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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心情也乐混在浪潮中。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子上不是对资本家报喜的时候讲过吗？“资本主义改造像吃狗肉，开始不敢吃，吃上一口之后就越吃越有味！”（大意）我黄某以前也是喜欢吃狗肉的，毛主席吃狗肉的理论简直说到我心里去了。
王府井的和平画店也搬过三次家，一下没有台阶的路西，一下有台阶的路东；一下又回到没有台阶的路西，再后来和平画店不见了。有一年的有一天，我发现麟庐兄在琉璃厂荣宝斋站柜台。他仍然那么笑眯眯，这着实使我深沉地难过起来。是不是有人在哪个节骨眼上误会了，忘记老许是个杰出的画家。
我在北京四十多年搬了四次家。开始在大雅宝胡同，后来搬到美院本部后头的宿舍，再搬到新火车站的罐儿胡同，度过了艰难的“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垮台之后搬到三里河宿舍。
没想到第三次搬家的时候会这么贴近芝麻胡同老许的家。原来罐儿胡同往前走七八步就到苏州胡同，左拐三四步右转弯就到芝麻胡同许家门口，近到说给人听都不信。
“文革”前那几年我们两家的来往真叫开心。
老许家是个单独的院落，栽着许多花木。儿女从一数到九。我算术打小时就不好，我记得老大和两个女儿嫦和娥，怎么一下子就数到小七，然后小八，再是小九。剩下三个怎么数也数不过来，可能我见过二、三、四，也可能各家有各家的计算方法。
这个家一直到今天，到我的见识和情感的极限处，我没见过第二个这么温暖甜蜜的家庭。真是那首出名的英文老歌《HOME SWEET HOME》里头所唱的“那么完美，那么动人。”老话所云父母慈祥，子女孝顺，未免太概念，许家生动多了，丰富多了。
儿子女儿各有各的工作单位，上班下班。家里剩下龄文大嫂和老许两个人。晚上，除老大外头有家室住处外，其余都住在这个院子里。小七已成家，还有个恬静文雅的小女儿。满院子的大金鱼缸养着的名种金鱼都由他管。到秋天还喂蛐蛐，几笼画眉和别的什么名鸟由他照料，话虽少而喜欢打架，“文革”的前门外那场“名架”是他照应主持的……所以我们叔侄之间有空时就互投所好，畅论这种天下。小八温和，弄点音响之类，似乎是在继承爸爸的艺术事业，静静的，且有点腼腆。小九这小子是个快乐种子，大声礼貌地笑着，插上一两句得体的有趣的嘴，伯伯叔叔都愿意亲近这家伙，只是不知道他长大会干什么？他和我儿子差不多大小，我儿子在街道工厂，我忘记他当时什么营生，孩子们的未来谁料得到？
嫦和娥用广东话说是一对“女”，我踏进许家大门之后从来分不清她俩哪位是姐哪位是妹？我故意装成从来不糊涂，分别她们两位易如反掌的神气。说老实话，对她们两位的容貌，三十年来，请多多原谅，至今我还闹不清楚。
嫦和娥都在上班，却是妈妈的得力帮手。如何帮，如何助，难以调查；反过来看，龄文大嫂少了她们，势如潮涌的工、农、兵、学、商、党、政、艺各界大驾光临，老太太怎么招架得住？老许又是个万事不在乎的员外脾气。
说起老大和我之间，还有一本“血泪账”。
“文革”热火朝天之际，我们学院厨房大师傅小万又名“万众”组织了一个“工人革命委员会”，简称为“工革会”，自我规模宏大得狠。有一天找了我去，知道我是教木刻的，要我为他刻一个“工革会”的印章，明早就要。我哪里会刻章子，便偷偷把老大拉到我屋里来，他是个金石家，应该不会有困难。没想到他心里忐忑，一边刻一边流汗（当时是大冷天），忽地一刀戳进左手食指，满手鲜血，赶忙涂上红药水和碘酒，捂着手落荒而逃……
第二天，那个小万又名万众的在大操场对我轻轻说：“昨天叫你做的事，不要做了。”我的心腾的一下子掉进大肠里。
最近见到老大，我想起这件事。想起这件事又能怎么样呢？血没白流的只能是我衰年心痛的感谢。
这一家的孩子，是老许所有朋友们、孩子们的伯伯叔叔的勤务员。办事跑腿，无一不能，像间随叫随到，效率极高的社会主义服务公司。几十年前，朋友们只片面地感觉到许家的家教好，孩子们不单快乐而且勤劳，有同情的美德。那时的文化界的老朋友们夫妻分散，孤苦伶仃的占多数。哀哀欲绝之际，得到许家孩子们细致善良的关心，倒是真心实意地感到“一股暖流通向全身”。孩子不只是听话才这么干的，满身阳光地来，干完又满身阳光地走……要知道，那时许家本身处境也十分困难啊！
二三十年弹指间，许家的孩子们个个都长大成人了，当年的助人为乐的家庭教育取得了道德上的好报应，一个个成为心胸开阔的各有成就的人。真没辜负两位老夫妇的苦心。
当年的那个家像座善心的寺庙，时常有些飘零落魄的和尚来“挂单”，避个风雨，求点慰藉。爱住多久就住多久，前脚刚走转身又回来的照样殷勤欢迎。
