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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犯红眼病了么？”她拉着我的手，轻轻地捏了一下。有点疼。
哈哈。知我者，老婆也。
“回家吧。”我说。
“好。”
我们正想走，却看到布朗步履不稳地走出酒店，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他大概喝多了。我们公司不大，但轮番和一百来人碰杯，即使杯子里是香槟，也是要酒量的。
“我们绕开他走吧。”太太小声提醒我。
可布朗已经看到了我们。
“你好啊，王博士。”他笑嘻嘻地喊，突然就弯下腰张开嘴，秽物吐了一地。
我们尴尬地站在一边，不晓得怎么办好。
“我没事，没事！”他仍然弯着腰，一只手扬起来在空中挥舞，又继续干呕。
太太再捏我一下，小声说：“听到没有？”’
“什么？”我努力不去看地上那片狼藉。
“他说‘我没事’时，说的是中文，还是我们那里的家乡话。”
我愣住了，都说酒后吐真言，布朗再会演戏，喝醉了酒，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
“走吧。我们回家。”太太紧拉住我的手。
是的，回家吧。那里是我们最真实的温柔乡。
车往前开，我们把窗户全打开，让冷风直往里灌。两人都不说话，各怀心事。
“他会不会就是你说的赵华？”我还是忍不住想讨论一下。
太太笑着摇头，“凭什么？就凭一句中国话？我会说几句希伯来语，难道我是犹太人？”
“J产品，M产品，假收购，一定都是他搞的鬼！”
“可能是，可能不是。”
“难道就这么算了，他害人不浅，我以前那家公司差不多要破产。”
“不算了能怎么样？为了自己，他连亲生父母都不要，这样的人你敢和他斗？”
我不同意太太的话，但也找不出反驳的活，我咕哝一句：“无论如何得试试。”
“那就试好了。”她扭头冲我一笑，语气里含着鼓励。
我的心一热，脚下一踩油门，加快了速度。
车子疾驰而去。
风清月明，明天是个大晴天。
刘鲁洁，1973年生，湘潭大学外语系毕业，获美国缅因州学院硕士学位，现居加拿大。
我无法保持住判给我的那份快乐
朱庆和
父亲躺在病床上，快死了。医生把结果告诉了大姐、二哥和我，我们早料到是这样，似乎医生的话对我们来说是画蛇添足。其实医生的意思再明显不过，让父亲快点转院，随便什么医院都行，只要不再占用这家大医院的病床。父亲虽然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却仍然作出一副与命运抗衡的架势。他死活不挪一寸地方。但父亲却不知道他已经没什么力气了，所以大姐和二哥把枯瘦如柴的父亲用床单一裹，很轻松地就撂在了我的肩头上。父亲挣扎着，努力地从被单里拱出来，露在外面的脑袋一根毛都不剩，那是化疗的结果。二哥抚摸着它，感觉就像抚摸着他的幼小的孩子的红通通的屁股。我们姐弟三个在大街上疾速而行，引得不少路人驻足观望。父亲几次提醒我，他的眼珠子快掉下来了，于是我不得不把他的身体翻过来，以使他的脸面朝上。
我们最终选择了一家中医院，医疗条件自然不能与前面的医院相比，但因为它离家最近，所以我们只能把行将就木的父亲扛到那里。离家最近，说的是离我住的地方最近，也就是离父亲住的地方最近。我还没成家，自然跟父亲住在一起。还没把父亲安置妥当，大姐和二哥就提出来要走。只有我一个人不断地楼上楼下地跑。大姐开出租，二哥开服装店，他们的生意很重要，当然他们同样知道父亲的生命更重要，但是为了表达对父亲的孝顺，他们只能那么做。大姐、二哥是这么解释的：他们假使耽搁一天或两天，生意会受到很大影响，最坏的可能将是失业、破产，无法抚养孩子。这样一来，怎么对得起父亲呢？他们没明说，但谁都听得出里面隐含的意思，那就是，父亲早晚要死，多活一天或两天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他们之所以那么做，完全是对父亲垂危生命的尊敬。父亲艰难地从嘴巴里吐出几个字，表示理解。他说，死是一个人的事。他还很平静地冲着我们摆摆手，意思是，你们忙你们的。他的话语和动作都很有深度，但我们都深深地理解了。大姐、二哥一把按住喘息未定的我，说，就靠你了。然后他们稳步跨出了病房。我没工作，一直就没工作。但自从父亲住院以来，看护他就是我惟一的工作。
医院虽然设备简陋，但尽量给父亲提供最大方便：一个人享受一间向阳的病房，定时吃药、打针、挂水、量体温，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都对父亲照顾得无微不至。当然他们不会因此而相信病入膏肓的父亲奇迹般地好起来的，他们只相信癌细胞在无情地吞噬着父亲残余的生命，甚至灵魂，他们只相信他们的热情给他们直接带来效益。因此我总要隔几天去父亲所供职的单位领取支票交给医院。父亲所花的医疗费已经高达十多万，这一笔笔小钱已经不算什么了，我去得越勤，父亲单位的人就越相信他撑不了几天了。
