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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布莱克太太在大利人寿保险公司为17岁的挛生子唐尼和隆尼投了家庭健康保险。在唐尼得了白血病需做骨髓移植手术时，保险公司却以种种荒唐的借口拒付医药费，以致贻误了唐尼的治疗时机。布莱克太太为讨回公道而起诉保险公司。刚从法学院毕业的鲁迪出于义愤，毅然担任了市莱克一家的辩护律师，在法庭内外与财力雄厚的保险公司及经历丰富的讼棍们斗智斗勇，历尽各种威胁利诱与艰难曲折，后来终于脏诉，可望赢得巨额赔偿。正义仿佛得以伸张，鲁迪也仿佛可以名利双收了，但保险公司突然宣告破产，原告和鲁迪分又未得……
正义何以伸张
——代译序蒋道超
美国人勇敢大胆和富于冒险的精神使美国长期以来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的奇迹，然而，在法律和政治领域，美国人所表现出的保守与现实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虽然商贾大亨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频频曲解和践踏法律或者贿赂议员，但普通老百姓仍然坚信法律和政府在原则上是完善和廉洁的。实际上，每当法庭判决谁的财产或自由受到冒犯时，结果常常做出有利于雇主而非雇员的判决。美国作家约翰·格里森姆的第六部畅销书《超级说客》以犀利的笔触抨击了当代美国以大利公司为代表的保险行业的欺诈行径和草菅人命的残忍做法，揭露了某些律师唯利是图的钻营伎俩、冷漠的人际关系及人性的扭曲，同时赞美了刚从法学院毕业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年轻律师鲁迪·贝勒，表现了作者对丑恶现实的痛恨和对下层普通百姓的同情。这本书出版后立即在美国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与作者书中所表现的鲜明态度和深刻主题是分不开的。下面笔者从三个方面作详细论述。
一、草菅人命，横行霸道
在美国，一个案子的判决取决于法官、律师和陪审团。因此，一个犯了罪的个人或团体会否被法庭判为有罪并使其得到应有的惩罚，除了取决于确凿的证据外，还取决于法官公正与否、律师的能力大小以及陪审团的人员组成。正是由于这些，社会上才浊流横行，弱肉强食，恶人逞疯狂。就像作者对司法系统感到失望时所感叹的那样：“这个像在装配线上进行流水作业一样的司法系统，有一条令人沮丧的逻辑。在离这个法庭不远的地方，此刻就坐着一批身穿桔黄色连衫裤手上带着铐子的强奸犯、杀人犯和毒品贩子。连把这些恶棍一个一个地筛一遍，让他们得到应得的惩罚，法庭都没有充足的时间，哪里还能指望它关心一个遭受丈夫折磨的妇女的合法权利？”
大利保险公司在社会上有一个垄断的地位，控制着金融界，垄断着房地产，“他们感染上一个病毒，华尔街就会上吐下泄一星期”，“而当利率下调，他们的投资收益猝然下降时，他们就会跑到国会山，要求进行所谓的改革”。另外，即使它犯了法受到指控，它一方面可以化高薪聘请最有名的律师一另一方面可以依赖官府的包庇。也就是说，大利保险公司的影响力是强大无比的，不是一般的人能动摇得了的，所以，它得以肆无忌惮，草菅人命。多特和巴迪五年前为两个17岁的儿子买了人寿保险。唐尼·雷得了白血病后，他们多次写信让保险公司出钱为他做骨髓移植手术，但公司一个子儿也不给。不仅如此，公司还在第八封回信中辱骂他们“愚蠢之至”。大利公司的专横霸道已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用作者的话说，“这封信卑鄙得令人震惊，写信人显然确信多特和巴迪决不至于会拿给一位律师看。”
大利公司不仅对贫穷的没有地位的投保人进行欺骗威吓，对他们的死活不管不问，而且对自己的雇员也任意摧残躁躏。杰基·莱曼西支克原来是它的雇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大利工作期间，被迫和好几个上司睡觉。她一旦拒绝他们的要求，就会受到各种迫害打击。她在法庭上作证时对大利公司的控诉催人泪下。她说：“只要我唯命是从，他想干什么就让他干，我的工资就会增加，职位就会提高。但是在我厌倦了这种关系并和他断了来往以后，我马上就被降职，从高级理赔审核员降到了一般的理赔员。”另外，他们“糟蹋理赔部的年轻姑娘是出了名的”。大利公司的头头脑脑们根本就没把这些雇员看作人，只不过把她们视为任他们摆布玩弄的对象，供他们发泄兽欲的工具，完全剥夺了她们的自尊。他们只把她“当成了一块肉”，“一盒糖果，被他们在办公室传来传去，谁想吃都可以吃”。
大利公司为何这么猖狂、霸道、为所欲为呢？我们认为，除了因为这些受害人地位低下，经济贫困没钱请律师为他们伸张正义外，主要还因为公司一方面有像大法官黑尔这样的执法人为它撑腰，另一方面有当地实力最雄厚的特伦特与布伦特律师事务所为它作后盾。特伦特与布伦特是“本州最大、最为自负、声望最高、而且最富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达120位之多”，它的“人员是清一色出生于社会中上层的男人，又都毕业于名牌学校，参加著名的宗教团体”。更使它如虎添翼的是，法官哈维·黑尔和大利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列奥·F。德拉蒙德30年前在耶鲁念法学院时是室友。面对这样的对手，连布鲁索这个与当地政客和警察有密切关系、走进监狱马上就可获释的人也惧怕三分。
