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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从1915 年《青年》杂志揭橥科学、民主两面启蒙大
旗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出现的一股强劲有力的潮流。鲁迅之提倡“个性解放”,
其义在此;瞿秋白之重“文化救国”,其义也在此。他们都是看到中国“国
民性”之麻木、愚弱,而求通过思想启蒙运动,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觉醒
起来。
这种探索的精神,固然是极可宝贵的,但是一时很难看到效验。中国
的“国民性”既然主要是由于受到长期压迫剥削、侮辱和损害而造成的,它
的根基在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不求经济和政治上的根本解
决,希图孤立地解决精神上的疾患,当然是本末倒置。事实正是如此:1917
年11 月,俄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一个地跨欧亚的巨大的邻邦的亿万民
众获得了新生。同样是地大人多的中国,却仍旧饱受苦难贫困,而无法自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年底,北洋军阀倾全力“讨伐”孙中山依靠西南军阀在
广州建立的护法军政府;不久,西南军阀也排斥了孙中山,护法运动宣告失
败。中国的政治又走到了死胡同。瞿秋白仍在堂兄家里寄宿吃饭。“当时吃
的饭是我堂阿哥的,不是我的。这寄生生涯,已经时时重新触动我社会问题
的疑问——‘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①可是,人生,社会的种种问题,从
何处寻求满意的答案呢?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 卷,第2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
版。
苦闷到了极点时,只有那无法排遣的悒郁陪伴着他: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江南,童年,苦与乐,悲与欢,已如过眼云烟一去不返,然而却不曾
忘却;以酒为友,寻求麻木,折梅为伴,高洁自许,也只是一种想象中的慰
藉,一种在无限漫长的苦闷彷徨途程中的短暂的小驻,调子是颓唐的,愁苦
的。
在五四运动中
1919 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在这存亡攸关的时刻,5
月4 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从古城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天安门前,向中国和世
界宣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民族、领土、
国家、主权,与华夏子孙息息相通,休戚相关。民族大义和爱国激情压倒了
一切,凡是有血性的匹夫——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阶级、阶层、社团、派
系,具有不同的志趣、爱好、观念、信仰——都在爱国主义的感召和激励下,
奋起进行救亡图存的斗争。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
头!”——这是北京青年的正义呼声。“挽救危亡,死生以之,义不返顾”—
—这是上海学生的庄严誓词。
“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它表现了天津学生的爱国义愤。
“为国家,今罢市,救学生,除国贼”——它表达了上海商界的救亡心声。
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则誓作学商各界的后盾,“众心坚决,不可遏止”。他
们表示:不是为了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而是为了阻止列强侵略者把中国大好
山河变成奴役中国人民的殖民地。
五四时代是爱国志士辈出的时代,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有倡导民主和
科学以改造中国的陈独秀;有立志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中华”的李
大钊;有以大声呐喊,医治“中国的昏乱病”的鲁迅;有“时时涤旧,染而
新之”,以再造中华的毛泽东;有以使“中华腾飞”于世界为职志的周恩来;
有以“新民”、“除暴君”为宏愿的蔡和森;有歌颂“火”与“凤凰”,以求
“照彻世界”的郭沫若;有以“互助利群”来“谋求社会之改造”的恽代英,
等等。瞿秋白也是爱国志士行列中杰出的一员。他心头久经压抑的火种,即
刻同这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图存的大火连接在一起。他是俄文专修馆同学
公推
的学生代表,率领同学参加了5 月4 日天安门的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
楼曹汝霖住宅的壮举。5 月5 日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6 日,
各校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大纲,宣布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
成立。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担任学联
的评议部议员。评议部的职责是议决学联的重大事项,各校不论人数多少,
均出评议员二人。学联成立后,立即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接着,又投入
挽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斗争。5 月14 日,北京政府徐世昌被迫发
