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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 秋白--从书生到领袖-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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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生活上照料不周,一旦不起,他没法向蒋介石交待;二则是企图软化瞿秋
白的革命意志,以收劝降之功。

现实的阶级利害,使敌我之间的界限这样分明。在特定的环境中,残
酷的阶级斗争,有时在迷人笑脸的掩盖下,尽管显得有些隐晦,却依然是针
锋相对的。这,确实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在宋希濂的“关照”下,瞿秋白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①宋希濂以
下大小军官都以“瞿先生”相称。瞿秋白面临的正是一场特殊条件下的斗争。
对着心地阴险狡诈,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客客气气面孔的敌人,瞿秋白则示
之以不卑不亢、亦刚亦柔的态度。

瞿秋白自少年时代起,就写得一手好字,赋得一手好诗,刻得一手好
印。那些军官们胸无点墨,又附庸风雅,求诗者不多,但对印章却是求之不
迭的。瞿秋白身系囹圄,坚持革命信念,向看守他的一些军官士兵宣传革命
道理;同时,乐得消遣,对求诗索印,一概来者不拒。狱中诗词,有表现革
命理想情操的一面,也有抒发悒结消沉的一面。因为瞿秋白毕竟是一个多情
善感,诗人气质浓厚的人。但是,他始终是清醒的革命者。敌人煞费苦心妄
图从他口中套取我党我军的机密,他却始终没有使他们有半点满意。①据
宋希濂1956 年4 月2 日所写的材料:“瞿秋白住的房间约有一丈见方,有地
板,室内有一张中国式的木床,一张书桌,二、三条板凳,一个洗脸架。伙
食是照师部工作人员一样,按那时的物价来推算,约等于现在的人民币十八
元到二十元一个月。另外有时还加几两酒。”笔者于1979 年6 月到长汀专门
去看了瞿秋白的被囚地。房屋依旧,屋前有一个宽与屋等、略微长些的天井,
原来围有与屋檐相等的高墙,今已不存。瞿秋白平时“放风”就在这小小的
天井里散步。

瞿秋白在一次回答问话时,对敌人说了一个假情况,他说:“在2 月初
有过一度会议决定了三条路线,第一是闽北和清流、宁化一带,第二是由江
口渡江向西行动,第三是雩都、兴国方面。项英、陈毅、梁柏台、何自立等
就是在决定的几条路线去活动去了,至何人任何路线,我却不明了。”这一
条“兵分三路”的材料,曾经被某些人作为瞿秋白“出卖我军秘密”的“罪
证”,大肆宣扬。事实并非如此。根据项英生前在《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
中回忆,当时根据中央2 月来电指示,苏区留守部队兵分九路,进行游击活
动。项英、陈毅同志,不久就到达江西广东两省交界的油山地区,根本不在
“兵分三路”中的任何方向。事实恰恰证明:瞿秋白虚构“兵分三路”,目
的是为了迷惑敌人,掩护我军的安全转移。至于口供中提到项英、陈毅的名
字,则是敌人早已知道的,不是什么秘密。

5 月13 日,瞿秋白被叛徒出卖后在长汀狱中写了一篇长长的“供词”。


他用很大的篇幅全面、热情地宣传和颂扬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
文教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诬蔑。与其说
这是一篇“供词”,不如说是瞿秋白对苏区充满激情的深切怀念之辞。下面
让我们引述几段文字:

初进苏区的感想,首先就是各乡各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种阶
级手里,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
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
纠正着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

例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尧(现在已经在战争中死了),他是一
个长工,二十多岁还是一个字不识的,然而三年的苏维埃革命中,他努力学
习,甚至晚上不睡觉——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间我见着他的时候,他已经能够
看得懂《红色中华》报,已经能够指导一个省政府的工作。

