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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又去了哈里森贫民区和卡奈尔贫民区。在这里完全是另外的一番景象：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们用油毡纸、展平的铁皮盒搭成了一个个玩具式的小房。这里的环境看上去就像一个放大的垃圾箱．零碎的木料、纸壳箱、柳条箱、鸡栏随处可见。在高低不平的泥路上，连一棵枯萎的小草都见不到，只有几棵无精打采的常青树在寒风中抖动着，其中的一棵可能会被用作圣诞树，因为只有它的树枝上看不到任何垃圾和破塑料袋。所有住在这里的人，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一脸菜色，身上的衣服已经脏得见不到本色了。他们无奈地说，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也很愿意洗洗衣服。不过从孩子和孕妇的数量来看，他们这个微不足道的希望是很难实现的。
不过像这样又脏又乱的贫民区对我的调查工作十分有利。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有许多破产的人搬到了这里，大公园区和林肯公园区的许多流浪者抵挡不住严寒也搬了进来。如果吉米·比姆真的搭乘货车来到了芝加哥，在他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很可能来这里讨得一席安身之地，所以这里的人最有可能见过这名妄想在大城市闯出一片天下的男孩。
可是，哈里森和卡奈尔的居民都没有见过吉米·比姆。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了洛尔——维克尔车道治理的许多站台，仍旧没有人见过照片上的这名男孩，密执安大桥下面的调查也毫无线索。我还去了火车站附近的贫民区，可是还是一无所获。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去哪里寻找这名似乎已经消失在空气里的男孩。大约在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我决定结束这周末的“大搜寻活动”，回到我的办公室和邦尼一起喝例行的“睡前酒”。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又到芝加哥北部的北克拉克大街继续寻找。虽然我实在是不想再见到形形色色的流浪者，可是没有办法——在经济大萧条以前，芝加哥就有很多东倒西歪的危房和四处为家的流浪者；到了现在，更是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见到衣衫槛楼，在寒风中颤抖着的流浪者。
不过在离贫民区只有几个街区远的北密执安大街上，我见到不少身穿价格不菲的裘皮大衣，浑身上下珠光宝气的贵妇人们。她们正忙于出没在各家高级商场和珠宝店中，购买更多的高档时装和珠宝首饰。不过，在这条大街上也还有许多不起眼的当铺、廉价的餐馆、生意冷清的理发店、破败的剧院、杂乱的二手店、便宜的旅店……可是，这里的人也都没有见过吉米·比姆。
在拉塞尔大街、德尔伯恩大街、州立大街、拉什大街和芝加哥大街附近的街区里有许多下等的旅店，它们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二十五美分一夜、一美元一夜的空床……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们有区区二十五美分的话，他们就不必担心会冻毙于午夜的街头了。不过，芝加哥的那些流浪者们大多数付不起这样的一笔“巨款”。
他们既没有二十五美分，也没有见过照片上的吉米·比姆。我拿着吉米·比姆和玛丽·安的照片四处奔走，大约问了上千个蓬头垢面、衣不蔽体的流浪者和下层贫民，可是仍然一无所获。
我又去了南克拉克大街、南州立大街、西迈迪森大街找了整整一天，又去了道维斯将军为纪念他死去的儿子而建立的慈善旅馆，可还是一无所获。
我又回到了北克拉克大街。位于克拉克街和德尔伯恩街之间的华盛顿广场被称为“疯人院区”，它正好位于纽伯利图书馆的前面。如果我父亲还活着，又不幸成了流浪汉的话，那么他一定会选择这里作为他的栖身之所。因为每当到了夜晚，成群的下层民众就会走上街头，聆听那些站在临时演说台上的人强烈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并且广为宣扬无神论。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文化程度较高的流浪者涌向了这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甚至还成为激进的宣传者，这正是我父亲一心向往的地方。
不过，在白天，临时演说台一般都空着，那些晚上才讲演的流浪者大多呆在附近。从外表上看，他们与我这些天以来打过交道的流浪汉没有什么不同，同样褴褛的衣衫，同样苍白的面色，惟一的区别是这些同样衣衫褴楼的流浪者不“穿”报纸，他们大多在专心致志地读着报纸。
一名年轻的流浪汉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报纸，摆摆手拒绝了我的询问。
我又问了几个人，他们都有礼貌地告诉我，没见过吉米·比姆。
