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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 秋白--从书生到领袖-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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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以及共产国际代
表维金斯基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彭述之否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以此作为放弃争夺革命领
导权的依据。

他说:“无产阶级客观上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
革命的领导者”①,既是“天然”的领导者,自然不用去力争领导权。瞿秋
白指出:中国民族工业资产阶级来源于“商业资产阶级的投资;工业地主土
豪阶级的经过商业化而渗入工业,甚至于买办阶级的部分的工业化;再则,
有各种各式的资产阶级加入工业之中当小股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
的发展,也和他在经济上发展的阶段是相应的。经济上他从商业渐进于工业;
政治上从革命渐落于妥协。”“中国无产阶级政治斗争——革命的民权独裁制
以及他们的经济斗争罢工运动,足以领导一般平民群众,这对于资产阶级是
多么可怕呵!所以他们急急乎要保存并抓住革命的领袖权,于是乎他们‘左


倾’了。尤其是五卅运动初起,上海的资产阶级积极起来,便修改上海工商
学联合会的对外条件;不久戴季陶主义便出世,国民党内形成新右派。新右
派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是很显然的;他们努力想取得学生群众,想取得革命
方面的军事势力,于是广州的‘三月二十日’便发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
级的思想,在戴季陶主义以前便已经有了:从排满主义,军阀立宪主义,国
货主义,商人政府主义,一直到戴季陶主义,虽然经过许多流变,然而终归
是民族改良主义,终归是和民族革命主义对抗的,终归是反对彻底的民权主
义的,自然更是反对阶级斗争而力避国际主义的。”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与
大资产阶级是不同的。但是,必须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营垒的危险性。
瞿秋白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可怕,不在于他的‘绝对反革命’(中国现状
之下既有带民族性的资产阶级,事实上还不绝对的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
的可怕,却在于他带着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来参加革命。。。他的口号在某
种条件之下,譬如无产阶级政党事实上不去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等类的
条件之下,有时很可以领导着小资产阶级。”①《六大以前》,第691 页。

民族资产阶级何以要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呢?瞿秋白指出:“他要争得这
领袖权,以造成他和帝国主义及地主阶级妥协之资格”;民族资产阶级幻想
“和帝国主义协商改良中国的国际地位,造成形式上的独立国家”,而实际
上,中国必将“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的附庸”。根据当前的形势,瞿秋
白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种前途: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命毁于一
旦,人民仍旧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使革
命得到胜利,并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

“第一个前途是否可能的呢?我们实际上早已答复了这个问题:如果无
产阶级政党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战术,这是可能的”。事实上,由于下
述两种情况的出现,这种可能性已经急剧增加。一是外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
诱惑,“因为帝国主义受革命的怒潮打击时,往往要找做扑灭革命的第二工
具(官僚买办阶级是第一工具,但是有时‘太白了’,太显露了)”。二是内
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机关中机会主义的妥协政策,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得寸进
尺,步步进逼。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非“天然”就有,而是要
在斗争中努力夺取。瞿秋白辛辣地写道:“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
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实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
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
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和
‘鬼’联合,其势便会失去‘人’的联盟——小资产阶级和农民。”

“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
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

当时,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的
前途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认为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应当联合的唯一民主
力量,而抛弃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抛弃工人群众。瞿秋白指出:1925
年五卅运动以后,我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妥协动摇
进行斗争,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面目,已使小资产阶级部分地脱离他们的影响。
但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似乎被革命吓坏了,重新又去负荆请罪;于是
实际上形成这样一种景象(如柳亚子所说):我们将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
级手里夺出来之后,放在地下不管了。仿佛是两个奶娘争夺一个小孩子,新
奶娘夺到了又不管,反去和旧奶娘讲和了。难怪小资产阶级之中,一部分消


