欧洲已建立起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已有了充分的安全感，可以不再理会传统的战争价值，但这种感觉是完全靠不住的，因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是如此地参差不齐、不可捉摸，那样的自信将被证明是不成熟的。1945年以来，并未改变战争或战争威胁仍然是国家政策的有效工具这一定论。对待那些并未设置自身安全防备的民族来说，这样的工具还的确会是非常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