表挽留蔡元培的指令,同时却下令挽留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北京政府还
连下两道命令恐吓和镇压爱国学生,宣称“遇有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仍遵
照前令,依法逮惩”。这就更加激起了青年学生的反抗。北京学联经过多次
酝酿,在5 月18 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19 日起,实行总罢课。
瞿秋白所代表的俄文专修馆和他的朋友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等所
代表的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等,都是北京学联的组成单位,他们经常在
一起开会,进行爱国活动。
瞿秋白、郑振铎等人所在的学校,单位虽小,工作却很难开展,郑振
铎说他自己“领导不起来,特别是我几乎成了‘单干’。”①瞿秋白以阅历深,
学识博,见解新见长,在这些年轻人中间,有“少年老成”之称。郑振铎说:
“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
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天才。”
①②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 年第12
期。
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以后,大规模地开展了讲演、抵制日货提倡国货
等活动。瞿秋白率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冒着初夏的骄阳活跃在北京街头。
由十人左右组成的讲演“十人团”尤其活跃,人烟稠密的商业区、游览区和
庙会,是他们经常去的场所。讲演的题目有“爱国”、“青岛问题”、“争回青
岛”、“国民自决”、“中国现在的形势是怎么样?”、“青岛交涉失败的原
因”、“山东与全国的关系”、“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国民快醒”、“抵抗强
权”、“日本的野心和中国救亡的法子”、“五月四日”、“亡国之痛苦及救国之
方法”等等。他们的讲演是紧密地结合着现实斗争,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对
于促进群众的觉醒,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市民踊跃听讲,听到痛切处,往往痛哭流涕。
面对如火如荼的学生爱国运动,北京政府接连下令镇压。5 月21 日,
徐世昌令“屠夫”王怀庆任步军统领,将北京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瞿秋
白和朋友们的活动越来越富于斗争性和隐蔽性。他们经常在夜间开会,开会
前悄悄地零散地溜进会场,散会后又分散着悄然离去。各个学校附近,都有
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伪装成小贩、车夫、鞋匠等,监视学生们的行动。有的特
务夜间埋伏在隐蔽的角落,学生走过,他会突然叫你的名字,你一答应,他
们便蜂拥而上,把你抓走。他们用这种伎俩,抓走了一些同学。瞿秋白在斗
争中学会了机警地对付敌人,他几次甩掉了跟踪盯梢的特务。一次,他被一
个特务盯梢。
他上电车,特务也上电车;他坐人力车,特务又坐人力车跟上。他转
弯抹角地兜了很多圈子,终于把特务甩掉了。这时,瞿秋白和同学们出校活
动,常常二三人结伴同行,互相照应,以防敌人破坏。
北京政府为了扑灭五四爱国活动的烈火,在6 月1 日连发两道命令,
一道是为卖国贼曹、章、陆洗刷罪行,掩饰北京政府媚日卖国的丑恶嘴脸;
一道是诬蔑学生爱国行动“越轨”、“祸国”,限令“即日一律上课”,否则将
予逮捕法办。
学生们的严正回答是:从6 月3 日起恢复一度中断的街头讲演。倘遭
逮捕,次日加倍出动;倘再被逮捕,次日再加倍出动,直到全体学生被捕完
为止。
6 月3 日上午,北京二十多所学校各派数百名学生上街讲演。瞿秋白和
俄文专修馆的同学一起到达预定地点,开展讲演活动。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
警驱散听讲的群众,逮捕讲演的学生。当天,学生被逮者达一百七十八人,
瞿秋白也被逮捕。由于捕人过多,警察厅已容纳不下,便把在北河沿的北京
大学法科校舍临时改为拘留所。6 月4 日,有更多的学生上街讲演,又被捕
去七百多人。北大法科收容不下,又把在马神庙的北大理科校舍改为临时监
狱。瞿秋白和被捕同学一起坚持斗争,抗议军警非法捕人,要求立即释放。
6 月5 日,各校出动讲演的学生,增加到五千余人。当日,上海学生罢
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消息传来,北京政府急忙召开国务会议,被迫释放
全部被捕学生。但是被捕学生拒绝出狱,而且反拘了七名警察,留下两座军
警帐篷,作为揭露反动当局的证据。6 日,学联通告全国,控诉当局迫害爱
国学生的罪行。直到6 月8 日,学生们为准备参加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大请愿,
才离开了临时监狱,返回各校。
在全国人民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高压之下,北京政府无可奈何地罢
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辱国的和约上签字。这两件事无疑是
振奋人心的。有些人因此感到满足了,失去了斗争的积极性;但瞿秋白深感
中国仍然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他不能不出来说话。7 月17 日,他所写的《不
签字后之办法》一文在《晨报》第六版发表。
他在文末的跋中说:
仆素昧于外交大势,兹就愚见所及,有所陈述。不觉所望于政府者太
奢,即所望于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