沉下去,一部分仍旧回到大资产阶级怀里。这客观上是出卖革命的策略。”
瞿秋白列举了1923 年至1927 年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事实十七例。“将
这些事实一一胪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掌握
革命武装。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对农民问题给以极大的重视。
他指出,陈独秀、彭述之等“抑制农村阶级斗争”,错误地“规定农民武装
‘不可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对“农民政权的要求,也没
有明了爽快的指定行动的方针”。

他们这样作是害怕得罪资产阶级。早在1926 年9 月,北伐军已到汉口,
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上,彭述之竟说:“中国革命
难道是农民革命?”②维金斯基也说:“现在应在无党农民中让出一大部分
给国民党左派”。维金斯基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从帮助
中共建党时起,大部分时间生活工作在中国革命的环境中。但是,他实在对
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太隔膜了,以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在几乎整个中国
大革命期间,都赞助和支持了中共党内的右倾错误,这的确是耐人寻味,发
人深省的事。瞿秋白对维金斯基的意见是不满的,他带着激愤的情绪质问道:
“让给谁?让给顾孟余吗?他说农会是土匪。让给甘乃光吗?他说不要叫耕
地农有!”党的机会主义政策,已使“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让资产阶级
安然指导革命”。

瞿秋白指出:中国“‘农地革命’是中国革命之中枢。军阀统治,实际
上是大地主(官僚买办)和小地主(土豪士绅)阶级之政权,中国最大多数
的人民是农民,都处于地主阶级的半封建半农奴制度的剥剥和压迫之下。农
民的革命要求,如耕地农有,土地国有,农民政权,赋税统一,很明显的是
最民权主义的要求”。革命党对地主阶级的进攻,是为了农民土地问题的彻
底解决。农民佃户自己动手夺取耕地的行动,革命党人不应该惧怕,而应努
力去组织和领导这种进攻。

“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打击,主要的目的是要代替他而自己取得‘自
上而下’影响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所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联合战
线),应当以不破坏农民中的工作为限度,过此限度,便有与民族资产阶级
分道扬镳的天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汪精卫集团日益动摇;党内机会主
义者主张停止土地革命,规定工农群众运动需由国民党监督和指挥。瞿秋白
反对上述错误,提出“必须深入革命:农民政权与土地问题”①。马日事变
发生后,瞿秋白参加了中共湖北省委及农运负责人的会议,他明确主张用进
攻手段反击许克祥和右派的反革命暴乱,指出:“无论如何不能认‘过火’
的错,不能‘静候解决’,是要进攻”②。①②瞿秋白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
会的政治报告的附录。

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是武装
斗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争夺对军队的领导权,
实行武装斗争。他说:革命战争的军事行动之特殊方法,也是殖民地农民革
命的特征。当前,军队是民族资产阶级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劳农平民决不能
放任他永久的握住这些武力;劳农平民应当取得这些武力,然后能真正建立
革命的独裁制。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更加是以征取革
命军队为入手的主要方法。无产阶级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就不能得到革命


的领导权,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发展到现时的阶段,工人阶级征取革
命军队是尤其紧急而重要的责任了。他要求无产阶级切实抓紧军队工作,使
军队从资产阶级手里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使军阀掌握下的军队变成革命的军
队。他说:应当百倍于现今的进行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协同左派,领导
左派,去巩固革命势力于兵士群众之中;不但如此,还要和农民对于驻在地
军队一样,使工人群众(不仅只是工会)与各城市驻扎的军队发生密切的关
系,实行经常的有系统的群众政治宣传。要建立农民的武装,要对红枪会、
土匪以至反动军队进行工作,使之接受革命的影响,争取他们站到革命方面,
实现“兵民联合杀军阀”。要组织工人武装,这些武装不但应当是工会的纠
察队,而且应当是保护各城市中革命的胜利(所谓‘革命的治安’)之民警
署,直隶于市政府的。

这当然是常备的组织。春夏之交,反革命武装暴乱频发,武汉政局动
荡,中国革命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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