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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现代》第1 卷第6 期，1932 年10 月1 日。
对于苏汶，瞿秋白指出，苏汶的反对“某种政治目的”，其本身就抱有
确定的政治目的；他的“这种文章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锐利的武器。”苏
汶的文章固然巧妙，但说来说去，无非是说：“理论和行动本来是不能并存
的，文学和革命也是不能并存的，艺术和煽动也是不能并存的。”①瞿秋白
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建立真正科学的文艺理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需
要用文艺帮助革命，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即使是
前进的战士，也要努力取得文艺这个武器。“谁要劝告新兴阶级不要去拿这
种武器，他自然客观上是抱着‘某种政治目的’的，——虽然他自己都觉得
‘并没有丝毫政治臭味’。”②阶级社会中的文艺，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和
观点。“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
传。”③瞿秋白反驳胡秋原关于文艺不是“政治的留声机”、文艺阶级性应予
否定的论调，而说“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④这种“以
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反驳方法，有点失之简单。
但他本意在于强调，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作家和文艺作品的固有属
性。他仍然主张文艺是生活的反映；作家和作品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政治
是文艺的本原，文艺应从属于政治。瞿秋白强调了艺术的重要性，批评了那
种毫无文艺价值的作品，他说：“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而并不是一切
煽动都是文艺”，“并不是个个煽动家都是文学家”。
“真正能够运用艺术的力量，那只是加强煽动的力量；同时，真正为着
群众服务的作家，他在煽动工作之中更加能够锻炼出自己的艺术的力量。”
⑤苏汶关于煽动与艺术不能并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①②③④⑤《现
代》第1 卷第6 期，1932 年10 月1 日。
苏汶把文学比做“卖淫妇”，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想占有她”。
而最吃苦的是“第三种人”的“作者之群”，于是他感叹不已：“在人人都不
肯让步的今日，诚哉，难乎其为作家”。对于这种谩骂式的比附，瞿秋白尖
锐地指出：“事实上文学并不是卖淫妇，文学是附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许多
阶级各有各的文学，根本用不着你抢我夺。只是这些文学之间发展着剧烈的
斗争；新兴的阶级，从前没有文学的，现在正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学；而旧有
的阶级，从前就有文学的，现在是在包围剿灭新兴阶级的文学。剿灭不了呢？
用一点儿别致的巧妙的手段，或者毒死它，或者闷死它，或者饿死它。。而
新兴阶级的文艺运动却并不在‘霸占’或者‘把持’什么，它只要指出一些
文学的真面目——阶级性。”①至于作家，也必然具有阶级性。瞿秋白说：“作
者呢，本来就不是什么‘第三种人’。作者——文学家也不必当什么陪嫁的
丫环，跟着文学去出嫁给什么阶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
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
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
种人’。”②
①《现代》第1 卷第6 期，1932 年10 月1 日。
②《现代》第1 卷第6 期。
“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并非铁板一块。经过瞿秋白、鲁迅等的批判，
他们中间很快地发生了分化。一些人更加露骨的反动，如胡秋原投靠蒋介石，
当上立法委员，成为法西斯文化掮客。一些人，如诗人戴望舒则走上了进步
的道路。
资产阶级“新月派”文学和胡适，这时仍然散布反动的政治理论和文
艺理论。1931 年5、6 月间，瞿秋白就写了《学阀万岁》、《鬼门关以外的战
争》等文，指出“新月派”的文学，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绅商文学。随
后，瞿秋白又写了《非政治主义》、《猫样的温文》等文，反驳他们的谬论。
“新月派”与“民族主义文学”之间有过争论，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文
学”打着“祖国”“民族”招牌，未免蠢笨，不如他们自己打起“为艺术而
艺术”的旗号，更为巧妙、更加隐蔽。瞿秋白指出，“诱惑群众使他们不问
政治——这常常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①对于“新月派”创办的《声色》
杂志所发表徐志摩的《一个诗人》，瞿秋白指出这不过是“清客”对其主子
“吃租阶级”奉献的“歌声”和“色情”。②
①《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398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②《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271— 27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这时，胡适宣扬“人权”，“王道”，鼓吹实验主义。瞿秋白先后写成《鹦
