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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拿走了130万。传说如是说。
假如我是他的话，我会带着我的130万驾着自备的双桅纵帆船，啜着朗姆烈酒去加勒比海。
可莱克没有这么干。他建了一座写字楼，把里面塞满了秘书、律师帮办、跑腿打杂和调查人员，认认真真地干起了诉讼这一行当。他每天工作18小时，哪个干了坏事他都敢起诉。他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没用多久就成了田纳西州最红的出庭律师。
20年后的今天，乔纳森·莱克依然每天工作18小时。他的事务所有11名律师，但没有合伙人。承接的大案比谁都多，每年的收入据说高达300万左右。
而且他又喜欢大手大脚地花钱。300万一年在孟菲斯这样的地方很难不引人注意，因而他总是成为热门话题。关于他的传说也越传越神。每年不知有多少学生，因为他的缘故，才进了这家法学院。他们都做着这个梦。有些毕业生离开法学院时并不找工作，他们只想在市区有一个门上贴着自己名字的狭窄小天地。他们愿意忍饥挨饿，艰难谋生，就像莱克开头那样。
我猜，他们也像他那样骑一辆摩托。也许这就是我注定要走的路。也许这有希望。我和莱克都有希望。
我去找马克斯·勒伯格的时间选得很不合适，他正在打电话，两只手不停地挥动，像喝醉了的水手一样骂着脏话。通话的内容与圣保罗市的一件官司有关，他必须去出庭作证。我假装在写写画画，眼睛看着地板，尽量不听谈话的内容，由他一边在写字台后脚步重重地走来走去，一边不停地拉着电话线。
他挂了电话。“你可是牢牢地卡住他们的喉咙啦。”他一边伸手在乱成一团的桌上摸索，一边飞快地对我说。
“抓住谁？”
“大利公司呀。昨天晚上我把那叠文件全看过了。典型的借方保险欺诈。”他从角落里拿起一个活动文件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你知道借方保险欺诈是怎么回事吗？”
我想我是略知一二的，但我怕他会追根究底，于是就说：“不太清楚。”
“黑人称之为‘街头保险’，挨门挨户卖给收入低的人，十分便宜的那种保单。卖保单的经纪人每个礼拜来收保险费，记在投保人交款卡的借方名下。他们靠欺诈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养活自己，等到投保的人凭保单要求理赔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地一口拒绝。对不起，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你的要求不在保险范围之内。他们编造拒赔的理由，那可是很富有创造性呢。”
“人家不会告他们吗？”
“这很少，研究表明：在拒赔欺诈的纠纷当中，仅有三十分之一是在法庭上解决的。保险公司对此当然了解得清清楚楚，而且把这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你要记住，他们的对象是下层的人民，是害怕律师和这个法律体制的那些平民百姓。”
“假如被人告了，他们会怎么样呢？”我问。他不知道是朝一只臭虫还是苍蝇打了一巴掌，两张纸从桌子上飞了起来，飘落到地板上。
他把指关节掰得咯咯作响。“一般地讲，不会有什么大不了。在全国范围内，有几次保险公司确实曾被判付出巨额惩罚性赔款。我本人就参与过两三次。但是，陪审团是不会乐意让买廉价保险的小百姓成为百万富翁的。譬如说，有这么一位原告，他有一张5000美元的医疗费账单，虽然明显属于保险范围，保险公司却拒绝支付。而该公司的财产，譬如说，却值两个亿。庭审时原告律师要求陪审团做出裁决，除了5000美元外，让这家公司再赔两三百万，作为对其不良行为的惩罚。这种要求很少会被接受。陪审团会同意给那5000块，外加1万美元罚款，结果赢家还是保险公司。”
“可唐尼·雷·布莱克快要死啦。而这完全是因为他不能做骨髓移植手术，可根据保单规定，他是有权做这种移植手术的。我说得对吗？”
勒伯格朝我不屑地笑了笑。“你也真是的。你这是在假定他的父母把一切全都告诉你了，但假定总是靠不住的。”
“可是，假如这一切都在那上面呢？”我指着保单问道。
他耸耸肩，点点头，又笑了笑。“那么这就是一桩好案子。谈不上了不起，但却是好案子。”
“我不明白。”
“这很简单，鲁迪。这里是田纳西。本州的赔偿裁决不超过5位数。谁也不会得到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陪审团保守至极。人均收入又相当低，所以指望陪审员们会让他们的邻居成为富翁，真是困难之至。想在孟菲斯得到一个像样的裁决，更是难上加难。”
我敢打赌，乔纳森·莱克肯定可以让陪审团作出一个像样的裁决。假如我把这案子交给他，他或许会给我小小的一份。尽管昨夜醉酒的后遗症未尽，我的心情却已在好转。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问。
“起诉那些混蛋。”
“我还没有拿到正式律师执照呢。”
