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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谎，胡说什么公司原先答应后来却又拒付她的治疗费。昂德霍尔的话语起初还带有三分同情，后来却越说越刻毒。谈论这样的内容，当然不可能要求他面带微笑，可他诽谤她的欲望却显得过于急切。
他的表现当然很英勇，但同时却也很危险。这位公司大亨指控别人撒谎，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他们认为目前本案的审理，比杰基以后采取的任何法律行动都更为重要，因而德拉蒙德甘冒完全失去陪审团信任的风险，在杰基身上打上许多个问号，以便把水搅浑。杰基此刻又不在场，无法为自己辩护，他可能还会得意洋洋地以为，对这样一个年轻妇女进行这种相当恶毒的攻击，他不会有什么损失呢。
杰基在工作上的表现十分糟糕，昂德霍尔告诉我们。她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而且和同事们的关系很糟。不得不采取某种措施。公司主动给她一个辞职的机会，以便不影响她的就业记录。这跟她要提供证词的事毫无关系。跟布莱克索赔要求毫无关系。
他作证的时间奇短。对方希望在没有造成很大损害的情况下，让他尽快走下证人席。在他身上，我也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他是律师，我不想和他争辩。我只希望陪审员们像我一样地蔑视他。
“昂德霍尔先生，贵公司是否保存有雇员的人事档案？”我彬彬有礼地问。
“是。”
“你们有没有杰基·莱曼西支克的档案呢？”
“有。”
“现在在你身边吗？”
“不，先生。”
“那么，现在什么地方呢？”
“在总部，我想。”
“在克利夫兰？”
“是的。在总部。”
“那我们现在无法看到啰？”
“我不是说了吗？档案不在我身边。没有谁叫我把它带来。”
“档案里有对表现的考核这样一类东西吧？”
“有。”
“假如一位雇员受到训斥、降职或者调动，这些内容是要记入档案的吧？”
“是。”
“杰基的档案里有这样的内容吗？”
“我想有。”
“她的档案里有她那封辞职信吗？”
“有。”
“昂德霍尔先生，有关档案内容你讲的这些话，我们可是要认真对待的！”
“没有谁叫我把档案带到这里来，贝勒先生。”
我翻了翻笔记，清了清嗓子。“昂德霍尔先生，你有没有杰基签的那份协议的复本？是在你给她那笔现钞、她保证永远不说出来的时候签的那份协议。”
“你的耳朵一定不太好。”
“什么？”
“刚才作证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协议。”
“你是说不存在这份协议？”
他用力摇摇头。“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她是说谎。”
我假装惊诧，然后慢慢走回散乱地放满了文件的原告席。我找到了想找的那一份，在众人的注视下皱着眉头瞄了一遍，接着又走回讲台边。昂德霍尔顿时紧张起来，慌慌张张地瞧着德拉蒙德，而德拉蒙德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我手里拿着的文件。他们一定是想起了那个U节！贝勒又要要那一套把戏啦！他已经找到了那藏得很深的文件，在我们说谎的当儿揪住我们的尾巴了！
“可是杰基·莱曼西支克在告诉陪审团她被迫签的东西的时候，她是说得十分明确的。你记得她的证词吗？”我在讲台前晃动着手上的文件。
“是的，我记得她的证词，”他说，声音高了一点，语调紧张了一点。
“她说你交给她1万美元现钞，叫她签了一份协议。你记得吗？”我瞧着文件，仿佛是在阅读。杰基对我说过，协议的第一段明明白白地列着1万美元这一数目。
“我是听她说过，”他眼睛瞟着德拉蒙德。他知道我手上并没有这一份协议，因为是他本人亲自把协议的原件藏起来的。但他又摇摇摆摆，无法肯定。有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我不是出乎人们意料地搞到了那个U节了吗？
他决不能承认有这样一份协议，但也不敢否认。如果否认了，而我却把它亮了出来，那么由此会造成多大损害，只有等陪审团宣布裁决后才能估量。他坐立不安，扭来扭去，不停地擦着额上的汗。
“那么，你是拿不出这份协议的复本向陪审团展示了？”我挥着手上的文件问。
“我拿不出。没有协议嘛。”
“你肯定？”我边问边用手指捻着文件的边。
“肯定。”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着他受罪的模样，心里真像猫戏老鼠时一样高兴。陪审员们早就把瞌睡抛到九霄云外，个个精神抖擞，睁大眼睛等着斧头往下劈，等着我呼的一声亮出协议，等着看他瘫倒在地。
但是，我却不能。我把手上那张一文不值的纸揉成一团，用夸张的动作朝桌上一丢。“没有别的问题啦。”我说，昂德霍尔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脏病没有发作！他跳下证人席，离开了法庭。
