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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在公司任职？”
“10月3日。”
“为什么不继续任职？”
“我被解雇了。”
“是谁把你解雇的？”
“这是一个阴谋。埃夫雷特·洛夫金、柯密特·阿尔迪、杰克·昂德霍尔和别的几个人。”她朝那几个罪人点着头，所有人的脖子都拧向大利公司的那几位绅士。
我走近证人，把她辞职信的复印件递给她。“你认识这封信吗？”我问。
“这是我打字并且签名的一封信。”她说。
“这封信说，你将由于个人的原因离开公司。”
“这封信全是一派谎言。我是被解雇的。我被解雇是因为我卷进了唐尼·雷·布莱克索赔一案，而且预定在10月5日提供证词。公司把我解雇以后，就可以声称我不再在那里工作啦。”
“是谁让你写这封信的呢？”
“还是那几个人。这是个阴谋。”
“你能不能向我们解释一下？”
她第一次朝陪审员们望去，他们全部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说道：“在我预定作证前的那个星期六，我被叫进办公室，见到了杰克·昂德霍尔，就是穿着灰色西装在那边坐着的那个人，公司的专职律师之一。他叫我立刻离开公司，并且说我有两种选择。我可以说这是解雇，两手空空地走人。我也可说这是辞职，并且写一封辞职信，为了让我保持沉默，公司给我1万美元现金。而且他要我当着他的面立即做出决定。”
昨儿晚上谈这件事的时候，她还能不动感情，可此刻在公开的法庭上，情形却大不相同。她咬紧嘴唇，竭力克制，过了好一会儿，才又继续讲了下去。“我是带着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老是有付不完的账单。我别无选择。我突然失去了工作。我只好写了那封信，收下了现钞，签了一份协议，保证永远不与任何人谈论我经办过的索赔案件。”
“包括布莱克一案？”
“明确包括布莱克案。”
“既然你已经拿了那笔钱，签了那份协议，那么你为何又在此作证呢？”
“我冷静下来以后，找一位律师谈过。一位非常好的律师。他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我签的协议是不合法的。”
“你有这份协议的复本吗？”
“没有。昂德霍尔先生不准我保留复本。但你可以问他，我相信他有原件。”我慢慢转过身去，瞪着杰克·昂德霍尔，庭上其他人的目光也都一齐朝他射去。这时，他脚上的鞋带突然成了他生命的中心，他低头弯腰忙着对付它们，对她的证词装得听而不闻。
我朝列奥·德拉蒙德望去，在他的脸上我第一次看到了被彻底击败的表情。他的委托人当然没有告诉他用现金贿赂和强迫签协议的事。
“你为什么去见律师呢？”
“因为我需要听听律师的意见。我被人不公平地解雇了。而且，由于我是女人，在此之前我就受到歧视。我还受到大利公司几位主管的性骚扰。”
“对你进行性骚扰的人当中，有我们认识的人吗？”
“反对，法官大人，”德拉蒙德说。“这种事谈谈也许有趣，但与本案无关。”
“让咱们听听再说，反对暂时驳回。请你回答问题，莱曼西支克小姐。”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我和埃夫雷特·洛夫金有3年的性关系。只要我唯命是从，他想干什么都让他干，我的工资就会增加，职位就会提升。但是在我厌倦了这种关系并和他断了来往以后，我马上就被降职，从高级理赔审核员降到了一般的理赔员。工资也减少了20％。接着，拉塞尔·克罗基特也打我的主意。他当时是高级理赔监理，后来我被解雇的时候，他也被公司开掉了。他把自己强加于我，威胁我若是不跟他玩玩，他就砸了我的饭碗。假如我做他的情人陪他一段时间，他一定让我晋升。我要么献身，要么滚蛋。”
“这两个人都已经结婚了吗？”
“是的，都有家小。他们糟踏理赔部的年轻姑娘是出了名的，我可以说出一大堆名字。而且，拿晋升做交易搞女人的决不只是这两位大亨。”
所有人的眼睛又一次转向昂德霍尔和阿尔迪。
这时，我故意停了下来，回到桌边胡乱摸索了一阵。这是我学会不久的在法庭上玩的一种小把戏：遇到有滋有味的精彩证词，留点时间让陪审团回味回味，然后再继续进行。
我朝杰基瞧了瞧，她正用纸巾抹眼泪。她的两只眼睛如今已经通红，陪审团对她满怀同情，个个跃跃欲试，恨不得为她刀子见红。
“我们现在谈谈布莱克档案，”我说。“那是指定由你经办的？”
“是的。布莱克太太最初的索赔表格是交给我办的。我根据公司当时的政策，写给她一封拒赔的信。”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索赔要求最初都是要予以拒绝的呀，至少在1991年统统如此。”
“所有索赔要求都拒绝？”
