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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在哪里？”我问。
T。皮尔斯把手伸到背后，取出了一叠文件，从桌面上推给我。这些文件复印清楚，上面缚着粗粗的橡皮筋。
“是按日期先后排的吗？”我问。基普勒在命令中提出过这一要求。
“是的，”T。皮尔斯说，眼睛瞪着大利公司的4名雇员，像是想把他们一把掐死。
档案有5英寸厚。我没有开拆。“给我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再继续。”
“行，”T。皮尔斯说。“那边有个小会议室。”他站了起来，指着我身后的墙壁。
我跟着他和公司雇员杰克走进隔壁房问。他们立即离开。我在桌旁坐下，立即在文件中开始挖掘。
一小时后，我再次走进董事会会议室。他们正在边喝咖啡边闲聊。“我们需要给法官打个电话，”我说。T。皮尔斯啪的一声一个立正。“在那边打，”我指着刚才那个小房间说。
我和他各拿一个话筒，我拨通了基普勒办公室的电话。铃响到第二声，他就接了电话。我们各自报了姓名，互道了早安。“这里出了点问题，大人，”我说，很想一开始就能用合适的语调讲话。
“什么样的问题？”法官问。T。皮尔斯凝神听着，眼睛呆呆地望着地面。
“是这样：我在通知中指名、并由你的命令确认的6名证人，有3名突然消失了。不是辞了职，就是被裁员，或者遭到了类似的下场，反正人已不在公司。这是上周很晚的时候发生的事。”
“哪几个？”
我相信他一定把材料放在面前，此刻正看著名单。
“杰基·莱曼西支克、托尼·克里科和拉塞尔·克罗基特已不在这里工作。佩洛特、洛夫金和公司发言人昂德霍尔却在这次大清洗中奇迹般地幸免于难。”
“材料怎么样？”
“我已经拿到了理赔档案，翻了一遍。”
“结果呢？”
“至少缺了一份文件，”我凝视着T。皮尔斯说。他朝我皱了皱眉，似乎他决不相信。
“是什么文件？”基普勒问。
“那封‘愚蠢之至’的信。这封信不在档案里。我还没有来得及检查其他文件。”
大利公司的律师们上周才第一次看到这封信。多特在作证时交给德拉蒙德的那一封信顶部，我用刻着“副本”的图章盖了3遍。我是有意这么做的，这样，如果这封信在将来出现，我就可以知道它的来源。这封信的原件现在正锁在我的档案柜中，十分安全。假如德拉蒙德之流把这份做了记号的副本寄给大利公司，为时过晚地塞进理赔档案，那风险未免太大，他们不会乐意。
“这是真的吗，皮尔斯？”基普勒问道。
皮尔斯真的是不知所措了。“我很抱歉，法官大人，我不知道。档案我检查是检查过一遍，不过，呃，我想是真的，你知道。我没有一件一件检查。”
“你们两个是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吗？”基普勒问。
“是的，大人。”我们同声回答。
“好！皮尔斯出去一下。鲁迪继续通话。”
T。皮尔斯本想争辩，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他惶惑不解地挂上电话走出房问。
“行了，法官大人，就我一个人啦。”我说。
“他们的情绪怎么样？”他问。
“非常紧张。”
“我不觉得奇怪。听着，我打算这么办。他们赶走证人，隐藏材料，这就使我有权下令将取证地点移到孟菲斯。我这是见机行事，而他们应该受到这种惩罚。我想，你应该仅仅录取昂德霍尔一个人的证词。想问什么问题你就问什么，但是要在那3个证人失踪的问题上，揪住他穷追猛打。录完他的证词，你马上回来。我将下令本周末举行一次听证会，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保险档案也要拿到手。”
我飞快地记下了他的指令。
“现在叫皮尔斯来听电话，”他说，“我要把他痛斥一番。”
杰克·昂德霍尔身材矮小结实，唇髭剪得整整齐齐，讲话快速清楚。他谈了公司本身的情况。大利公司属于平孔集团。这是一家私人拥有的集团，但谁是它的主人，却难以摸清楚。我详细地追问他这大楼里3家公司的从属关系和相互联系，结果却越弄越糊涂。我们化了1小时谈论公司的组织结构，上至总裁下到普通雇员。我们谈论产品、营销、部门和人员，在某种程度上都很有趣，但大多数情况都毫无用处。他提供了失踪证人的两封辞职信，并且向我保证，他们离开公司与本案绝对无关。
我逼问了他3个小时，然后就掉头离开了公司。我曾经打算在克利夫兰至少逗留3天，和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的那几位伙计关在一个房间里，与一个接一个充满敌意的证人唇枪舌剑，并且在夜里翻阅大量的文件，寻根究底。但我现在却在2点前离开了这座城市，而且是一会永不复返。我带走了新的文件，回去让戴克仔细审阅。这些家伙现在将不得不来到我的地盘上，在我的法庭里，在我的法官在场的情况下作证！我有恃无恐，无忧无虑。
驶回孟菲斯的汽车，速度似乎快得多。
35
