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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中央大道孟菲斯州立大学法学院对面的停车场停好车。“我得去办点事，”他说。
“你去吧。谢谢你让我搭车。”
“我6点左右回来。咱们一起准备资格考试。”
“好的。我在楼下。”
我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快步穿过中央大道。
在法学院图书馆地下室一个幽暗僻静的角落里，在装满古老破旧的法律书籍的书架后面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我那心爱的单人学习间正虚席以待，像过去许多个月里一样地等我光临。这个地方是以我的名义正式订下，归我独个儿使用的。角落没有窗户，有时候又潮又冷，所以很少有人敢于走近。我在这个专用的小小洞穴里，往往一坐几小时，或是做案例摘记，或是复习迎考。而在过去几周中，我曾在这里痛苦地度过了许许多多个小时，反复思索她究竟出了什么事，反复自问究竟为何让她离我而去。我在这里折磨自己。我使用的书桌，三边都有大板将桌面围住，我已经记熟了每块挡板上木头纹理的形状。我可以在这里哭泣，而不愁会被人发现。我甚至可以低声咒骂，也不必担心会被人听见。
在我们打得火热的那些日子里，莎拉到这儿不知来过多少次。我们一起学习，两张椅子紧紧地靠在一起。我们可以咯咯地傻笑，也可以放声哈哈大笑，无人会来干涉。我们可以亲吻，相互爱抚，无人会看见。此时此刻，尽管处于心情沮丧的深谷，我几乎依然可以闻到她身上香水的气味。
我真该在这杂乱无章像迷宫一般的图书馆里，另找一个学习的地方了。当我此刻瞪著书桌的木头挡板，我看到的是她的脸孔，想到的是她的大腿给我的感觉。我立刻心痛如绞，浑身麻木。仅仅几周以前，她还是在这儿的呀，而如今，别的一个什么人却在抚摸着她的双腿！
我拿起布莱克的那一叠材料，上楼走到图书馆有关保险的藏书部。我的脚步缓慢，目光却射向四面八方。现在莎拉虽然很少来此，但我还是看见过她几次。
我把多特的文件在两个书架间一张无人的桌子上摊开，再次阅读那封“愚蠢之至”的信。这封信卑鄙得令人震惊，写信的人显然确信多特和巴迪决不至于会拿给一位律师看。我又读了一遍，而且意识到刚才那致命的绞痛已经开始消退——疼痛尽管还是一阵接着一阵，但我已经逐步学会对付它。
莎拉·普兰克莫尔也是法学院三年级学生，是我迄今爱过的唯一的姑娘。4个月前她一脚把我蹬掉，投入一个当地出身名门的名牌大学学生的怀抱。她对我说，他们是高中时期的老相好，在圣诞假期中鬼使神差地又碰到了一起，于是当年的罗曼司死灰复燃。她说她很不情愿这样甩掉我，不过天也不会因此而塌下来。如今，到处都是流言飞语，说她已经怀孕。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传说时，确确实实呕吐了。
我仔细阅读布莱克的那份大利公司保单，成页地做着笔记。保单像天书一样难读。我把来回信件、索赔表格和医疗记录整理归类。莎拉的影子这时已经消失，我沉浸在一件越来越发出一股强烈臭气的保险索赔争议之中。
布莱克的保单购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保险费是每周18美元。我对交费卡研究了一番。从这本用于记录每周交费情况的小本子可以看出，名叫博比·奥托的这位保险公司经纪人，实际上每周都曾拜访布莱克。
我的小桌上摆满了一叠叠文件。我把多特给我的材料全都看了一遍。我边看边想着那位来访的共产党教授马克斯·勒伯格，以及他对保险公司的强烈仇恨。他们统治着我们的国家，他曾一次又一次地说。他们控制着金融界。他们垄断着房地产。他们感染上一个病毒，华尔街就会上吐下泻一星期。而当利率下调、他们的投资收益猝然下降时，他们就会跑到国会山，要求进行所谓的改革。没完没了的诉讼正在使我们完蛋，他们大叫大嚷。那些卑劣的出庭律师正在提出毫无意义的诉讼，千方百计地说服陪审团判给原告巨额赔偿金。我们必须制止他们，否则我们就会破产。勒伯格往往会怒火冲天，气得把书摔向墙壁。我们大家都爱他。
他目前仍在这里任教。我想他将在本学期末返回威斯康星。我如果鼓足勇气，蛮可以请他来研究一下布莱克状告大利公司的案情。他说过他在北方曾帮助打赢过几起影响极大的欺诈案，陪审团裁定保险公司交付了数额巨大的罚款。
我开始为这件案子写一份摘要，从售出保单的那一天开始，按时间顺序列出了所有的重大事件。大利公司用书面形式拒绝了8次。最后一次当然就是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我简直可以听到马克斯·勒伯格看这封信时发出的口哨声和大笑声、我闻到了血腥味。
