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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半希望雪越下越大，让暴风雪将明天的开庭推迟。可我的另一半又希望这雪花不再飘落。
我驱车回到住所时，小雪已停。我喝了两瓶没有冰镇过的啤酒，祈祷上帝让我快快进入梦乡。
“开庭之前还有什么问题吗？”基普勒向坐在他私人办公室里的一群心情紧张的人问道。我坐在德拉蒙德旁边，两人都在望着写字台对面的法官。我由于睡眠不足，两眼通红，头痛欲裂，思绪纷乱。
我惊奇地发现德拉蒙德是那样地疲倦。作为一个在法庭上度过一生的经验丰富的律师，他憔悴得令人吃惊。好！我希望他也是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度过了整个周末。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啦。”我说。无人惊讶。在这样的小会上，我很少能做出多大贡献。
德拉蒙德也同样摇摇头。
“是否可能确定一下骨髓移植的费用？”基普勒问道。“如果可能，我们就可以取消加斯金这一证人。手术费用看来在17万5上下。”
“没有意见。”我说。
被告辩护律师如果把价格压低，自己就可以赚得更多，但德拉蒙德在这里却无油水可捞。“合理。”他态度冷漠地说。
“这是不是意味‘是’？”基普勒不客气地追问。
“是。”
“谢谢，还有别的费用呢。2万5左右。我们大家是否同意：原告提出的损害赔偿要求总数为整整20万美元？我们都能同意吗？”他确确实实是在瞪着德拉蒙德。
“没有意见。”我说。我想德拉蒙德准会冒火。
“同意。”德拉蒙德说。
基普勒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谢谢。我们开庭前，还有别的问题吗？有没有和解的可能呢？”
“法官大人，”我口气坚决地说。这是事前周密考虑的结果。“我谨代表我的委托人在此表示，我们愿意和解结案，条件是被告赔偿120万美元。”
被告律师往往都是训练有素，不管原告律师提出什么样的和解方案，他们都会表现得大惊小怪。不出所料，我的条件刚一出口，迎接它的就是一连串的摇头和咳嗽；挤坐在我身后的那几个宠仆当中，甚至还有人发出了不屑的吃吃笑声。
“你想得倒美。”德拉蒙德酸溜溜地说。我确实认为，列奥正在慢慢地沿边。本案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言行举止具有十足的绅士风范，在法庭内外都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专业人员。可现在他的表现却像个喜欢噘起嘴巴与人斗气的二年级大学生。
“没有反建议吗，德拉蒙德先生？”基普勒问。
“我们提出的数目是20万。”
“很好，咱们马上开始。双方各有15分钟做案情概述。不过，当然啰，你们可以无话则短。”
我已经测定过许多次，我的案情概述不多不少只需要整整6分半钟。陪审团鱼贯入场，在接受了法官的欢迎并且聆听了他的几句指示后，转过身来和我面面相对。
如果我经常干这种把戏，将来有一天我也许能练出一身演戏的本领。这当然是将来的事。目前我却只想赶快讲完了事。我捧着拍纸簿，偶尔朝上面瞧一眼，向陪审团概述本案的案情。我站在讲台边，心里暗暗地希望身上穿的灰色新西装能给我增添几分律师的风采。事实明显对我有利，我无需在它们上面多费口舌。我的委托人买了保险，每周按时交纳保险费，保单的范围包括唐尼·雷，他得了病，后来他就受到折磨。他致死的原因很明显。陪审团诸君将会见到唐尼·雷，但只能通过录像带。他死了。本案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迫使大利公司支付它开始就应支付的那笔钱，而且还要对它的不法行为进行严惩。大利公司资产雄厚，它收取保险费，却拒不支付理赔金，从而赚取了巨额金钱。在所有证人作证结束之后，我将再次站到这里请求你们，诸位陪审员，做出裁决，由大利公司支付巨额惩罚性赔偿金。
开始就把这颗种子播下，是极为重要的。我要让他们明白，我们想要得到的是数目很大的一笔钱，而大利公司理该受到严惩。
我的陈述十分顺利。我没有结巴，没有发抖，也没有引起德拉蒙德的反对。我可以预言，在审理本案的大部分时间里，列奥将一直把屁股埋在座位里。他不想遭到基普勒的羞辱，特别是当着陪审团的面。
我在多特旁边坐下。长长的原告席上，就只坐着她和我。