戴克印了名片，上面的头衔是准律师，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怪物。他在市法院外面溜达，拉那些生平第一次即将出庭受审的小偷上钩。他只要见到一个面带惧色、手上拿着一张传票的家伙，便立即上前采取行动。他把这叫做小虫二步舞。这种动作迅速不施张扬的拉客勾当，已被整天在市法院附近逛的许多街头律师不断改进到了完美的水平。有一次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以便学会其中的诀窍。我干脆予以拒绝。
德里克·道根原来也是这种小虫二步舞追踪的目标，但鱼儿却没有上钩。当时他问戴克：“准律师妈的究竟是什么玩意？”一向对什么都有现成答案的戴克，这次却未能做出令他满意的回答，反倒是匆匆一走了事。但道根却保存了戴克的名片。也就在当天的晚些时候，道根被一个十几岁的大孩子开的飞车撞伤。离他在市法院外面叫戴克走开还不足24小时，他就在圣彼得医院那个半私用病房里拨了戴克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戴克在办公室里接到了这个电话，当时我正在刻苦钻研那堆难以理解的保险公司的文件。几分钟以后，我们已在风驰电掣地驶往医院。道根想和一位货真价实的律师，而不是和准律师面谈。
这是我对这家医院进行的一次半合法的访问，是我生平第一次。我们找到道根时，他独自一人，腿断了一只，肋骨断了几根，一只手腕也已断裂，脸上更是累累伤口，又青又肿。他很年轻，20来岁，手上没有结婚戒指。我像一个真正律师那样大包大揽，给他提供屡试不爽的回避保险公司的办法，叫他对谁都不要吭声。这完全是我们和对方之间的纠葛，而我的事务所处理的车祸比城里哪家都要多。戴克在一旁边听边笑。他把我调教得真灵！
道根签署了一份合同和一份使我们能得到他的病历记录的特许证。他疼痛难忍，我们不便久待。反正他的名字已经签在合同上。我们说了再见，答应明天再来。
到了中午，戴克已经把事故报告搞到手，而且已经和闯祸的小青年的父亲谈过话。他们是在斯泰发明保险公司投的保。那个做父亲的考虑不周，居然主动告诉戴克，保单的赔偿限额他想是25000美元。他和儿子对这么低的数额，实在感到抱歉。没有问题，戴克说；发生了这件车祸，他真是谢天谢地。
25000美元的三分之一是8000美元挂零。我们在皮博迪一家叫做杜克斯的高档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我喝了葡萄酒，戴克吃了甜点。这是我们事务所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我们筹划如何使用这笔钱，化了足足3小时。
就在我于克利夫兰度过星期一的那周的星期四，下午5点半，我们又坐到了基普勒的法庭里。法官大人挑中这个时间，是为了让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在法庭上度过了漫长的一天之后，能够匆匆赶来，再接受一顿训斥。他的出场使被告律师团满员，5位大将全都到场，而且全都是雄赳赳气昂昂。但谁都明白，等待他们的将是最糟的结果。作为大利公司专职律师之一的杰克·昂德霍尔，今天也在场，其余几位雇员都宁愿留在克利夫兰。但我并不为此而责怪他们。
“关于档案的事，我曾经警告过你，德拉蒙德先生，”法官大人坐在法官席上居高临下开始训斥。他5分钟前刚叫我们大家在位置上坐定，而现在德拉蒙德却已开始流血。“我想我说得十分具体，甚至还用书面命令的形式发布，这你是全知道的。可是，结果如何呢？”
这或许不是德拉蒙德的过错。他的委托人在跟他玩把戏，而且我有一种强烈的怀疑：他自己已经狠狠地训斥过克利夫兰的那些家伙。列奥·德拉蒙德是个极其自负的人，对羞辱无法忍受。我几乎有点为他难过。他正在联邦法院为一件涉及巨额财富的案子辩护，每个晚上或许只睡3小时，心里压着千钧重担，而现在他却匆匆赶到这里，为刚愎自用的当事人令人怀疑的行为辩护。
我几乎有点为他难过。
“我对此没有任何理由可说，大人。”他说。我相信他的真诚。
“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得知这3位证人已不再为你的当事人工作了？”
“星期六下午。”
“你是否曾试图通知原告律师？”
“试过。但我无法找到他。我们甚至给航空公司打过电话，企图查出他的行踪。可是运气不佳。”
应该给灰狗公司打电话嘛！
我还没开过口。基普勒摇着头露出厌恶的神情，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坐下，德拉蒙德先生。”他说。
“计划是这样，先生们，”法官大人说。“下周一起一周以后，我们将集中在此取证。下列人员将代表被告出席：理查德·佩洛特，高级理赔监理；埃夫雷特·洛夫金，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柯密特·阿尔迪，负责保险部的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