“是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对每一索赔要求起初都予以拒绝，然后再对那些索赔金额很少而又合乎规定的要求进行复审。这些金额有限的索赔，其中有一些我们最后确实是理赔了，可是那些数额很大的，我们从来都不付款，除非投保人请来了律师。”
“这是什么时候成为公司的政策的呢？”
“1991年1月1日。这是一种试验，也可以说是个诡计。”我朝她点了点头。就这样说下去。“公司规定，在12个月的时间内，对所有超过1000美元的索赔要求一律予以拒绝。即使这种要求再合法，也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只要我们能找到可以与对方争辩的理由，对金额小于1000美元的索赔，我们最后也同样加以拒绝。超过1000美元的索赔，我们确实也赔了有限的几件，但那同样也只是在投保人聘请了律师进行威胁之后才赔的。”
“这一政策实施了多久。”
“12个月。这是为期一年的试验。在此以前，保险业界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这被管理层公认为是一个极妙的主意。拒赔一年，把省下的钱积聚起来，扣除掉对诉讼匆匆和解化掉的钱，剩下的就是一座小小的金山。”
“有多少金子呢？”
“这个诡计为公司额外净赚4000万美元左右。”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跟这些卑鄙的家伙在床上睡了那么久，什么污七八糟的消息听不到呀！他们无所不谈。谈他们的老婆，谈他们的工作。你不要以为我在为此自豪，跟他们在一起我一秒钟都没有愉快过。我是个受害者呀。”她的眼睛又红了，声音也有些颤抖。
又是一个长长的停顿，我在研究我的笔记。“布莱克家的申请是怎么处理的呢？”
“他们的申请起初和其他所有申请一样遭到了拒绝。但它索赔的数额很大，所以做了不同的记号。在‘急性白血病’这几个字引起了注意以后，我一切都按拉塞尔·克罗基特的意思办。在开头不久后的某一时期，他们意识到保单并未将骨髓移植手术排除在投保范围之外；这时，事情变得非常严重。因为第一，索赔的金额突然有可能会成为天文数字，而这笔钱公司显然不想赔。第二，投保人患的是不治之症。”
“那么理赔部是知道唐尼·雷·布莱克活不长的啰？”
“当然。他的医疗记录很清楚嘛。我记得他的医生写的一份报告说过，化疗进行顺利，坦白血病仍会复发，也许不到一年就会复发；除非病人接受骨髓移植，否则白血病最终将结束他的生命。”
“你把这份报告给谁看过吗？”
“我拿给拉塞尔·克罗基特看了。他又拿给他的上司埃夫雷特·洛夫金看了。是他们那一层的人做出了继续拒赔的决定。”
“可你是明白这一申请应该予以同意，给以赔款的，对吗？”
“这一点谁都明白，可公司在押宝。”
“这一句话的意思你能解释一下吗？”
“押的宝就是：投保人不会去找律师商量。”
“你知道找律师商量的人在当时的比例是多少吗？”
“一般相信，找律师商量的人与所有投保人之比，不会超过二十五分之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才开始搞这个试验的。他们认为这么干不会引起注意。他们把保单卖给那些受教育不多的人，他们指望那些人出于无知，在索赔遭到拒绝时会逆来顺受。”
“在收到律师写来的信时，情况怎么样呢？”
“那就会完全不同。如果索赔金额在5000美元以下，要求又完全合法，我们立即付款，并且发信向投保人表示道歉。用的借口无非是，你知道，公司忙中出错啦，或者计算机出了毛病啦。这种信我寄出过上百封。如果索赔金额超过5000美元，那么我就把材料交给监理。我想，这样的索赔要求几乎总是如愿以偿的、假如律师已经提出诉讼，或者即将提出诉讼，公司就迅速进行谈判，悄悄地私下把案子了结。”
“这样的情况出现得多吗？”
“这我确实不知道。”
我退下讲台，对她说了声“谢谢”。接着，我转身面对德拉蒙德，愉快地微笑着说，“证人是你的啦。”
我在多特身旁坐下。她泪流满面，正无声地哭泣。她以前就一直在责怪自己没有更早地聘请一位律师，如今听到杰基这样的证词，心里更是格外痛苦。无论审讯有什么样的结果，她都是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
有几位陪审员已经发现她在哭泣，这对案子的结果会有所裨益的。
可怜的德拉蒙德慢慢地走到一个远离陪审团的地方站住。他恨不得离陪审团更远一点，可是再向前迈一步，他就不能诘问证人了。我想不出他能有什么问题好问，但我相信他以前也曾遭到过类似的伏击。
他非常友好地做了自我介绍，对杰基说他们以前当然没有见过面。这是在向陪审团暗示，他对她将会说些什么一无所知。杰基怒容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