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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
第二天，八大臣变本加厉，不等宣召就直接入宫和两宫太后大吵大闹，要求下发批驳董元醇的谕旨，在要求被拒绝后，八大臣就以“搁车”（罢工）相威胁——既不处理奏章，也不向太后移交。这种让朝政瘫痪的做法，历朝历代从没发生过。
当时的热河，完全被肃顺一党控制，慈禧孤立无援，最后只能服软，把八大臣拟定公开批驳董元醇的谕旨下发，肃顺等人这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八大臣取得了最初的胜利。
热河风云激变，慈禧阴谋得逞（下）（3）
遭受重大羞辱的两宫太后决定尽早回京，另做打算。按丧仪，小皇帝必须日扶灵柩归京，但慈禧太后以小皇帝年龄小、身体弱为理由，要求先行归京。八大臣被刚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便轻易答应了。
这样，八大臣就被分开，肃顺等人护送咸丰的灵柩慢慢回京，而载垣、端华护送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先走，并于九月二十八日先到北京。还没进城，慈禧太后就立刻秘密召见了奕䜣，准备对八大臣痛下杀手！
随后，两宫太后声泪俱下地向留京的众大臣控诉了肃顺等人欺侮她们孤儿寡母的恶劣行径。女人的柔弱是很容易得到同情和支持的，加上肃顺得罪的人太多，大多数的大臣在奕䜣和周祖培的鼓噪下，很快倒向了两宫太后。
计划早就由奕䜣和周祖培拟订好了。周祖培当时愤懑地说：“太后为何不将他们（八大臣）治罪？”二位太后装作不解：“先帝遗诏任命他们为赞襄王大臣，能治罪吗？”周祖培说：“皇太后可先降旨解除他们的官职，再治罪不迟。”慈禧太后说：“好，就这么办。”于是恭亲王奕䜣把早写好的治罪诏书奉上，两宫太后盖印，要治八大臣的罪。
肃顺等人垮台的原因主要还是树敌太多，北京的大臣就几乎都倒向了太后和奕䜣。而且，肃顺没有得到实力派将领的支持，就连当时护送咸丰帝灵柩的胜保，这位握有重兵的将领也反对肃顺，对于这点，肃顺也不是不了解。事实上，他也试图拉拢一些实力派将领如僧格林沁为自己撑腰，但因为多年的人品太差，无人支持，甚至他提携过的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对于这场政治风暴，也都持观望态度。
据说，肃顺的门人王辏г饲鬃缘皆手杏嗡担酝祭＃谔旰螅檬肿詹杷谧郎闲戳烁觥巴弊帧６褥蟮热嗽诨毓耐局校恢笔侨俾坏木颖；ぃ╃芤淮蛲耆鞘け５木樱�
由此，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其结局可想而知。他们太相信那封遗诏了，以为那是尚方宝剑呢！
载垣和端华的表现更像是个书呆子，当奕䜣拿着对载垣、端华、肃顺治罪的诏书前来捉拿的时候，这两人还傻乎乎地质问：“我辈未入，诏从何来？”（意思是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写诏书）
侍卫们才不管谁的诏书，立刻上前将两人按倒在地，捆猪一样地送宗人府关押。当天晚上，肃顺护送咸丰的灵柩驻于密云县的时候，咸丰第七子醇郡王奕澴和睿亲王仁寿的亲兵踹开卧室大门，肃顺还和两个小妾横卧在床上调笑。肃顺被抓后，骂不绝口，“悔不早治此贱婢（慈禧太后）！”
整个政变，从计划到实施，只用了三天时间。某京师官员记载，政变当天（九月三十日），上午乌云密布，天色阴沉，风声不止，到中午才风开云散。天意如此！
八大臣最后的结果是：载垣、端华赐令自尽，肃顺被判斩立决，其余五人革职；肃顺和当年顺天科场舞弊案的柏葰一样，被斩于市口。柏葰被杀前曾说，“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冥冥之中竟似有报应！
政变成功后，慈禧论功行赏也不含糊，特别是奕䜣，更是备极恩宠，一月四赏。按记载，十月一日，授奕䜣为议政王、军机处行走；初二日，授奕䜣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初八日，赏奕䜣食亲王双俸；初九日封奕䜣的长女为固伦公主。
政变成功的第九天，小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原来的年号“祺祥”弃之不用，改为“同治”。
历史在这里划了个重重的顿号。
孽龙出海潭自深，山雨欲来风满楼（1）
农民造反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洪秀全出山的时代，一如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揭竿而起的时代，李自成、张献忠等枭雄逞强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周期率的表现。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大帝国，国民对土地的依赖严重，财富的积累非常缓慢，但凡遇到大的天灾，加上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必然会有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杀出，结果是血流成河，生灵涂炭。通过人口非正常地大量减少缓解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帝国往往又重归平衡，并开始一个新的朝代。这种历史经验，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农业大帝国特有的。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19世纪中叶，此时距康乾盛世并不遥远，距中英鸦片战争也不过十年。乱世的产生，归根结底，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晚清面临的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在清朝以前，中国的人口从来没有超过一个亿。但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特别是雍正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后，“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赋”，导致人口养育成本下降，人口急剧上升，由清初的不足一个亿，很快发展到乾隆五年（1740年）的两亿；到了道光时期，更是到了史无前例的四亿三千万。
