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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戴克也得依靠我。我有开业执照。尽管收入可以对半分成，但我们的关系并非平等合作。他把杂活苦活主动揽在身上，是因为他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他心甘情愿地跟在救护车后面飞奔，在法院接待室里徘徊，在医院急诊室里躲躲闪闪，是因为他对五五分成这样的安排心满意足。他在哪里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交易啦。
只要逮住一桩案子就成，他反反复复对我说，在律师界你一直都可以听到人们这样说。逮住一件大案，你就可以退休。在电话簿黄页上做彩色广告，在马路上竖起又高又大的广告牌，在市内公共汽车上贴出大幅海报，甚至打电话拉客，律师们之所以干出这些肮脏勾当，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捏住你的鼻子，不要理会你的所作所为发出的臭气，不要理会大事务所的大腕律师对你的奚落或者谄媚，因为只要逮住一桩案子就成。
戴克已经下定决心，要为我们这个小小的事务所，逮住一桩大案。
他在全市深挖细找的当儿，我也努力使自己忙忙碌碌。在孟菲斯地区，有5个附属于它的小城市。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市法院，每个市法院都指派年轻律师代表贫穷的刑事被告在行为不检的案件中替他们辩护。法官和检察官都是兼职的年轻人，大多是孟菲斯州大的毕业生，大多数人每月的工资还不到500美元。他们在市郊都有自己的事务所，而且生意兴隆，每周只化几个小时，审理这些刑事案件。我曾登门拜访过他们，脸上挂着笑，伸出热情的手，请他们多多关照，给我弄点儿业务。拜访也取得了一点成果。目前，我奉命代表6个穷汉子，他们所犯的罪行各不相同，有的是拥有毒品，有的是小偷小摸，还有的是公开亵渎。每件案子我最多能拿到100美元，但案子必须在两个月内了结。从会见委托人和他们讨论如何为其辩护，与检察官交涉，到最后赶赴郊区出庭，我每一案件至少要化4小时。这就是说，每小时收费只有区区25美元，还得纳税和开支。
但这至少让我有事可做，而且多少也有点儿进账。我和人们会见，相互交换名片，请我新找到的委托人转告他们的亲戚朋友，我鲁迪·贝勒能帮助他们解决任何法律难题。然而，折磨他们亲戚朋友的又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每想到此，不禁全身战栗。只能是更大的不幸啊。不是离婚，就是破产，或者种种刑事罪名。这就是律师的生涯。
戴克希望我们赚到一点钱以后，做些广告。他认为我们应该打出人身伤害法律专家的旗号，到有线电视台做广告。广告片应该在每天清早播放，那时候工人们正在吃早饭，可以赶在他们上班受伤之前引起他们的注意。他最近还一直在收听一个听众可以与主持人谈心的黑人电台。这不是因为他喜欢它播放的音乐，而是因为这家电台收听率很高，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被律师们发现和利用。戴克找到了一个新的领域：谈心律师！
上帝保佑我们。
我喜欢在巡回法院文书室溜达，跟那些女办事员打情骂俏，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法院的档案是公开的文献，可以通过计算机查阅。我摸熟了计算机后，立刻调出了列奥·F．德拉蒙德以前经办的几个案件。最近的一桩结案已经18个月，最早的则已有8年之久。没有一桩与大利公司有关，但被告无一例外全是各种各样的保险公司。所有的案子都经过审判，并且最终裁决全都有利于他的委托人。
我在过去3周当中，化了许多时间研究这些档案，做了大量的笔记，复印了成百份材料。借助这些档案，我准备了一份长长的质询提纲，这些书面质询的问题将由对方在宣誓后做出书面回答。书面质询的方法多种多样，我发现德拉蒙德的模式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仔仔细细地琢磨这些档案，列出了一份长长的要求大利公司提供的文件目录。德拉蒙德的对手当中，有几个相当出色，另外几个都十分可怜。但不管对手的本领如何，他似乎总是占着上风。
我研究了他的诉状、辩护状、申请书、书面质询和对原告书面质询做出的答复。晚上，我躺在床上读他的证词，背诵他的预审指令。我甚至看了他写给法院的书信。
在对戴克作了长达一个月的巧妙的暗示和委婉的劝诱之后，他终于同意去亚特兰大做一次闪电式的旅行。他在那里搜索了两天时间。两个晚上都是在价格低廉的汽车旅馆中度过，因为这是因公出差。