对父亲几个月的看护已经把我折磨死了，我的身体日渐消瘦，头脑越发昏沉。有时坐在父亲的病床前，呆呆地看着窗外。窗外的微风停在花草上面，不愿离去。我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似乎父亲的死与我毫不相关。
但濒临死亡的父亲却给我提供了惟一的便利，那就是，我终于有了足够的空间和女友小米做爱。在他住院前，我总是像野狗一般拽着小米在城中东奔西跑，找一个黑暗的角落把事情解决掉。父亲一进医院，我和小米就惊喜地意识到，他再也回不了家了。于是在散发着父亲多年气息的房间里，我们开始狂交烂媾。有时趁父亲刚进手术房的间隙，我就不失时机地回去搞一把。小米希望父亲快点死去，那样她就可以跟我在三室一厅里生息繁衍，让生活焕然一新。小米时不时到医院病房门口探探头，眼神巴望着我，还伴随着嘻嘻的笑声，意思是你父亲死了没有。父亲被她活泼烂漫的笑声所感染，就朝她招招手，意思是进来说话。但小米却一溜烟跑掉了，她害怕见到死鬼般的父亲。
随着父亲病情的恶化，我和小米做爱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时我感觉自己也病了，好像父亲的癌细胞也在吞噬着我。我逐渐表现出了厌烦情绪，本来我就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大姐和二哥都及时地开导我，说等父亲死后那三室一厅的房子还有他七八万块钱的存款肯定是我的了，他们不会跟我争的。这样一来，我自然就要辛苦一些。事情就这么简单，有什么可厌烦的呢？可我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面对我，父亲尽管气息微弱，却仍然挂念着我的前途与将来。尤其当他知道自己没几天活头了，他的教训就显得更难能可贵。他说做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快乐，快乐不是快活，快活之后就是痛苦，但快乐就不一样了，人只有快乐了，才有能力去做一些事。他谈到了他一生的变化，简言之就是，他之所以混到这个程度，完全是靠他的勤奋而获得的，而勤奋就是从他的快乐中来的。快乐是人身上最宝贵的财富，谁也拿不走。他妈逼的，谁也拿不走，你知道吗？我知道父亲一说粗话，就证明他是个快乐的人。其间他还谈及了已经去世了十年的母亲，不禁让我泪光闪烁。我盯着父亲床头前摆放的他单位送的两篮鲜花，它们开得正艳。在众多鲜花的映衬下，奄奄一息的父亲似乎变得有活力了不少。他说大姐和二哥都遗传了他的快乐，所以他们看起来那么有生机，那么有前途。可是我——他的小儿子，怎么一生下来就愁眉不展呢？他不明白我的脑壳里都装些什么东西？他说就是给我十万、一百万，我不快乐又有什么用呢？我不知道父亲呼呼噜噜地说些什么，我起身把灯关掉。房间顿时陷入黑暗之中，黑暗中似乎更适合谈论死亡。父亲说他之所以到现在硬撑着不死，是因为他要看看到底他还能多活几天，他要做个榜样给他的孩子们看，其实他清醒得很。父亲突然抓住我的手，他说，人就是到死也不能丧失自己的快乐，多活一天就是对自己快乐的奖赏。父亲喜欢从根子上医治我痛苦不堪的心灵，可我不明白这份奖赏对一个即将烟消云散的生命到底有什么用。
房间的轮廓已经显露出来，窗外的月光正皎洁地打在父亲苍白的面孔上。他紧紧地攥住我的手说，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我了，希望我快乐起来，希望在他死后找点事情做，忧愁和苦闷解决不了问题，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这番话是他对我的老生常谈，但此刻听来别有一番意味。我不知道怎么感激父亲，只想把手抽出来，可是我无论怎么抽都抽不出来。
那天晚上的谈话，并没有影响我的睡眠。早晨醒来，我看到自己正跟父亲躺在一起，而他侧着身子，睁着眼睛，差点被我挤出床外。父亲正睁着眼睛，好像他浑身上下只剩下了那双眼睛。
我要到外面吃早点，父亲不需要，现在维持他生命的惟一源头就是挂在他头顶上的盐水瓶子，我盯着那只瓶子看了半天，感觉它好像是从父亲身体里长出来的一个大尿泡。怎么竟给我这样的印象呢？也许是看的次数多了的缘故。父亲告诉了我一个人的姓名和电话，让我把那个人叫到病房里来。我问是谁，他说是一个朋友。看来父亲还有未了之事。吃完早点，我给父亲的朋友挂了电话，接通后我称呼对方为许胖子。我听到他那头不时传来锯木头的声音，我大致判断许胖子在木材厂工作。我连说了几遍，他才听清楚我的话。
那个叫许胖子的人下午才过来，他一屁股坐下，并示意父亲继续躺着。我注意到他的乱蓬蓬的头发里果然有一些木屑。父亲对我说，你先出去一下，我要跟许胖子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