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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 秋白--从书生到领袖-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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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直隶于市政府的。

这当然是常备的组织。春夏之交,反革命武装暴乱频发,武汉政局动
荡,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严重危险的关头。瞿秋白5 月20 日写了《论中国革
命之三大问题》一文,对于革命武装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系问题,作了十
分精辟的阐述:

我们对于过去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现在更要深入,以前所谓领导
权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外的,
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领导权初创的形式已经不够了,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
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应使军队中的指挥成份继续由真正忠于
革命的成份来代替和补充,使军队本身直接关顾劳动群众的利益。

总之,无产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农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
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
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

无产阶级还应当懂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实现
的。中国无产阶级要在党领导之下,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需要
共产党之领导,所以实际上领导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最后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是
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否则,第三国际不能容纳
如此之孟塞维克病的共产党,第二半国际早已因同病而死了,第二国际因为
中国革命反对其主人,虽同主义而不敢要,第四国际也许因为我们得苏联之
助而反对。如此,我们只好准备加入第零国际罢!

瞿秋白对彭述之主义,即陈独秀主义的批判,尖锐泼辣,旗帜鲜明,
而又有说服力,有力地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保卫了中国的
大革命运动。

瞿秋白的主张,得到了不少同志的赞同。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等同志也都有力地揭露和批评了陈独秀的
右倾错误。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一般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否定了“向
西北去”的错误主张,通过了一些与陈独秀右倾主张相对立的决议案,但是
很不彻底,因此在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陈独秀本人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
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党内的权威的影响,似乎仍然起着
一定的作用。当然,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陈独秀本人的权威,因为还有比
他更大更有势派的权威。一年之后,瞿秋白把这个问题,公开地揭示出来了。
他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五次大会中正式声明:“中国的劳动群众是英勇


的斗争,因此,中国不会有孟塞维克主义”。于是五次大会“只落个模模糊
糊的一种概念:以前仿佛也并没有什么机会主义存在,以后也仿佛并不是需
要党内思想上政策上新的改变”。五大空气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合作到
底的万岁。”①。。 ①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 年4 月12 日)。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的最高权力机构,都无法彻底解决党的领导人
的错误,那么,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势必越走越远,终于断送了轰轰烈烈
的大革命运动。

十转折关头

退让,还是进攻?

1927 年5 月9 日结束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二十九人
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瞿秋白、杨之华都当选。中央政治局由七人组成:陈独
秀、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谭平山。6 月3 日,瞿秋
白补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他四人是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维汉。
瞿秋白主管中央宣传部,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中央农民委员会委员。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
这个形式来保证的。凡两党间的重大关系问题,都经两党联席会议协商决定。

出席会议的人员,都是两党的领袖人物,国民党方面经常出席者有汪
精卫、唐生智等。

6 月9 日,中共中央常委决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团会议由瞿秋白出
席。出席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人员有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等。
6 月14 日,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时,决定谭平山、李立三
也要参加会议;两党谈判,中共方面出席者为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蔡
和森、张国焘、李立三、张太雷等。至6 月30 行,中央常委又讨论了国共
两党联席会议问题,决定每周举行两次的两党联席会议,一次由陈独秀、瞿
秋白、张国焘出席,一次只有瞿秋白、张国焘出席,陈独秀不出席。大约在
7 月初,两党联席会议停止召开。

中共五大决议中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同时又有保障小资产阶级利
益,不分小地主和革命军人土地的规定。既要同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又要
进行土地革命,这是颇为矛盾的政策。汪精卫利用了这种矛盾,施展其两面
派的阴谋。他表面高谈解决土地问题,实际却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
发布一系列训令,指责工农运动“过火”,限制工农运动,反对土地革命。
沈雁冰主编的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表面上为训令作解释,实际上暗
示训令不能束缚工人农民的手足。陈独秀对此不满意,他找沈雁冰说报纸办
的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还是少登一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
和文章。

沈雁冰经常找瞿秋白谈办报中的问题,这次,又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
了他。瞿秋白说:“你就按照五大决议的精神去办。他沉思有顷,又说:我
们另办一张报!你不是说他们(按指国民党)常来干涉你的工作么?共产党
的政策要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来宣传,本来就不正常,许多话只能讲一半,不


如干脆把《民国日报》交给国民党,抽出我们的同志另办一张党报,堂堂正
正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他并且提议,新的党报由我任总编辑,另外由党中
央的负责同志组成社论委员会,负责写社论。可惜这件事,秋白考虑得晚了,
不久时局迅速逆转,办党报的事终于成了泡影。”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
大革命》。《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4 期。

当时,在城市工人运动和乡村农民运动中,除了右倾主流之外,也有
“左”的偏差。

城市工人、店员在经济斗争中对民族工商业者提出过高的要求:每年
红利分配制;强制雇用失业工人;病假工资照发;发放双薪,等等,超过了
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度。无限制的罢工、游行、集会,工人旷工,无人过问。
结果,侵犯了小店东、小业主的经济利益,造成企业倒闭,失业人数激增,
货物奇缺,物价飞涨。此外,工会有时随便捉人,戴高帽子游街;擅自关闭
厂店,强取什物;以武力解决劳资纠纷,甚至随意捕人。这使中间阶层感到
恐惧,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孤立反动派。

在农村革命中,在一些具体策略问题上也有缺点。例如将游民列入革
命先锋之中,只注重其革命性的一面,而忽略其破坏性的一面;认为革命时
期的农村没有统一战线的问题,因而对于这个时期的农民群众行动就不需要
政策约束,就可以不注意团结大多数,就不需要结成联合战线,以打击最主
要的敌人;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
出,以致“过正”到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一时传播很广,
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党的指导策略上的这些缺点,造成了农村革命中
任意指人为土豪劣绅,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
出境,等等。对谷米的平粜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酿酒,使商人、中农和小手
工业者发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觉生活不便。政府因地主借口谷米无法出
卖拒交田赋,军米收购困难,也不满阻禁办法。此外,在运动中还冲击了少
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他们的反感和不满。

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是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联合战线,最大限
度地孤立打击对象。

城乡发生的上述“左”的偏向,往往被反革命派利用来煽动反共情绪,
破坏革命团结,分裂革命队伍,加剧了形势的恶化。

5 月13 日,驻防武汉上游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经蒋介石
策动,通电联蒋反共,率部东下。17 日占领汀泗桥,19 日进至武昌附近,
武汉大震。叶挺奉命率军与夏军激战,几天后进驻汀泗桥,解武昌之围。18
日那天,在叶部已开赴前线而又胜负未卜之时,人心惶惶。当天晚上,沈雁
冰为打听前线消息,去找瞿秋白。“那时已过后半夜了,见到秋白正与陈公
博对酌,他们也在等叶挺的消息,但陈公博是借酒浇愁,而秋白则沉着肃穆;
秋白坚信叶挺出阵必胜,但也考虑到,如果相持的日子多了,武汉不能无军
队拱卫,也考虑是否从河南前线抽调第四军回来。一直等到天亮,胜利的消
息终于来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
文学史料》,1980 年第4 期。

夏斗寅叛乱发生的第二天,5 月14 日,瞿秋白在《论中国革命中之三
大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内部可能发生的机会主义危险,指出:
中国有广大的游民无产阶级群众,有好几百万的小手工业者,中国无产阶级
与这些成分及破产农民有很长期的关系,不免有受无政府主义熏染的可能。


同时指出,无产阶级应该用全力巩固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实在可以这
样肯定的说:“谁获得小资产阶级谁就胜利”。又具体指出:我们争取小资产
阶级的方法不但是防止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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