德拉蒙德要求休庭5分钟。基普勒觉得陪审员们需要更多一点儿时间，决定休息一刻钟。
被告方面原打算把作证拖成马拉松，从而把陪审员的脑袋里灌满浆糊。但他们的这一伎俩未见效。陪审员们对赖斯基的证词纵声大笑，在佩洛特作证时埋头睡觉。昂德霍尔差点儿造成致命的灾难，德拉蒙德提心吊胆，唯恐我已经搞到了他的委托人向他保证决不存在的那份文件。
德拉蒙德已经吃足了苦头。他将充分利用机会，在最后的结案辩论中做出强有力的辩护，而这是他力所能及的事。休息结束之后，他宣布，被告已经陈述完毕。
庭审几乎已经结束。基普勒决定于周五上午9时开始结案辩论。他向陪审员们保证，他们在11时就可以开始讨论本案的裁决。
48
陪审团退席了，德拉蒙德和他手下的那班人马匆匆赶回事务所，显然又要去艰难地讨论一番问题出在哪里，这些都已过去好久了，我们依然围坐在原告席的旁边，谈着明天的事。库柏·杰克逊和他那两位来自罗利的朋友赫尔利和格伦斯菲尔德，出言都很谨慎，很少主动发表看法，但我倒是很乐意倾听他们的高见。谁都知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庭辩护，但我的表现似乎使他们颇感惊异。我已很累，心情依然十分紧张，但对刚刚结束的审讯的估价却很清醒。我掌握了一系列证据确凿的事实；被告虽然卑劣却很富有；审判的法官无与伦比地同情我方；庭审时一次次的休息，都给我带来了好运气。如此而已。当然，我还有一个精心选择的陪审团，不过他们究竟会有何种表现，咱们还得等着瞧。
今后打官司，我的赚头只会比这次少，他们说。他们认为陪审团做出的赔偿裁决将会高达7位数。杰克逊当了12年律师后才第一次赢得了一个100万美元的裁决。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讲述着与对手交火的故事，来坚定我的信心，下午这样度过，倒着实令人愉快。我和戴克今晚夜车将开个通宵，可此时此刻我却宁愿沉浸在这亲切舒服的氛围中。他们是真心实意希望我揭露大利公司的。
佛罗里达传来的消息，使杰克逊多少有点不快。那里的一个律师抢先行动，今天上午起诉了4件案子状告大利公司。杰克逊他们本来以为，那个仁兄会参加他们的集体行动，可结果他却显然过于急功近利。目前，杰克逊他们三人手上总共有19件案子，他们准备下周初起诉大利公司。
他们在为我打气。他们想请我们美美地吃顿饭，可我们无法脱身。今夜我最不需要的就是美酒佳肴了。
我们在办公室里吃着熟食店买来的三明治，喝着软饮料。我让戴克坐在一张椅子上，听我练习要对陪审团发表的结案辩护词。这一辩护词我已经写了几个版本，而且都已全部熟记在心，可结果却弄巧成拙，混到一起，搞得上文不搭下文。我拿来一块小小的黑板，把重要的数字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写在上面。我祈求公道，同时却又在要求巨额赔款。戴克常常插嘴中途把我打断，于是我们就像小学生一样展开激烈争论。
我和戴克谁都没有在陪审团面前发表过结案辩词，但他见的比我多，因而他是专家。有时候我为目前已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而显得狂妄自大，不可一世，戴克马上就会发现，对我敲响警钟。他反复提醒我，目前胜负未卜，明天早晨两者都有可能。
然而，大部分时间里，我却一直提心吊胆。那无法控制的恐惧感，无时无刻不与我同在。它迫使我努力，激励我前进，但假如它有朝一日离我而去，我将会感到非常愉快。
我们在10点钟左右熄灯回家。我喝了一瓶啤酒催眠，效果颇佳。11点后的什么时候，我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成功的幻影在我脑海中翩翩起舞。
我睡了不到1小时，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耳机里传来的是个陌生的年轻女子的声音，口气十分焦急。“你不认识我，我是凯莉的朋友。”她说，声音轻得近乎耳语。
“出了什么事？”我说着立刻清醒过来。
“凯莉遇到了麻烦啦。她需要你的帮助。”
“遇到什么麻烦？”
“他又打她啦。回家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又跟从前一样啦。”
“什么时候的事？”我站在床边，在黑暗中摸索电灯开关。
“昨儿夜里。她需要你的帮助呢，贝勒先生。”
“她在哪里？”
“她现在就和我在一起。警察把克利夫带走以后，她去一家急诊室看了医生。还好，没有断胳膊断腿的。我把她接回家，先在我这里躲几天。”
“她的伤重不重？”
“伤得不轻，好在没伤着骨头。青一块肿一块的。”
我弄清了她的姓名地址，挂断电话，三下两下穿好了衣服。她住在郊区一幢公寓里，离凯莉家不太远，我七拐八拐开车驶过几条单行道，终于找到了那座楼。
那位朋友名叫鲁宾。她把门开了一条缝，保险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