经济建设方面,除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一些国有企业外,农业
方面在后方也有可惊的成绩。例如去年的春耕运动教会了几万妇女犁田。苏
区去年没有灾象是事实,虽然红军扩大了好些,就是在家耕田的壮丁少了好
些,而米粮能够吃到今年秋季。。。至于民众同苏维埃政府的关系方面,只
看一九三四年五月扩大红军,九月又扩大,计划都完成了;六月和八月的收
集粮食(有借农民的谷子,有农民自己节省来捐助的谷子,有按时交纳土地
税的谷子)也完成了。苏区的生活,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八九月,还是相当
安定和充足的,不过盐贵些,布缺乏些,这是国民党封锁的关系。我见着一
般农民当时的饭菜,问他们比革命以前怎样,他们都说好些,因为分了田。
到后来,国民党的军队很多很多的围紧起来,占领了一切城市和圩场,乡村
中的生活就一天的苦起来,因为有油的地方运不出,没油的地方买不到,。。 

等等。生活一般的说,足很苦的,并没有在苏维埃革命之后立刻创造
“地上的天堂”。

这区域原来就是很贫瘠的,何况要应付这样严重的战争和封锁,这的
确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战争呵!

可以看得很清楚:瞿秋白一面热情地讴歌了苏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和人
民群众的新生活,一面严厉地谴责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反革命“军事围
剿”。

苏区发生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曾经为敌人利用进行反共反苏区的宣
传。对此,他在“供词”里给予了有力地批驳。

他写道:

自然,革命和战争难免杀人,这种肃反的工作做得“过火”,或是错误,
就会引起一种民众的恐惧和反感。可是,在我到苏区的这一年中,早已没有
这种现象。。。正是共产党中央迅速纠正了他们,。。在中央的决定之中,
决没有以残杀为原则,“越杀多越革命”、“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几岁的小孩
子都要杀”的事情。据我所知道的,就是“消灭地主阶级”的口号,也绝对
不是杀尽地主的意思。。。我在苏区没有亲眼见着“杀得满地是尸首”的现
象,也许我的“见闻不太广”。

对于王明路线的实质及其危害,瞿秋白身受其苦,是十分了解的。但
是,为了在敌人面前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他对中央的
路线说了好话。他写道:

到了苏区,使我更加感觉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全党,同以前我和


其他几个同志(如李立三)领导的时候比较起来,大不同了,工人干部也多
了,工作方式也是新的了,政治分析等等的能力也强多了。

总之,在政策方面,我虽然不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不担负着政治上的
最高领导责任,可是,以我在苏区一年的感觉而论,觉得党中央的政策和路
线没有什么错误。

瞿秋白在这篇“供词”的最后,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最后我只要说:我所写的都是我心上真实的感觉。我所见,所闻,所
作,所想的。

至于我所没有见过的,没有觉到的,或者违背事实,捕风捉影的话,
我是不写的。

我不会随声附合骂几句“共匪”,更不会装腔作势扮成共产党的烈士—
—因为反正一样是个死,何苦自欺欺人呢?!

瞿秋白这一篇“供词”,虽然也流露了某些消沉情绪,但它确实打中了
国民党的痛处。国民党的一个反动文人赵庸夫当时曾经著文评论这篇“供
词”,说是“文长四千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
想,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①这一
段文字确能说明国民党当局是深知“供词”中瞿秋白“对伪政府之鼓吹”的
份量的。①赵庸夫:《关于瞿秋白之种种》。《逸经》,民国二十六年七月,
第三十四期。

《多余的话》

从5 月17 日到22 日,六天之间,瞿秋白写了一篇《多余的话》①。
这篇自传性的文章近两万字,分为“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
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
别”等七个部分。文章开头以《诗经·黍离篇》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
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引言。这两句诗,表达了东周大夫出行至旧都镐京,
目睹宗庙宫室毁坏,尽为禾稼,感伤不已,所产生的忧国之情。瞿秋白在《多
余的话》中明确地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
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他希望人们了解他,他说:“人
往往喜欢谈天,。。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
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通观《多余的话》,瞿秋白是以关切
党的事业,怀念同志战友的真挚感情,认真地总结了一生,严格地解剖了自
己,把自己血淋淋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
也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功过,“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开的裁判”。可以说,《多
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
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
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

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
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透过这篇发自肺腑的自白,可以清楚地看到
作者灵魂中某些本质的东西。①《多余的话》最早刊于中统特务主办的《社
会新闻》第十二卷第六、七、八期(1935 年8 月、9 月出版,选载《历史的
误会》、《文人》、《告别》三节)。1937 年3 月5 日至4 月5 日出版的《逸经》
半月刊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期,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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