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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天一个吧。”
“哦。对不起，打扰啦。”
“没问题。”她咕噜道。话未说完，手已回到打字机上，开始使劲敲打。我转身走出了这家事务所。
我已经准备好了许多份简历和许多封信。我把整个周末都用于准备文件，筹划进攻的对象。现在的我有满脑子办法，但却缺少乐观。我打算干一个月，每天进攻两三家小事务所，每周五天，一天也不停，一直干到毕业为止，然后，然后会怎么样，那就只有老天知道了。好在布克已经说通了马尔文·香克尔帮我在司法机关找工作，而且马德琳·史金纳此时此刻也许正在和某个人通话，要求他聘用我呢。
也许会有点儿结果的。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个三人事务所，与第一个目标只隔两个街区。这是我精打细算的成果，这样我就可以在受到一处拒绝之后，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接受第二次拒绝。时间就不会白白浪费。
据电话簿黄页律师栏介绍，纽利·罗斯与佩里事务所从事的是一般法律业务，三个合伙人都是40岁出头的年纪，事务所里既无别的律师，也没有律师帮办。他们似乎承接许多房地产方面的案子，这让我受不了，不过现在可不是挑挑剔剔的时候。事务所在一座现代化的混凝土大楼的三楼，电梯很慢，而且闷热。
接待室舒适得令人惊讶，人造硬木地板上铺着一条东方地毯。玻璃咖啡桌上散放着几本《人物》和《我们》杂志。秘书放下电话，微笑着说：“早上好。我能为你效劳吗？”
“是的。我想见纽利先生。”
她脸上依然挂着微笑，瞧了一眼她那张整洁的写字台上放着的一本厚厚的约会簿。“你和他约好了吗？”她问。其实她已非常明白我并非有约。
“没有。”
“明白了。纽利先生现在正忙着呢。”
我去年夏天在一家事务所打过工，我早就清楚会有这样的回答。这是一种标准的答案。世界上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承认，或者会允许他的秘书承认：他不是忙得不可开交。
本来还可能会有比这更糟的回答：他今儿上午还可能正在联邦法院出庭呢。
据黄页律师栏介绍，罗德里克·纽利是这家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毕业于孟菲斯州大法学院。我在制定进攻方案时，曾设法把尽可能多的校友包括在内。
“我很乐意等一会儿。”我说，同时微微一笑。她也微微一笑。我们都在微微笑着的当儿，短短的走廊头上一扇门开了，一个未穿上装、袖子卷得老高的男人朝我们走了过来。他扫视了一眼，看见了我，突然就站到了我面前。他把手上的文件交给了面带微笑的秘书。
“早上好，”他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他声音洪亮，是一种真正友好的声音。
她刚张口，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我就抢先一步说：“我需要和纽利先生谈一谈。”
“我就是，”他边说边把右手朝我伸了过来。“罗德·纽利。”
“我是鲁迪·贝勒，”我边说边握住他的手，用力摇了摇。“我是孟菲斯州大三年级学生，即将毕业，想和你谈谈工作的事。”
我们仍旧握着对方的手。我提到工作时，他握住我手的力量并未明显减弱。“哦，”他说，“工作？”他瞟了一下坐着的秘书，仿佛在说：“你怎么能让这种场面出现？”
“是的，先生。我只要10分钟。我知道你很忙。”
“对，嗯，你知道，几分钟以后我得去录一个证词，接着还要出庭。”他看看我，看看她，接着又看了看表，一副要走的样子。但他本质上却是个好人，一个轻信别人的好人。或许在不太久之前的某一天，他也曾处在我目前的境地。我一边用目光向他恳求，一边伸出手去把简历和信递给他。
“好。嗯，当然，进来吧。不过，只能呆一会儿。”
“我10分钟以后按响蜂鸣器。”她迅速接腔道。她打算以此来弥补自己刚才的疏忽。他像所有律师一样，仔细看了看表，严肃地对她说：“对，最多10分钟。你给布兰奇挂个电话，告诉她我可能要晚到几分钟。”
他们俩一唱一和配合得十分巧妙。他们将为我提供方便，但同时却又已做好安排，让我迅速离开。
“跟我来，鲁迪。”他微笑着说。我紧紧跟着他，朝走廊那一头走去。
他的办公室是一个正方形的房问。写字台后面，一排书架构成了一道挡壁；正对着门是一道“自我表现墙”。我迅速扫视了一遍名目繁多的证书，这里有出席扶轮国际分社满勤证书，童子军志愿者证书，本月律师先生证书，至少两张学位证书，一张与红发政客合影的照片，商会会员证书。这位仁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会用镜框镶起来的。
我们分别在他那张巨大的写字台两侧坐下。我能清楚听见时钟的滴答声。“这样冒昧地来打扰你，实在抱歉，”我开口说，“但是我实在需要一份工作。”