二、重压下人性的扭曲
《超级说客》不仅反映了法律的破绽和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而且反映了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平民百姓的艰辛以及在社会重压下人性的扭曲。布鲁索和普林斯在孩童时代就是朋友。普林斯是尤吉酒家的老板，“是孟菲斯那些神通广大的人之一”。据说他还有更见不得人的一面：他和一帮有前科的人办脱衣舞俱乐部，曾经两次被送上法庭，“一次是因为赌博，一次是因为担当赌注登记经纪人，但两次庭审都因为陪审团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而不了了之”。他还偷税漏税，采取不入账的办法，一年获得款项达10万美金之巨。他的朋友布鲁索自己办了个律师事务所，他“比市长本人认识的警察还多”。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步枪、毛瑟枪。办公室里还有一个“染得高高的鱼缸，混浊的水中几条微型鲨鱼在游来游去”。这鲨鱼和各种武器也许能最好地象征他和社会的特性，即在社会中，人的处世哲学就是大鱼吃小鱼，不惜一切手段获得自己的利益，因为软弱的人必被践踏和吞没，惟有自己强大才能生存下去。从法律意义上说，这两个人是社会蛀虫，理当被正法，但他俩最后仍然逍遥法外。
我们作为读者应怎样看待这两个社会渣滓呢？我们能否把他们的行为看成是对政府、制度不满和消极抵抗的一种特殊形式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普林斯和布鲁索虽然干一些不光彩甚至违法的事，但他们俩始终是朋友不说，还毕竟愿意为别人提供帮助。鲁边在捉襟见肘时，普林斯总是给予他在尤吉酒家打工的机会。当然他也是在剥削鲁迪的劳动，但我们不应忘记，在美国找到工作，尤其是较为固定的打工机会也是很难的。鲁迪被怀疑为纵火者，走投无路时，又是普林斯主动提出帮他解决问题。鲁迪在加入布鲁索小事务所时还担心布鲁索在聘用表格里“埋下一些短句，以便将来用他的爪子更深地扣进我的肉体”，但实际上“并无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东西”。这里给我们的暗示也许是，大事务所看上去虽富丽堂皇，里面的人也衣冠楚楚，而实际上，他们却干着卑鄙的勾当；布鲁索和他的事务所虽令人恶心，但却远非那么肮脏。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他们都和其他的受害人一样，遵守职业道德与做人道德，与人为善，那他们也会贫困潦倒不说，也可能像布莱克家和凯莉一样成为被骗、被害的对象。
因此，我们可以说，普林斯和布鲁索采取这种态度，从侧面说明了他们所处的社会逼迫他们要走那样的道路，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是社会重压下人性扭曲的结果。要说错就错在社会，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个人是无法抗拒已腐朽了的社会的。多特在法庭上做证时，道出了世间的炎凉。“她给大利公司写过许多信打过多次电话。她还给众议员、参议员和市长们写信打电话请求帮助，但她的努力全无结果。她上门打扰过本市的多家医院，请求他们提供免费治疗。她还把朋友和邻居们组织起来募集医疗费，但结果同样很惨。”
普林斯和布鲁索的人性虽然在重压下发生了扭曲，但他们毕竟还能利用自己的玩世不恭，投机钻营，和社会对抗，过着优越的生活；而另一些人的人性扭曲除给自己带来痛苦和不幸外，还给别人带来身心的摧残。克利夫·赖考是开叉车的，本领没有，却老是做梦想去大俱乐部打棒球。大概由于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他老是心情烦躁，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里不顾三七二十一就要打他的老婆凯莉。她已经不止一次被他用一根铝质棒球棍打伤。她有一次肋骨断了几根，另一次，脚骨被打断，还有一次全身都被打破。但凯莉却难以和他离婚，因为他威胁她不得离婚，否则他就杀了她。凯莉对鲁迪说：“我挨揍挨腻了。我要不撤回起诉，他会杀死我的。”
从克利夫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十足的人性扭曲者的形象。他由于和凯莉在高中时就恋爱且由于不慎让她怀了孕，不得不离家逃到孟菲斯结了婚，因为他们两个家庭之间有严重的恩恩怨怨。这样一对大孩子在一个新城市开始了婚姻生活。我们可以想象作为一家之主的克利夫承受着多么大的生活压力。他梦想着进入大俱乐部打球，就是希望赚更多的钱，好改善家庭生活，也许想提高自己在爱妻心目中的地位。然而，他越是带着这样的期望，心中的压力就越大，结果只能是灵魂遭到严重的扭曲，飞了爱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