今天回来时，他带来了我期盼已久的消息。包娣小姐的财产略高于42000美元。她的第二任丈夫确实从他那个住在佛罗里达关系疏远的哥哥那儿，继承了一笔遗产，但他的那份不动产价值还不足100万美元。在和包娣小姐结婚以前，他已经有过两位太太，她们给他生了6个儿女。这6个儿女，外加律师和国内收入署，几乎把他的财产瓜分殆尽；包娣小姐得到的4万美元，由于某种原因，被存放在佐治亚州一家大银行的信托部。经过5年大无畏的投资，连本带息现在已有42000美元。
由于法院档案只是部分封存，戴克可以仔细查阅，并且缠住有关的人士，打听到我们需要的信息。
“遗憾，”他在总结了调查成果并把一些复印的文件交给我后说。
我很失望，但并不觉得奇怪。
笔录唐尼·雷·布莱克的证词，原本计划在我的新事务所里进行，这个方案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戴克和我虽然不是在马厩中办公，但办公室大小，而且几乎没有装修。窗子上没有窗帘，转身都有困难的洗手间里，抽水马桶又常常罢工。
我倒不是为这个地方感到难堪，事实上它还颇为雅致；对一颗正在崛起的律师界的新星，这是朴实无华的起步场所。但它肯定要遭到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那些家伙的嗤笑。他们过惯了豪华生活，屈尊来到郊区的贫民窟定会表现出势利来，我又怎能忍受？我们甚至都没有足够的座椅，把狭小的会议桌四周摆满。
星期五，也就是预定取证的前一天，多特告诉我说，唐尼·雷起不了床出不了屋。他一直在为取证担心，这使他的身体变得更糟。他既然无法走动，我们当然只能去他家取证。我打电话给德拉蒙德，他却回答说他不能同意改变取证的地点。规定就是规定嘛，他说。我能做的就是把取证的时间向后推，并且重新通知每一个人。他对此深感遗憾。他当然巴不得把取证向后推，一直推到唐尼·雷的葬礼之后。我挂上电话，马上又打给基普勒法官。过了几分钟，基普勒拨通了德拉蒙德的电话，三言两语就把取证的地点改到多特和巴迪·布莱克的家。我感到奇怪的是，基普勒居然想亲临取证的现场。这实在是非同寻常，但他有他的道理。唐尼·雷已经病入膏肓，这可能是笔录他的证词的最后一次机会。因此，时间至关重要。取证时双方律师发生激烈争执是家常便饭，往往需要打电话请法官召开电话会议来解决纠纷。如果找不到法官，如果纠纷无法解决，取证就只好取消，双方重新商定取证的时间。基普勒断定，德拉蒙德那一帮人准会挑起毫无意义的争吵，阻碍取证的正常进行，然后大发雷霆，拍拍屁股走路。
但基普勒在场，取证就会一帆风顺。他会对他们的反对意见做出裁决，让德拉蒙德老实就范。而且，这天是周末，他也没有别的事可做，他补充说。
这将是我律师生涯中第一次取证，我想他也有点儿为我的能力担忧。他的担忧，不无道理。
星期五夜里，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心里一直在盘算，如何才能保证在布莱克家的取证获得成功。唐尼·雷整个作证的过程，将用录像机录下，以便陪审团将来可以看到他那凄惨的模样，但他们家又潮又暗，特别是最最重要的灯光，更是暗淡得怕人。屋子里没有空调，温度却高达华氏90多度。无法想象，五六个律师和一位法官，外加一个书记官和摄像，能在他家里找到一个地方挤坐在一起，而不致觉得无法忍受。
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多特用大块的蓝色烟云，使我们统统窒息而死；还梦见巴迪在后院用空酒瓶砸窗户。我睡了不足3小时。
我提前1小时早早来到布莱克家。他们的窝显得更小更热了。唐尼·雷坐在床上，精神尚可。他说他要打起精神面对挑战。取证的事我们已长谈过几小时。一周前，我给了他一份材料，上面详详细细地列出了我要问的问题，以及我估计德拉蒙德将会提出的问题。他说他已做好准备，但我看出他有点儿紧张和激动。多特在边煮咖啡边擦墙壁。一批律师和法官将要光临，唐尼·雷说，她打扫了一个通宵，到现在仍未停。我在搬一张沙发时，巴迪从我身边走过，身上已经洗刷一新。衬衫雪白，下摆也已经塞进裤腰。取得如此显著的战果，多特不知在他身上化了多少力气。
我的3位委托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完全上得了台面。我为他们骄傲。
戴克来时带了许多设备。他向朋友借了一台老式摄像机，比时下流行的摄像机至少大3倍。他向我保证摄像决无问题。这是他第一次和布莱克一家见面，他们全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他，正在屈尊抹着咖啡桌的巴迪尤为如此。戴克在屋里兜了一圈，悄悄对我说这地方绝对不够大。他把一只三角架拖进房间，不慎踢翻了一个杂志架，惹得巴迪朝他狠狠地瞪了一眼。
屋子里凌乱不堪，到处散放着一些小桌子、垫脚凳和60年代初期生产的家具，家具上堆满了廉价的纪念性的小玩意。室温在一分钟一分钟上升。
基普勒法官大驾光临，和在场的人打过招呼后，便开始不停地冒汗。过了分把钟，他说：“咱们到外边去瞧瞧。”我领着他穿过厨房，走进后院。在正对着巴迪的福特破车的篱笆一角，有棵橡树，可能是当年造屋时栽下的，如今已枝繁叶茂。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