终于，一个流浪者说他好像见过照片上的人。他戴着眼镜，面色苍白，留着一头颇有艺术家气质的长发，只是不太清洁。
他平淡地说：“是的。我知道这照片上的人是谁。”
“真的？”
“是的，这是玛丽·安·比姆。她现在住在塔城的一间广播室里，我还知道她是一名演员。”
好极了，可惜这不是我此行的目的。
“好吧，谢谢你，年轻人。”我彬彬有礼地答谢道。
“这有用吧？”
“不。”
“我不是乞讨，不过我想既然我认出了照片上的人……”
我打断了他的话，“对不起，我要找的是这名男孩。”
他失望地又看了一眼照片，说道：“噢，我不认得这个男孩。你为什么不去问问玛丽·安呢？也许她知道。”
我笑了一下，回答道：“我想我会去试试的。”
他打量了我一眼，直截了当地要求道：“我需要五十美分，或者二十五美分也行，这样我可以吃上一顿午饭。”
我摇摇头，“对不起。”
他皱了皱眉，“你知道，我可不是乞丐。我回答了你的问题。”
“噢，是的。”我一边说着，一边打算转身离开。
他一下子从长椅上站了起来，他身材不高，一双蓝眼睛清澈明亮。
“我有放大镜。”他一边说着，一边从上衣兜里掏出一片厚厚的圆型镜片。
接着，他把镜片举了起来，对着太阳照了照，说道：“它能把你要看的东西放大到十亿倍。”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然后严肃地说道：“别开玩笑了。”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走到我身边，说道：“这是我自己用砂纸磨制的。”
接着，他又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神秘地小声说道：“以前曾经有人出过一千元，我都没舍得卖。要知道它可值五千美元呢！”
我轻轻地把他的手从我的胳膊上拿了下来，问他：“你怎么知道它能把东西放大那么多倍呢？”
他骄傲地笑了，说道：“我拿床上的一只跳蚤做过实验。我把一只活的跳蚤放到了我的放大镜下面，我能清清楚楚地观察到它身上的每一块细小的肌肉，每一个微小的关节，甚至连它的每一次呼吸都感觉得到。我还能看清楚它的脸，虽然它的眼睛里没有什么表情。你知道的，像跳蚤这样低等的小爬虫，它的智商几乎是零。”
我又笑了笑，“是的，我听说过。再见了，年轻人。”
他还在我身后大声喊着：“普通的放大镜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
当然，他在骗人。
那一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在彻底喝醉以前，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摆脱这件该死的寻人案。
在下个星期，我就要出发去佛罗里达了。明天，我一定要去见玛丽·安·比姆，告诉她，我根本无法找到她的弟弟。
第十三章 塔城之行
第二天下午，我开车去了塔城。
同最新拔地而起的赖格利大厦、特泊恩大厦、麦迪那——阿瑟迪克大厦以及艾灵顿酒店这类金碧辉煌的摩天大厦相比，昔日曾经辉煌一时的高喷水塔大楼已经失去了夺目的光彩，这是一座哥特式风格的高大建筑，据说这座在那场大火中幸存下来的这座高楼将在近期被拆除了，以改善密执安大街交通拥挤的状况。
芝加哥的“塔城”地区的绰号就是根据这座大楼起的。塔城的具体界限很难说清，它占据了黄金海岸和北部区立大街的一部分，向南沿伸至大街区附近，向西伸展到克拉克大街一带，又穿过密执安街扩展到了斯里特维尔区。州立大街是横穿塔城南北的交通动脉，而芝加哥大街则是塔城东西方向的交通主干道。虽然，塔城的城区覆盖面极为广大，高喷水塔始终被视为这一区的中心。
在塔城的街道两侧有许多风格迥异的咖啡馆、美术用品商店、形形色色的饭馆和书屋，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楼上是挂着各色招牌的居室和广播电台。如同许多大城市的波希米亚区（艺术家聚居的地方）一样，这里也吸引了不少来自四面八方的艺术爱好者和好奇的游客。
这是一个星期四的黄昏，天气仍旧十分寒冷，太阳整整一天都躲藏在厚重阴暗的云层后面，刺骨的北风打着旋儿从街道上吹过，凄清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着。大街上只有几个年轻的画家在匆匆赶路，他们的双手插在大衣兜里，只顾埋着头、弓着腰在漫天的风雪中向前走着，对两侧可能会激发他们创作灵感的建筑连看也不看一眼。
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迪尔·皮克尔俱乐部，而且我也不希望自己以后再一次进入这家俱乐部。在迪尔·皮克尔俱乐部里，墙上、地板上、椅子上，甚至连包鸡肉三明治的薄纸上都画满了俗不可耐的裸体画。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些令人作呕的绘画时，我就暗自发誓绝不再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不过，我现在还得呆在这个地方，因为我和玛丽·安约好了在这里见面。我坐在一张小桌的旁边，桌上没有台布，放着一支火光摇曳的蜡烛。
在我邻近的桌旁坐着几个年轻人，准确地说是三男二女。那三个男孩都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粗布衬衫和黑色的休闲毛衣；那两个女孩的头发都理得短短的，穿着黑色的长袖衬衫，外面套着深色的毛衣。他们一边喝着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