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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以妥善安排。周恩来回到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
1927 年11 月1 日，中央常委开会，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参加，主
要讨论了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问题。对于当前形势，瞿秋白说，中国革
命潮流仍是高涨的。李维汉说，目前中国革命，客观条件可以综合各地的暴
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但党的力量不适应客观条件的需要。他提出这次紧
急会议对于组织问题要下一决心，坚决地改造党，撤换一般知识分子的领导，
提拔工农分子等。瞿秋白也说，党的组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定要坚
决地提拔工人分子。这些意见显然是错误的，其中都有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
11 月9 日至10 日，在瞿秋白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时值两湖农民暴动受挫，叶贺军队失败之后。因此，会议主要任务是要指出
中国革命前途和任务、策略，加强党的组织，整顿政治纪律。会议强调批评
右倾机会主义和党内的悲观情绪，提出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
田，主张发动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次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情绪，提
出了错误的理论和策略，形成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
得了统治地位。与此同时，瞿秋白还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了《中国革命是什么
样的革命？》、《武装暴动的问题》、《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新策略》等文
章，宣传了这些错误的理论和策略。归结起来说，这些错误主要是：中国革
命是“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①，中国革命“不能不同时推
翻资产阶级”，“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②，中国革命的形
势是不断高涨，由此得出在全国实行总暴动的策略，以及在组织上采取惩办
主义政策，等等。①②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布尔塞维
克》第5 期。
在“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
都是围绕实现全国总暴动这个总的策略来进行的。十一月扩大会议后，中央
领导人于当月制订《中央工作计划》，积极推行盲动政策。中央先后布置了
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
布置两湖、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并在某些地区提出过左的政
策和口号（如11 月15 日，中央致两湖省委信，提出“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
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
而湖南某些指导者，主张烧光县城；江苏省委则要求家家户户都要参加暴动，
否则以反对革命纪律制裁）。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农民起义，以及上海
起义、武汉起义、顺直大暴动（实际上仅仅是玉田等县的暴动）。由于缺乏
群众基础，组织不善，匆忙发动，特别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些暴动都失
败了。广州起义虽然取得了胜利，占领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
是由于以城市为中心，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力主起义后坚守广州，反对把起义
队伍撤退到农村去，结果招致失败。从总的方面看，广州起义“应该肯定，
它是开始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的三大起义之一，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影
响。当然，不能否认，在起义的指导思想上也直接受了‘左’倾盲动主义的
影响。”①。。
广州起义的领导者张太雷，12 月12 日晨参加了广州市的群众大会后，
乘车回到起义总部时，敌人已占据总部，乱枪向他的汽车射击。结果，张太
雷身中三枪，最后一枪击中心窝，胸膛炸裂而死。消息传来，瞿秋白怀着极
大的悲痛，写下了《悼张太雷同志》一文，回顾了张太雷的革命生涯，痛切
地指出：“如今他是死了！我们的党在白色恐怖之下已经牺牲不少负责同志：
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王荷波。。，如今张太雷同志又做了白色恐怖之
下的牺牲了。张太雷同志死在几万暴动的广州工农兵群众与反革命军阀搏战
之中，死在领导工农兵暴动的时候。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
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
②同时，瞿秋白写了痛悼广州起义烈士的悼文《悼广州死难的五千七百工农
兵士》。③
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有所觉悟，停止了两湖年关
总暴动。虽然，中央还没有停止湘鄂赣三省暴动，又加上了河南暴动，但是
在部署上不象以前首先要夺取长沙、武汉等大城市，而是采取分区创造割据，
包围中心城市。“对盲动主义的实行来说，这是一大退步，反之，在认识上
却是不小的进步。”④应该指出，即使在犯“左”倾盲动错误的时候，瞿秋
白也仍旧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并且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他在这前后提出
要发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工农红军等。正是这些正确的见解，
使他能够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①李维汉：《对瞿秋白“左”
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②③《布尔塞维克》第1 卷第12 期。
④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1928 年2 月25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
了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
议决案》。尽管它还存在着某些重大的错误（如说革命正走向新的高潮；继
续混淆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区别；城市中心思想；缺乏自我批评，
等等），但就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来说，这个决议案起了积极作用。3、
4 月间，共产国际决议到达中国，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了会，一致表示拥
护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于4 月30 日，发出《中央
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
题》，并在实践中，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结束了“左”倾盲动错误。
对于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自八七会议以来的工作，究竟
如何评价，李维汉有公正的论述，照录如下：
八七会议产生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受命于危难之际。
……开辟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在整个临时中央政治局
时期，许多地方的农民暴动，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
直到创造和扩大工农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苏维埃政
权，成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起点。
凡此种种，都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秋白等人也实行了由八七会议开始的一些
“左”的错误，并逐渐发展到十一月扩大会议，而形成为政治上的盲动
主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的严重错误。
……应当看到，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倾冒险主
义，不同于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不同于篡党夺
权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因为我们是在执行八七会议总方针过程中所犯
的错误。①
在这次错误中，瞿秋白究竟应负什么责任，李维汉也有公允的意见：
我们也应该承认，象一切杰出历史人物都有他的缺点一样，秋白同志
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这不是他
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负主要责任，主要责任更在国际代表。况且，
当时党还不成熟，秋白还年轻，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只有二十八岁，犯错误
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而且很快就改正了。他犯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
我认为秋白是一个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
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事实上，临时中央政治局是一个五湖四海的班子。
他的弱点是在接触实际上有点教条主义。临时中央政治局顺从国际代表，他
有一定责任。②①②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至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等人，李维汉指出：
他们不仅是盲动主义和惩办主义的创造者，而且是强迫推行者。因为，
我们相信和尊重共产国际，同时也相信和尊重它的代表。据我的记忆，我们
当时对国际代表，确实是言听计从的。①
①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布尔塞维克》
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党刊《向导》已停刊多时。1927 年10 月间，
中央常委决定在上海出版中央机关刊物。22 日通过决议，定名为《布尔塞
维克》，组成以瞿秋白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编委还有罗亦农、邓中夏、王
若飞、郑超麟。编辑部设在上海愚园路京生里四一八号。这时瞿秋白住在福
煦路民厚南里附近，他每周到编辑部来，代表中央常委主持编委会议。
作为中央机关的综合性刊物，《布尔塞维克》的内容较为广泛，包括了
国内政治、国际状况、职工运动、农民暴动、中国革命问题、列宁主义理论
问题、地方通讯等，又辟有寸铁、读者之声、哀悼革命烈士等专栏。10 月24
日，《布尔塞维克》创刊号出版，先是周刊，后改半月刊、十日刊、月刊。1928
年2 月末，第十九期出版后，由于中央调整路线、方针，暂时休刊。4 月底，
瞿秋白离开上海赴莫斯科，他对刊物的领导即告结束。
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瞿秋白先后为刊物写社论、专论、评论等五
十余篇。在担任主编期间，刊物的各期社论，除一期外，都出自他的手笔。
《布尔塞维克》创刊伊始，便旗帜鲜明，集中全力揭露和打击国民党
新军阀的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