我二十多年前在日本遇到文艺前辈井上靖先生，他慎重地问起我在日本声望很高的大书法、大金石、大画家钱瘐铁先生的情况，我尽所知的讲给他听了，钱先生和我有过许多来往，受益匪浅。时时想念他，想起他心里就很沉重。钱先生和郭沫若当年在日本有很深的交情。这个老头儿脾气不好，性子急，“反右”本来没有他的事，却在会上为好友林风眠、刘海粟打抱不平。“真是好大狗胆！”结果自己也戴上了右派帽子。找老朋友郭沫若。郭沫若是随便找得的吗？只好到芝麻胡同找老许，一住就是半年。天晓得那风雨飘摇的半年是怎么过来的。
明末，寥落的陈老莲在大少爷的张岱的园林里住过好长一段时间，赵之谦在山东潍坊大少爷郭味渠的家也住过好长一段时间（当然这是郭昧渠的祖宗作的东），看起来画家在朋友家作书画画这类事情是自古就有的。
麟庐兄北京的家园在朋友心目中应是个可以寄托情感的地方。独门独院，情感浓稠，真耐人回味。
想说一说“文革”以后的一桩公案。
好多人说来说去都不准确。
“猫头鹰事件”是一些人硬造出来的。
“文革”过了，我们下了三年乡又回到北京城了，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我和一些人被调到北京饭店去参加十八层新楼的美术工作。我没有画画的任务，只做了一些计划性的书面构想，比如哪一层会议室画些什么，摆什么，什么格式，请谁搞谁画最合适之类的设想。也不一定按时上班。做具体工作的都是海内高手，我份内的工作也不怎么操心。
既然常在家，也就穿着拖鞋懒洋洋地到许家去闲坐。有天，老许拿出一本空册页要我在上头画幅画，说是南京宋文治要。想来想去也不知画什么好，老许就说画个猫头鹰算了，我当时虽不认识宋老兄，但画是可以画的。
为北京饭店的设计工作搜集画画素材，我们一行四个人——袁运甫、吴冠中、祝大年到南方名山大川走了一圈，年底来到成都，就听说北京美术界出了大事，搞出来一批黑画，其中有一张为北京饭店画的猫头鹰很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我根本不知大祸临头，还轻松地说：“嘿！画个猫头鹰算什么呢？我也常画的么。“没想到那说的就是我。
回到北京，麻烦了，为我开了一两个月的会，要我老实承认为北京饭店画的猫头鹰是攻击社会主义！
我根本没有给北京饭店画过猫头鹰，那么高那么大的十八层楼，册页大小的猫头鹰挂在哪里呀？
洋洋大观的黑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我那幅猫头鹰原来排行第七，过几天，改排到第一了，上头给宋文治题的那些字用一张小纸条盖起来。这真是又好笑，又好气，又卑鄙，又可怕的诬陷行为。既然如此，我也就横了心。来就来吧！只是，我真怜悯那些兴高采烈批斗我的人。那股“阵势”，那种蒙昧劲，不免令我为那个时代深深惋惜。他们也都算是读书人啊！
晚上，我赶到许家告诉老许夫妇和孩子们：“那张猫头鹰，不要说在你们家里画的，是你老许叫小九把册页拿到我家里，我自己出主意画的。”
老许家大，人口多，孩子小，没必要为我这张画被扯进冤屈。
果然不出几天学校就派了一位姓毕的老太太，找老许作了外调，幸好老许按我的嘱咐照说一遍，风就这么从许家房顶掠过去了。
毛主席对批黑画的活动讲了话：
“国画，大泼墨嘛！怎么能不黑呢？”
对我那张画也说了猫头鹰就是一眼开一眼闭的习性之类的道理，原本热热闹闹的一场运动，就这样冷下来，结果，意图讨好江青的告密者不免失望，丢掉了立功的机会。
说时迟，那时快，一下子三十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老了，今天能有福气公开说出这些话，也真不易。
地震的时候，日日夜夜，我们两家来回奔跑照顾，至今回顾，美得像一首诗。
写到这里不免联想到一个大题目，“命”这个东西。如果老许年轻时他的尊人没有给他留下那三部把麦子磨成面粉的机器，不开那家和平画店，光是与可爱可敬的李苦禅一起画画，侍奉齐白石老先生，他就不会混溷在资本主义改造浪潮里，去荣宝斋站柜台了。直到“四人帮”垮台前，足足被折腾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年艺术黄金年龄，销融了艺术活动的社会根基。那时候，做过生意，开过店，拿上等去污粉也难以洗刷干净。
旧社会当县官的人，远的如郑板桥，近的有王铸九，都比麟庐兄日子过得踏实。你说怪也不怪。
三部机器的面粉加工铺子，为了文化艺术开心的和平画店，耽误了一生的才情，你说奇也不奇。
幸好有了改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