人多地窄，在传统经济模式和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清朝时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又是些终年劳作却难得温饱的贫农。面对这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生存状态，那些稍微有点野心又不想终身困苦、死于沟壑的人，往往就要铤而走险，集体暴动了。
这时，洪秀全的横空出世，自然和这些人的要求一拍即合。洪秀全多年应试不第，一次次击碎了他对未来生活的梦想。而对于杨秀清、萧朝贵那些一无所有的烧炭党人来说，他们连吃饭都成问题，造反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好机会，他们的要求当然更为简单而直接。
造反的成本太低了。苟且偷生不过累死于沟壑，起来造反也只是掉脑袋而已，加上和他们同样情况的人又是如此之多，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当然群起一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马尔萨斯的理论指出，要解决人口膨胀问题，上帝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瘟疫，一个是战争。当然，倘若不想这样解决问题，办法还有两条：一是将多余人口移民海外，所谓殖民主义的方法；二是开发新兴产业，用开矿办厂等工业化手段来创造新的财富并吸纳富余劳动力。
但令人扼腕的是，前一条在明清时虽有少量华人前往南洋谋生，但终因政府的禁海政策而无法大量实施；而后一条的成功又需要有工业革命的基础。过去三百多年的历史证明，殖民主义和工业革命正是西欧国家发展壮大并一举超越天朝的两个法宝。如今我们回头再看，机会稍纵即逝，悔之晚矣！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偶然的，但无数的偶然，又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传统经济条件下民穷财尽的周期律现象，因为平添了一个世界经济的竞争因素，在鸦片战争后更为严重。譬如鸦片战争中，各地方政府往往强迫老百姓捐银助战，即使富庶如苏州地区，也有一年所得不够完纳以至于弃田不顾的，何况广西这样的贫瘠之地？
当时广西的情况复杂，汉番杂处，苗人有“生苗”、“熟苗”之分，汉人之间也有土居汉人与客家之别（客家人往往是后迁）。广西土地贫瘠，山多洞广，用李宗仁将军的话来说，“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汉番之争，土客之争，地痞流氓，打架杀人，械斗不休，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洪秀全本是广东花县人，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不差，洪秀全想在附近立教授徒，信的人不多。但溯西江而上，跑到广西桂平紫荆山一带的话，发动群众就容易多了。一来整个西江流域都说粤语，语言上不存在障碍；二来紫荆山一带远比广州一带贫穷，造反的成本低，条件更为有利。
另外，鸦片战争带来了世界经济的蝴蝶效应。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沿海的通商口岸扩为五口，广州十三行垄断时代的结束和上海的崛起，导致中国外贸进出口中心移往长江下游，这种效应看似不为人知，但效果明显显现并扩散。
孽龙出海潭自深，山雨欲来风满楼（2）
广西桂平、贵县一带作为广州的腹地，势必受到广州衰落的影响。譬如南岭深山的客家人，东西江流域的船民，广州衰落往往会导致无货可卖、无货可运而引发失业问题，比如杨秀清等烧炭党人。一旦失业危及生存，这些人的怒气冲天在洪秀全的教导之下，当然要化为揭竿而起！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在其中恰好起到组织作用。跟着洪天王造反的人未必明白拜上帝会的教义，但只要塑造一个共同的敌人就够了。宗教教义难以理解，但共同的敌人清廷权贵却具体而直接。正如太平军起事后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里指出的，“天下为上帝之天下，满洲为胡虏妖人，肆毒混乱，玷辱中国女子，胁制中国男子。以中国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满洲十万，可谓奇耻。现在皇天震怒，命天王扫除妖孽，廓清中夏”。
洪秀全很聪明，用了“玷辱中国女子，胁制中国男子”这句话，就足以点燃亿万汉人的怒火了。洪秀全直斥清朝皇帝为妖，革命对象明确，革命火种一旦燃起，运气好的话，必然成燎原之势。何况，广西早有天地会等提出过“反清复明”的口号，就连后来孙中山先生也接过太平天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