哥儿》、《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人才易得》等文，揭露胡适的为
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出谋献策，甘当走狗的真面目。1933
年春，日本加紧对华侵略，平津危急，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掀起长城抗战。
这时，曾经玩过“人权”，玩过“五鬼闹中华”把戏的胡适，“又发明了第六
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及友邦，闹到东京去了。
因此，胡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帝国主义上条陈。”①按照实验主义
的哲学，胡适的条陈是：“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
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④这是背叛祖国，出卖灵
魂的无耻行径。瞿秋白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
从中国小百姓方面来说，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⑤胡适到湖南长沙
演讲，湖南省长何键一次便送给胡适五千元程仪。《字林西报》登载胡适的
言论是：“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
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
判。。”②这就是“中国的帮忙文人”胡适的“王道仁政”论。瞿秋白写了
《王道诗话》，对于已经堕落为头号文化买办，积极向当局条陈献计的胡适，
给予了严峻的批评和无情的鞭挞。瞿秋白援引了胡适的上述言论，一针见血
地说：“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吗？自然，博士的头脑
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
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拿着法律。”③胡适毕竟是博士，他和两千多年前
的孟夫子一样，嘴里吃着猪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
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
①④⑤《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422— 423 页。人民文学出版
社1953 年版。
②《字林西报》1932 年2 月21 日。
③《鲁迅全集》第5 卷，第47 页。
诗曰：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
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远庖厨。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①
①《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271— 27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这四首绝句，构成了一组绝妙的政治讽刺诗。胡适言论的反动本质，
胡适及其学说的虚伪，胡适寡廉鲜耻的行径，无一不在瞿秋白的笔下现出了
原形。唯其是诗，便有诗的艺术力量，艺术魅力，至今读来脍炙人口，令人
拍案叫绝。“可以说，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挥笔自如，剔肤见骨，当得起
讽刺艺术的佳作。”①。。
①周红兴：《瞿秋白诗歌浅释》，第171— 172 页。
三十年代初期，是瞿秋白杂文写作成就最大，数量最集中的时期，成
为鲁迅以外最杰出的杂文作家。瞿秋白从二十年代初开始撰写杂文。他在俄
国所写的《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散文集中，已有些文章带着随感录
的色彩。它们多半论从事出，寓哲理思辨于其中。除去两书中这些杂文化的
散文，还有《涴漫的狱中日记》、《猪八戒——东西文化与梁漱溟及吴稚晖》
那样的小说化的杂文。1923 年1 月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最低问题—
—狗彘食人的中国》一文，可以说是他所写的“正宗”杂文的开篇。随后，
他又以巨缘笔名发表杂文十二篇于1923 年《前锋》“寸铁”栏。这十二篇杂
文，涉及面广，诸如《二十世纪的绝妙好辞》、《康有为与许斯，梁启超与芳
泽》，《中国的花车与美国的公使》，《小小一个罪恶》等等，大多以雄健的笔
力，各逞变化之妙，冷嘲热讽，淋漓尽致。从这时到1926 年，他大约写了
四十余篇政论性杂文，发表于《向导》、《热血日报》上。1927 年到1930 年，
瞿秋白从事党的领导工作，事务缠身，杂文写作中断。从1931 年起，被迫
离开党的领导岗位，才重新拿起笔，写起杂文。同前期一样，后期杂文仍是
政治性的。无论社会批评或文艺杂感，都反映他作为共产党人和政治活动家
的敏感。他把杂文作为一种扫射旧世界的火力，一种向敌人进行战斗的武器，
因而笔力豪骋，运思敏捷，旗帜鲜明，通俗易懂，直言不讳，言必尽意。在
体裁和方法上，多姿多彩，不拘一格，或为政论性杂文，或为短评式杂文，
或为抒情诗似的杂文，或为叙事记述的杂文；随感、随笔、书评、寓言、经
传、戏曲、平话、诗话、打油诗，在瞿秋白的笔下，都运用自如，挥洒成趣，
融入了他的杂文创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