“你什么时候毕业？”他手肘搁在桌上，身子前倾。
“下个月。我知道现在找工作为时已晚，不过这是有很充分的原因的。”我接着就讲了与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的纠葛。谈到与延利·布里特有关的部分时，我很是利用了我希望的他厌恶大事务所这一点。因为像我的这位朋友罗德这样的小伙计，也就是那些微不足道的街头律师，和市中心高楼大厦里那些穿着丝袜的大讼棍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对立关系。我稍加渲染地告诉他，廷利·布里传本想找我谈谈聘用的事，接着就单刀直入地亮出了一个向自己脸上贴金的观点：叫我为一家大事务所工作，根本就没门。这不符合我的性格。我独立性太强了。我要代表普通人，而不是大公司。
我的这番话讲了不到5分钟。
他听得十分专注，尽管由于对那随时都会响起的蜂鸣器声念念不忘而多少有点分心。他心里明白他决不会雇用我，因而只不过是在消磨时间，等着许诺给我的10分钟过去。“奚落得多妙呀。”我讲完我的故事时，他用同情的语气说。
“或许再好不过了，”我说，声音像祭坛上的羔羊。“但我已做好工作的准备。我在班上的成绩，在前四名之内。我非常喜欢房地产业，而且已经读过两门有关财产的课程。两门课的成绩都很不错。”
“我们承办的房地产案件可是多得很呢。”他洋洋得意地说，似乎这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工作。“还有大量的诉讼。”他甚至更加洋洋得意地又补了一句。他或许对自己的工作十分精通，或许能挣到足够的钱过一种舒舒服服的生活，但他只是个坐在办公室里舞文弄墨办案的不上档次的小律师而已，可他却想在我的心目中，竖起一个在法庭上大叫大嚷成就卓著的讼棍的高大形象。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是常规，律师们无不都是这么自吹自擂的。我见过的律师虽不太多，但在见到过的当中，迄今还没有一个不想叫我相信他能在法庭上把对手打得屁滚尿流的。
我的时间快要用尽。“我一直靠工作挣钱念书。整整7年，没有从家里拿到过一分钱。”
“什么性质的工作？”
“什么都干过。目前在尤吉酒家，当酒吧侍者。”
“你当酒吧侍者？”
“是的，先生。也干别的事。”
他手里捏着我的简历。“你是单身。”他慢腾腾地说。这在简历上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
“是的，先生。”
“认认真真地谈过恋爱吗？”
这跟他实在毫无关系，可我怎敢顶撞他？“没有，先生。”
“你不是同性恋吧？”
“不，当然不是。”我们这两个非常直率的白人男子，于是共享了片刻的异性恋者的幽然时光。
他身体向后一仰，面部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仿佛是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我们这几年没有雇用过一个新律师。我仅仅是出于好奇，想问一下：市中心那些大事务所，给新雇的律师，开的是什么价？”
他提这个问题当然有他的道理。不管我如何回答，他都会对那些高楼大厦里的高额年薪，装出一副震惊和无法相信的模样。而这当然将是我们进行有关工资的讨论的基础。
撒谎不会有任何益处。他对工资的多少，很可能已了解得清清楚楚，因为律师们喜欢说长道短。
“延利·布里特一贯坚持付给雇员最高的工资，这你是知道的。我听说高达5万美元。”
我还未说完，他已经开始摇头。“你开玩笑，”他装出一副震惊得不知所措的模样说，“你开玩笑啦。”
“我不要那么高的价。”我忙不迭地宣布道。我已经打定主意：只要有人愿出价，我就把自己廉价出售。我的开销很少，而且只要我能跨进大门，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几年，那么我的情况肯定会得到改善。
“那么你心里是个什么数呀？”他问。那口气好像他这个出类拔萃的小事务所，可以与那些大家伙一比高低，工资哪怕仅仅比他们低一点，也会使他感到掉价一般。
“我只要一半就干。两万五。我愿意每周工作80小时。我愿意处理所有的臭鱼档案。我愿意干任何杂活。你和罗斯先生以及佩里先生，可以把你们但愿从来没有接下的任何案子交给我，我将在6个月之内把它们了结。我保证。我在头一年里就可以赚回自己的工资，不然，我立即走人。”
罗德听了我的一席话，惊讶得张开嘴唇，露出了牙齿。两颗眼珠子在不停地转动，大概是在动着脑子，想把面前的这堆垃圾从办公室里铲走，抛到别的一个什么人头上去。这时，从他的电话机里传出了蜂鸣器嗞嗞的响声，随之传来了秘书的声音。“纽利先生，他们在等你去取证呢。”
我瞧了一下手表。8分钟。
他看了一下他的表，皱了皱眉，对我说：“你的提议很有意思。我考虑考虑。我得和合伙人商量一下。我们每周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