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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外思想史上所罕见的。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外国思潮的
大量涌入中国思想界。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民主主义到当时西方帝国主
义鼓吹的新康德主义、新实证主义，从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
金的无政府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到日本的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
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几乎所有的外国思想流派都涌上了中国的政治
思想舞台。
五四时代的青年，站在名目繁多的“新思潮”面前，他们中的大多数
人，对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局面，抱着热烈欢迎的态度，如饥似渴地吸收
着，大胆地议论着，但他们还缺乏足够的果敢把某一派学说当作自己唯一的
旗帜，即便已经对某一家学说有所偏爱，总又企望尽可能地对各家兼收并蓄，
要从各式各样的新思潮中提取他们认为最合适最理想的材料，构制出新社会
的蓝图。与同时代追求真理的青年一样，为了使古老垂危的中国回春再造，
为了使千百万象他母亲那样的好人免遭母亲那样的厄运，为了使一切人都幸
福康乐，瞿秋白重新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
在各种思潮中，瞿秋白最初是受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托
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的，后来又转向于憧憬社会主义学说，然而也是朦
胧的。这一点，我们从瞿秋白参与编辑的《新社会》旬刊（1919 年11 月1
日—1920 年5 月1 日）中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新社会》旬刊是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附属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出面创
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址座落在北京东城米市大街路西。这是一座素净典雅
的两层楼房。青年会每年夏季总要召集几百名学生到京郊的西山去举办夏令
会，“研究宗教，商榷人生问题”。
①民国二年（1913 年）举办夏令会时，有几名学生感到社会腐败，学
生应当做社会服务工作，为此首先应该组织起一个团体。由西山回到北京，
他们便在学生界组织了一个北京社会实进会，当时参加的会员约二百多人。
同年11 月开成立大会，正式制定会章，筹募经费。民国三年（1914 年）夏，
经北京当局批准立案，就在米市大街租定了几间房屋，充作会所，举办演说
会、儿童游戏场等。此后，该会会址屡经迁移，会员人数逐渐增多。
民国八年（1919 年）设董事会，聘请董事十三人，内中有四五个美国
人，其余多数是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并在社会上有些名望的人。会员以中等以
上学校的学生居多，内中也有教职员和毕业生。经会员选举产生的正副会长、
会计、书启、各部正副部长，组成职员会。1919 年夏秋，青年会准备用社
会实进会名义出版一本给青年阅读的杂志，邀请了郑振铎、瞿世英、瞿秋白、
耿匡（济之）等人做编辑。他们商量了几天，决定办一个周刊，八开本十六
页，定名《新社会》。这时，职员会长是北京大学的梁栋材，瞿世英任书启，
耿匡、郑振铎分任编辑部正副部长，瞿秋白在编辑部工作。学务部有会员三
十二人，每周开演讲会一次，请附近的劳动群众听讲，并有露天演讲团，四
出演讲；调查部有会员八十人，分段调查北京贫民的生活状况，并办学务部
调查年长失学者的数目；游艺部有会员九十人，除指导儿童游戏外，还准备
组织新剧团；编辑部有会员四十三人，编辑出版《新社会》旬刊，并准备编
辑通俗丛书、通俗周刊；交际部有会员二十六人，主要从事募捐工作②。
社会实进会“以联合北京学界，从事‘社会服务’，实行改良风俗为宗
旨。”③这是因为参加该会的青年学生们“眼看着社会上种种腐败龌龊的现
象，想尽着各人的责任，起来补救一番，完全抱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
慕虚名，也不靠着‘他力’。随时有一分力量，就做一分的事业。”④实进会
既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附属组织，其宗旨就不免带有基督教慈善救济事业的某
些色彩。但是《新社会》旬刊在瞿秋白等人主持下，远远突破了实进会的“社
会服务”、“改良风俗”的宗旨。
①《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新社会》第1 号，1919 年11 月
1 日。
②④《社会实进会现在的职员与各部工作的现状》。《新社会》第6 号，
1919 年12 月21 日。
③《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沿革和组织》。《新社会》第1 号，1919 年11 月
1 日。
《新社会》旬刊
《新社会》编辑部成员，是在五四运动中集结起来的几个青年。他们
是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许地山、瞿世英（菊农，瞿秋白的远房叔叔）。
编辑部设在青年会，由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负责撰稿和编辑，
郑振铎负责集稿、校对和跑印刷所。
发行所设在南方匠营，由青年会的一位学习干事孔某担任经理。①①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 年第12 期。
1919 年11 月1 日，《新社会》创刊，《发刊词》说：
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
但是我们应该向那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改
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的改造
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
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没有一切阶级”的自由平等，这显然是对存在着阶级对立、阶级压迫
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它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了。恩格斯曾经说
过：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
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
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②。
《新社会》的编者们，当时似乎还不了解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的
资产阶级本质，而把它当作和社会主义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的概念并赋予了
新的内容。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 卷本第3 卷，第56 页。
德莫克拉西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和延伸，既说明了当时知识
界的思想混乱，也反映了众多的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新面貌。曾经身历其境
的瞿秋白对于当时思想界的这种状况作了深刻生动的论述：
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
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
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
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
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潮的
趋向就不象当初那样简单了。政治上：虽经过了十年前的一次革命，成立了
一个括弧内的“民国”，而德莫克拉西（ladémocratie）一个字到十年后再
发现。西欧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问题，中国却还很新鲜，人人乐道，津津有
味。这是一方面。别一方面呢，根据于中国历史上的无政府状态的统治之意
义，与现存的非集权的暴政之反动，又激起一种思想，迎受“社会主义”的
学说，其实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如托尔斯泰派之宣传等。或者更进一
步，简直声言无政府主义。于是“德莫克拉西”和“社会主义”有时相攻击，
有时相调和。实际上这两个字的意义，在现在中国学术界里自有他们特别的
解释，并没有与现代术语——欧美思想界之所谓德莫克拉西，所谓社会主义
——相同之点。由科学的术语上看来，中国社会思想虽确有进步，还没有免
掉模糊影响的弊病。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 卷，第29— 3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
这种“模糊影响的弊病”，在《新社会》旬刊中找得到明显的表现。同
一个《发刊词》，当它按触到对于旧社会“怎样改造”、“改造的手段”时，
就立刻退到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轨道上去了。《发刊词》写道：
“我们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
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
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我
们改造的态度，。。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之具。
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
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
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新社会》同人的这些“社会改造”的主张，明显
地带有历史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色彩，而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背道
而驰。他们同当时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一个错误的认识一样，
就是把社会改造归结为“思想”、“道德”、“习俗”等等方面的改造，似乎只
要通过知识界对劳动群众施以“启发”、“感化”、“教育”，等到大多数人民
的思想都按照少数先进人物的意图而改造好以后，理想社会的天堂就在中国
的土地上出现了。
在《新社会》的同人中，瞿秋白进行写作、译著是很勤奋的，数量也
很可观。每一期几乎都载有他的文章，这些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在五四新文
化运动中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从《新社会》创刊到停刊，前后半年时间，他
发表在该刊上的文章（包括译文）共二十二篇。郑振铎后来回忆说：“每个
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里去一次，有时，济之也同去。我们到秋白家里
时，他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