“不是叫你自己去起诉。你在市里找一个大红大紫的出庭律师。代表布莱克家打几个电话，跟那位律师当面谈谈。再写一张两页纸的报告给斯穆特，你的任务就算结束了。”这时，电话铃响了。他跳了起来，将文件夹向我面前一推，说道：“这儿是州里几桩欺诈案的名单，如果有兴趣，你可以看看。”
“谢谢。”我说。
他挥手打发了我。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他又已开始对着话筒大声吼叫。
法学院教会我厌恶研究工作。我在这里生活3年了；这痛苦的3年当中，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化在发黄的故纸堆中，搜寻古代的案例，来论证原始的法律理论，而这些理论却是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律师几十年都不会想到一次的。他们喜欢把你打发到这儿来寻觅宝藏。我们的教授们几乎全都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发挥作用才在这儿教书的，他们认为让我们追踪鸡毛蒜皮、无足轻重的案例，写出毫无意义的摘要，是一种很好的训练，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高分，作为训练有素的年轻律师进入法律界。
进入法学院后的最初两年，情况尤其是如此。但现在不那么糟了。或许这种训练有办法使人达到疯狂的地步，因为我听说过许许多多与大事务所有关的故事，它们把新录用的生手派到图书馆去，像奴隶一样在那里写两年案例摘要和审讯备忘录。
一个人在酒醉以后做法律方面的研究时，时间对他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头痛在加剧，手在继续颤抖。布克星期五傍晚在我那个小洞里找到我时，我面前乱七八糟地摊着十几本翻开的书，那是勒伯格开的必读案例。“你感觉怎么样？”
布克穿着上装，打着领带。他显然已去过办公室，像真正的律师那样接电话，使用录音电话机。
“我很好。”
他在我身边跪下，眼睛睁得大大地瞪着那一堆书。“看这些干什么？”他问。
“不是准备律师资格考试，是为斯穆特的课做点儿研究。”
“你可是从来没有为他的课做过研究呀。”
“是的。所以我感到很内疚。”
布克站了起来，靠在书架上。“两件事，”他几乎耳语似地说。“香克尔先生觉得发生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那桩小纠纷，已经处理完毕了。他打过几个电话，确信所谓的被害人并不想坚持提出指控。”
“好，”我说，“谢谢你，布克。”
“不客气。我想你现在出去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如果你可抛下你的研究的话。”
“我试试。”
“第二，我跟香克尔先生谈了很久。刚离开他的办公室。不过，呃，此刻他那里没有空缺。他已经雇了3位律师了，我一个，还有两个是华盛顿来的。他正在为没有地方安顿我们而发愁，还在想法找办公室呢。”
“你没有必要和他谈这件事的，布克。”
“是没有必要，可我乐意。这算不了什么。香克尔先生答应把触角伸出去，帮你试探试探。你知道，他认识的人可多哩。”
我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24小时以前，我还有获得一份报酬可观的工作的可能，如今我却在让从未谋面的人帮忙找一个微不足道的就业机会。
“谢谢，”我咬紧嘴唇，望着自己的手指说。
他瞧了瞧表。“得走了。你想在明天早晨准备资格考试吗？”
“是的。”
“我给你打电话。”他拍拍我的肩，转身走了出去。
刚好5点差10分时，我上楼梯到了大厅，离开了图书馆。我现在不担心警察会在我面前出现，不害怕面对莎拉·普兰克莫尔，甚至也不为传票送达人会再次光临而犯愁了。我几乎一点儿都不怕会和同学们不愉快地相逢，今天是周五，他们都已离开了学校，法学院空无人迹。
就业咨询处设在离行政大楼正面附近的大厅里。我一边向前走，一边瞧着走廊上的布告牌。那儿通常都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招聘启事，有的来自大中型事务所和政府机构，有的来自个体开业律师或私人公司。我迅速瞧了一眼便已明白：不出所料，布告牌上没有一张招贴；在一年的这种时候，没有人才市场。
马德琳·史金纳在这儿负责就业咨询处已有许多年。有人说她即将退休，又有人说她每年都以退休作威胁，企图从院长手里挤出点儿什么来。她今年60岁，但看上去却有70岁。她骨瘦如柴，花白的短发，眼睛周围的皱纹一层叠着一层，写字台上的烟缸里总是搁着一支燃着的香烟。据说，她一天要抽4包烟，这听起来未免有点滑稽，因为这座楼里早已正式宣布严禁吸烟，但谁都鼓不起勇气指责马德琳。她是个影响很大的人物，能把提供工作机会的那些人带进法学院。而没有工作机会，也就不会有法学院。
再说，她对于自己的工作又十分精通。她在最合适的事务所里认识最合适的人。在正为自己的事务所搜罗人才的那些要人当中，有许多人的工作当初都是由她一手包办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