我希望勒伯格教授也能闻到这股血腥味。我在法学院三楼两个储藏室之间找到了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门上贴满了为保卫同性恋权利而举行游行示威和抵制活动的传单，以及为保护濒临灭绝的生物而举行的集会的招贴，这些活动在孟菲斯很有人注意。门半开半闭，我听见他在对着话筒吼叫。我屏住呼吸，轻轻地敲了敲门。
“进来！”他大声喊着。我慢慢地走进房问。他朝室内唯一的一张椅子挥了挥手，那上面堆满了书籍、文件和杂志。整个房间就是一个垃圾堆，杂乱无章，到处都是报纸、空瓶和碎片。堆得满满的书凸出书架之外，压得书架往下弯。墙上贴着胡乱涂写的海报，地板上是一摊摊零碎的纸片。时间和条理对马克斯·勒伯格毫无意义。
他长得又瘦又小，年届花甲，浅黄的头发蓬乱茂密，一双手时刻动个不停。他穿着褪色的牛仔裤，看上去很不顺眼的长袖运动衫和一双旧的运动鞋。天气寒冷时，他有时会穿上短袜。他的情绪那么亢奋，令我紧张不安。
他啪的一声，用力搁下话筒。“贝克！”
“贝勒。鲁迪·贝勒。保险课。上学期。”
“对！对！我记得的。坐。”他朝那张椅子再次挥了挥手。
“谢谢。不必了。”
他忙乱地收拾着桌上的一堆文件。“那么，贝勒，你有什么事？”马克斯一贯乐意花时间听别人讲话，因而很受学生喜爱。
“这个，嗯，你有空吗？”通常情况下，我应该用更为正式的口吻，尊称他一声“先生”，或者说一点诸如此类的客气话。但马克斯讨厌客套，坚持要我们用名字称呼他。
“是的，我有空。你有什么问题？”
“嗯，我这学期在听斯穆特教授一门课，”我解释道。接着，我就迅速而又简洁地谈了去老年大楼午餐的情况，向他介绍了多特和巴迪以及他们与大利公司的纠葛。他凝神静气，听进了我说的每一个字。
“你听说过大利公司吗？”我问。
“听说过。那是一家很大的公司，专门向农村里的白人和黑人出售廉价保险。非常臭。”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它。”
“你是不会听到的。他们不做广告。他们的经纪人挨家挨户敲门，收取每周的保险费。我们现在谈论的是这一行当里最肮脏的一个角落。把保单给我瞧瞧。”
我把保单递了过去。他一页页地翻着。“他们拒赔的理由是什么？”他问，眼睛没有看我。
“什么理由都有。先是说根据原则，接着说白血病不属于保险范围，后来说白血病是一种先存情况，最后又说那个小伙子已经成年，因而不能保在他父母名下。他们真是很有创造性呢。”
“保险费都交过了吗？”
“布莱克太太说都交过了。”
“这些混蛋！”他又翻了几页，一边刻毒地笑着。他喜欢这个案子。“全部文件你都看过了？”
“是的。委托人给我的文件，我全看过了。”
他把保单向桌上一丢。“确实值得抓，”他说。“但是你要记住：委托人很少会把什么都端给你的。”我把那封“愚蠢之至”的信给了他。看信的当儿，他的脸上又一次露出了狞笑。他又看了一遍，然后对我说：“无法置信！”
“我原先也这么想。”我说，口气就像自己是一位老练的保险业监督。
“其他材料在哪儿？”他问。
我把一叠文件放在他桌上。“布莱克太太给我的材料，全在这儿了。她说他们付不起医疗费，她的儿子快要死了。说他现在只有110磅重，活不长了。”
他一直动个不停的双手这时突然安静下来。“混蛋，”他几乎自言自语地又骂了一声。“卑鄙透顶的混蛋！”
我当然完全同意他的评价，但却没作声。我发现在房间角落上还有一双运动鞋，一双很旧的耐克运动鞋。他在上课时曾经对我们说过，他从前穿康佛斯牌的运动鞋，但现在他却由于自己一贯的原则，正对这家公司进行抵制。他正和实行公司制的美国，打一场小小的私人战争：只要哪家公司让他哪怕是稍微生了点儿气，他就决不再买哪家的产品。他不肯为自己的生命、健康或财产保险，但听说他家十分富有，他可以承受由于不肯买保险而产生的风险。另一方面，我却由于明显不同的原因，生活在不买保险的人中问。
给我上课的教授，大都是古板的学究，打着领带进教室，钮着上装讲课。马克斯几十年都没有打过一次领带，而且他根本不是讲课，而是表演。我真不愿他离开法学院。
他的双手又恢复了活动。“我想今天晚上把材料研究一下。”他说道，眼睛并没有望着我。
“没有问题。我明儿早上来，行吗？”
“行。什么时候都行。”
他的电话响了，他一把抓起听筒。我微笑着退出了房间，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明儿上午我来见他，听取他的意见，然后给布莱克打一封两页纸的信，把他给我的建议一字不落地复述一遍。
现在我要是能找个聪明人，帮我研究一下包娣小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