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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有什么不好吗？”他站在树下问道。篱笆外边长着茂密的树篱，挡住了隔壁邻居的视线。在这杂乱的灌木丛中，有4棵高大的松树，遮住了从东边射来的早晨的阳光，使人站在橡树下面勉强还能忍受。至少暂时还能忍受。而且，这里光线充足。
“我觉得挺好，”我说，尽管在我极为有限的经历当中，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户外取证这样的事。我迅速默念了一段祷文，感谢上帝让狄龙·基普勒阁下大驾光临。
“电线能拉到这儿吗？”他问。
“能，”戴克说。“我带来的接线有100英尺长哩。”他边说边费劲地从草丛中走过去。
布莱克家的宅基宽不足80英尺，长约100英尺。前面的庭院大于后院，因而后院很小，那辆破福特离我们并不远。事实上，它就近在眼前，那头老猫克劳斯庄严地雄踞车头，用警惕的眼光注视着我们。
“咱们去搬几张椅子来，”基普勒下令，边说边卷袖子。多特、法官和我从厨房搬来了4张座椅，而戴克则忙着拉线，搬出摄像机。巴迪已不见人影。多特让我们随意使用院子里的凳椅，接着又从杂物间找来了3张斑斑点点、发了霉的草坪躺椅。
基普勒和我又是搬又是扛，不到几分钟，全身都已为汗水湿透，而且还引起了邻居的注意。几张面孔从他们的庇护所里露了出来，用充满好奇的目光审视着我们。那个身着牛仔裤的黑汉子，干吗要把椅子拖到布莱克家的橡树底下？那个长相古怪、头大如斗、五短身材的家伙，干吗要脚上绕着电线在跌跌冲冲地布线？布莱克家发生什么事啦？
9点差几分，两位法院女书记官赶到了。糟糕的是，应门的却是巴迪。要不是多特及时出现，把她们领到后院，她们准会吓得掉头就走。感谢上帝，她们穿的不是长裙，而是宽松的便裤。她们立即和戴克聊起摄像设备和电源。
德拉蒙德和他那一班人员于9点准时到达，一分钟不早，一分钟不迟。他今天只带了两个律师：B．杜威·克莱·希尔三世和布兰登·富勒·格罗。这两人打扮得像是一对双胞胎：海军蓝的上装，全棉白衬衫，下穿浆得笔挺的卡其裤，脚蹬平跟船鞋。唯一的区别只是他们的领带。德拉蒙德没有打领带。
他们在后院找到了我们，这样的环境，使他们颇为惊愕。但基普勒、戴克和我本人此刻已经热得浑身湿透，他们怎么想，已经全不在乎。“只来了3位？”我数了数被告辩护律师团，问道。但他们显然不觉得我的问题有趣。
“你们坐在这里，”法官大人指着3把厨房用椅说。“当心电线。”戴克把电线在树上绕得乱七八糟，而格罗又似乎特别害怕触电。
多特和我扶着唐尼·雷下了床，穿过屋子，走向后院。他身体虽然非常虚弱，却勇敢地强打精神，尽量不让我们搀扶。走近橡树的时候，我仔细观察列奥·德拉蒙德，看他第一次见到唐尼·雷会有何种反应。但从他那沾沾自喜的脸上，我却看不到任何变化。我真想厉声对他吼叫：“你仔细看看，德拉蒙德。看看你的委托人干的好事！”但这不是德拉蒙德的错。拒绝支付唐尼·雷手术费用的决定，在德拉蒙德得知这一事件很久之前，早就由大利公司的某个人做出了，他只不过碰巧当了炮灰，受到我们憎恨而已。
我们让唐尼·雷坐在铺了垫子的摇椅上。多特把垫子拍了又拍，弄得松松软软，让他尽可能坐得舒舒服服。他呼吸沉重，满脸是汗，看上去比平时还要虚弱。
我把在场的人一一向他做了正式介绍：基普勒法官，两位法院书记官，戴克，德拉蒙德和特伦特与布伦特的另外两名律师。他身体太弱，不能和他们握手，因而只是微微点头，尽力挤出一丝微笑。
我们把摄像机对准他的面孔，镜头离他大约只有4英尺。一位书记官是领有执照的摄像师，在戴克调整焦距时，她设法让他走开，不要碍手碍脚。因为录像带上只能出现唐尼·雷一个人的图像。别人的声音可以录下，但将来陪审团看到的只能是他一个人的脸孔。
基普勒让我坐在唐尼·雷的右侧，德拉蒙德坐在他的左侧。法官自己则坐在我的旁边。我们坐下后，都把椅子向证人身边挪。多特站在摄像机后几英尺的地方，注视着儿子的一举一动。
受好奇心驱使的几位邻居，在不到20英尺以外，倚在钢丝网眼篱笆上。从街头一台收音机里，传来康维·特威蒂嘹亮的歌声，但目前这还没有使我们分神。这是星期六的上午，从远处不停地传来刈草机的嗡嗡声，与邻居们修剪树篱时发出的咔嗒声相互唱和。
唐尼·雷呷了一口水。面对着4位律师和1位法官的注视，竭力显得泰然自若。今天向他取证的目的十分明显：陪审团需要倾听他的证词，而将来开庭时，他却已经离开人问。他应该引起陪审团的同情。如果是在若干年以前，取证会以过去常见的那种方式进行。法院书记官用录音机录下提问和回答，再用打字机打成一份清楚明白的证词，审判时由律师向陪审团宣读。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目前的取证，特别是对垂死的证人取证，常常用录像机录下，然后向陪审团播放。遵照基普勒的指示，唐尼·雷的证词也将按标准程序用速录机录下，这将使原告和被告、陪审团和法官，在不必看完整个录像的情况下，迅速查看所需的证词。