德拉蒙德信心十足地大步走到陪审席前。他手上拿着一份保单，充满戏剧性地开了头：“这就是布莱克夫妇购买的那份保单，”他边说边举起保单，让人人都能看见。“而在这份保单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说过，大利公司必须支付移植的费用。”为了增强效果，他有意做了一个长长的停顿。陪审员们虽然并不喜欢他，但他的话却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张保单的费用是每周18美元，其范围并不包括骨髓移植，然而本案的原告却指望我的委托人支付20万美元，作为，诸位肯定猜对了，骨髓移植手术的费用。我的委托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但这决非出于对唐尼·雷·布莱克的任何恶意。对我的委托人来说，这并不是生死攸关的事，而是包括不包括在保单保险范围之内的问题。”他像演戏似的挥动保单，而且挥动得十分有力。“他们不仅想得到他们无权得到的那20万美元，他们起诉我的委托人，还因为他们想得到1000万美元的额外赔偿费！他们说这是惩罚性赔偿。我说这是荒唐可笑。我要说这是贪婪。”
这番话虽不是无的放矢，却也冒着很大风险。保单虽然明确将任何可以移植的器官的移植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但并未提到骨髓，而骨髓并非器官。保单的起草人当初昏了头，留下了一个大漏洞。而在马克斯·勒伯格给我的那份新制作的保单中，却有明确的文字，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外。
被告的战略已经昭然若揭了。他们不会承认这样一家大公司人员太多，难免会有不称职的雇员犯下某个错误，并且以此来和我们磨蹭。德拉蒙德此刻的战略是对一切都拒不承认。他断言骨髓移植手术极不可靠，属于假冒伪劣之列，决不是治疗白血病公认的常规方法。
他口若悬河，像医生一样滔滔不绝地谈论寻找合适的骨髓捐赠者的困难，有些病例找到的概率仅为数百万分之一；即使万幸找到，手术的成功率也是非常之低。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的一句老话：“这根本不属于保单规定的保险范围！”
他打定主意要刺激我。他第二次提到“贪婪”这个词时，我立即跳起来反对。案情概述本来不是进行辩论的场合，辩论得等到最后。他只该把自己对证据的看法告诉陪审团。
基普勒，这位可爱的基普勒，我话音刚落，就立刻说道：“反对有效。”
初次交锋，胜利在我。
“我很遗憾，大人，”德拉蒙德诚心诚意地说。他开始谈论他的证人，他们的身份，他们证词的内容。他已经泄了气，话讲了也有10分钟，本该就此打住，可他却依然拖完了一刻钟，直到基普勒告诉他时间已到，这才谢了谢陪审团。
“传唤你的第一位证人，贝勒先生。”基普勒说。我想害怕也来不及。
多特·布莱克心情紧张地走到证人席，宣誓后坐下，望着陪审员们。她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棉质裙服，衣服已经很旧，但看上去十分整洁。
我们，多特和我，有个脚本。一周前我给了她，我们已经练过10次。我提问，她作答。她害怕得要命，而且这完全合情合理。她回答时口气木讷，一板一眼。我曾对她说过，她若是紧张一点，并不碍事，陪审员们不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嘛。姓名，丈夫，家庭，职业，保单，唐尼·雷病前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况，病后她和他一起生活的情况，他死后她的生活状况。她擦了几次眼泪，但并未失态。我曾叫她尽量不要哭泣，谁都知道她有多么悲伤。
她叙述了身为人母却不能为垂死的爱子提供健康护理的酸楚。她给大利公司写过许多信打过多次电话。她还给众议员、参议员和市长们写信打电话请求帮助，但她的努力全无结果。她上门打扰过本市的多家医院，请求他们提供免费治疗。她还把朋友和邻居们组织起来募集医疗费，但结果同样很惨。她辨认了保单和申请书，回答了我提出的与购买保单及每周来收取保险费的博比·奥托有关的问题。
接着我们开始涉及那批宝贝材料。我把那最初7封拒赔的信件给她，她向陪审团一一读了一遍。这些信的内容读出来比我希望的还要恶劣。干脆拒绝，不做任何解释。理赔部拒绝，理由是有待保险部审核。保险部拒绝，理由是有待理赔部审核。理赔部以先前存在的情况为根据加以拒绝。保险部以唐尼·雷已长大成人不再是家庭成员为根据加以拒绝。理赔部断言骨髓移植不属于承保范围而加以拒绝。理赔部断言骨髓移植属于初步试验阶段而非公认的治疗方法从而予以拒绝。
陪审员们屏气凝神仔细地听着每个字。这些情散发出的恶臭笼罩着人们。
接着是那封“愚蠢之至”的信。多特一边读，我一边紧盯着陪审员的脸。有几位明显地露出了震惊的表情。有几位无法相信自己的两耳，不停地眨巴着眼睛。还有几位怒视着被告席，而令人奇怪的是，被告律师团的所有成员这时却低着头在沉思默想。
多特读完了这些信，法庭里寂静无声。
“请把信再读一遍。”我说。
“反对。”德拉蒙德迅速站起来说。
“反对驳回。”基普勒斥道。
多特又读了一遍，读得更为从容，更有感情。这正是我结束对她的问询的最佳时机，因而我向陪审团致意后走回自己的座位。德拉蒙德走到讲台前。他要是对她态度粗暴，那他将大错特错；我想他不会。
他从她以前买的保单开始，泛泛地提了几个问题，然后话题一转，问她出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