这种取证所化的费用，视长度而定。法院书记官按照页数收费，因而戴克要我提问时简明扼要。这是我们在取证，费用得由我们支付，他估计大概要化400美元。打一场官司代价实在不菲。
基普勒问唐尼·雷是否已准备就绪，接着便命令书记官让他宣誓。他保证将说出事实真相。由于他是我的证人，目的又在于为将来庭审取得证词，我对他的质询就不能像平时“钓鱼”时那样随便，而必须符合取证的种种规则，因而我心里颇有点儿紧张。但基普勒在场，又使我大为安心。
我问了唐尼·雷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又就他的父母和家庭提了几个问题。全是些基本的东西，无论对他还是对我，都十分容易。他回答时语速缓慢，面对着摄像机，一切都按照事前我对他的指示进行。我要提的问题，他全知道；即使德拉蒙德可能提出的问题，他也多半心中有数。他背靠着橡树树干，这在画面上构成了绝妙的背景。他偶尔用手帕抹一抹前额，对这个取证小组成员们好奇的凝视，仿佛视而不见。
我虽然事前并未叫他尽量突出虚弱的病态，但他此刻确实显得弱不禁风，奄奄一息。也许他真的活不了几天了。
在我的左边，不过隔了几英寸，坐着德拉蒙德、格罗和希尔。他们将拍纸簿搁在膝头上，正飞快地竭力记下唐尼·雷所说的每一个字。在星期六取证，我不知道他们要收多少费。取证开始不久，海军蓝的上装便已脱去，领带也已松开。
在问答过程中一个较长的间歇期间，后门突然砰的一声被人推开，巴迪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他已经脱掉了衬衫，身上穿着那件常穿的布满黑色斑点的红色无领套衫，手上拿着一个奇形怪状的纸袋。我虽然目不斜视，没法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唐尼·雷身上，但从眼角仍能看见他摇摇晃晃地走过院子，一边用怀疑的目光瞟着我们。我心里完全明白，他将向何处走去。
那辆福特破车的门敞着，他钻进汽车，坐到前排的位置上，几只小猫立刻争先恐后地从窗口跳了进去。多特的脸上顿时板了起来。她紧张不安地望着我，我立即摇了摇头，仿佛是说：“别管他！他是不会有什么妨碍的。”她真想宰了他。
唐尼·雷和我谈论着他接受过的教育，工作经历，以及他从未离开过家、从未参加过选举登记、从未在法律上遇到过麻烦等等事实。昨天夜里，我躺在摇荡的吊床里，曾经把取证想得如何如何困难，现在情况却远非如此。我从容自若，完全是一副真正的律师模样。
关于他所患的疾病，以及他没有得到的治疗，我提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事前虽然已经排练过多次，我仍旧问得十分谨慎。因为医生的话唐尼·雷一句也不能重复，而且他也不能做任何猜测，或者发表与医药有关的意见。那样的话，只能是道听途说。医疗方面的问题，我希望再由别的证人在庭审时提出证词。德拉蒙德的眼睛亮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每一句回答，在心里迅速地做一番分析，然后竖起耳朵等着下一句。他完全不露声色。
唐尼·雷的体力和脑力能支持多久，陪审团将来想看多久，这都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我化了短短的20分钟，便结束了质询，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对方没有提出过一次“反对”。戴克朝我挤了挤眼，仿佛是说：我干得特棒。
列奥·德拉蒙德对著录音设备向唐尼·雷做了自我介绍，接着又说明他代表的是谁，在这样的场合出现他感到多么遗憾。与其说他是在对唐尼·雷讲话，倒不如说是在讲给陪审团听。他声音悦耳，语气宽容，一个十足的富有同情心的男子汉。
只提几个问题。唐尼·雷有没有离开过家？有没有在别的什么地方生活过？哪怕只住过十天半个月？德拉蒙德围绕着这个问题，轻声地旁敲侧击，反复盘问。由于唐尼·雷已经过了18岁，只要他曾经离开过家，他们就可以证明，他的父母购买的保单保险范围并不包括他。
唐尼·雷声音微弱，一次又一次有礼貌地回答说：“没有，先生。”
德拉蒙德又很简要地问了别的几个问题。唐尼·雷自己是否买过医疗保险？是否曾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