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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你我真是开心，”她不知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说。
“你的家很可爱，包娣小姐。”我吸着带有霉味的空气说。
“哦，谢谢你。这还是汤玛斯和我50年以前买下的。”
厨房里的锅和壶，水池和龙头，炉子和烤箱，所有的一切都统统用了至少50年了。那只冰箱大概是60年代初的产品。
“汤玛斯11年前去世了。我们在这个屋子里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不过还是不谈他们吧。”她那张喜滋滋的脸突然沉了下来，但很快又露出了笑意。
“对，当然是不谈为好。”
“我们还是来谈谈你吧。”她说。这个题目我倒是宁愿避而不谈。
“行呀。干吗不呢？”我绷紧了神经，准备应付她的发问。
“你是哪里人？”
“我生在孟菲斯，不过是在诺克斯维尔长大的。”
“好极了。那么你是在哪儿念大学的呢？”
“奥斯汀皮依。”
“奥斯汀什么？”
“奥斯汀皮依。学校很小，在克拉克斯维尔。是由州政府财政支持的学校。”
“好极了。那么你为什么挑中孟菲斯州立大学读法学院呢？”
“因为它确实是个好学校，而且我又喜欢孟菲斯。”实际上，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孟菲斯州大录取了我，而这个学校我又上得起。
“好极了。你什么时候毕业呢？”
“再过几星期。”
“那时候你就是真正的律师啦。好极了。你打算去哪儿工作呢？”
“嗯，这个我还没拿准。最近我一直想得很多，你知道，想自己挂牌开业。我属于那种独来独往的人，我想我恐怕不能在别人手下干活。我想按自己的路子开展律师业务。”
她睁大眼睛瞪着我。笑容消失了。直视着我的那双眼睛一动也不动。她困惑不解。“那也很妙嘛。”说完，她便跳起来去张罗咖啡。
假如这位矮小而又甜蜜的女士真的拥有千百万美元，那么她为了掩盖真相而玩的把戏，真可谓妙不可言。我仔细打量这个房问。上面搁着我的手肘的这张桌子，四条腿是铝质的，桌面上贴的福米加塑料已经破旧。每一个盘子，每一件厨具，每一样用具，每一种装饰，无不都是购置于几十年之前。她住在一幢疏于收拾整修的老房子里，开着一辆旧车。家里显然没有女佣或男仆，也没有漂亮的小猫或小狗。
“好极了。”她把两只杯子放在桌上，又说了一遍。杯子里没有热气往外冒，我的杯子只有一点微温，咖啡很淡，早已走了味。
“咖啡味道很好。”我咂着嘴说。
“谢谢。这么说你打算自己开一个小事务所？”
“我是有这种考虑。开头，你知道，会很困难；不过，只要我勤奋努力，待人公平，那我是不怕吸引不到客户的。”
她真诚地露齿一笑，接着又慢慢地摇摇头。“嗯，这确实很妙，鲁迪。你很有勇气。我想律师这一行业是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这一行业才不需要我这样的人哩。我只不过是又一个饿着肚皮、贪婪成性的青年，成天在街上游荡，像捡破烂一样到处搜罗出庭诉讼的机会，千方百计惹是生非，以便从身无分文的客户身上榨出几滴油水。
“你也许想知道我来的目的呢，”我啜着咖啡说。
“你来了我就很高兴。”
“嗯，是的，又看到了你，实在是棒。但是，我来是想和你谈谈你的遗嘱。昨儿晚上我睡得不好，我为你的财产担心。”
她的眼睛湿了。这句话使她大为感动。
“有几件事特别让我不安，”我解释道，一面皱着眉，竭力摆出一副律师面孔。我从口袋里掏出钢笔，捏在手上，仿佛随时准备投入行动。“首先，请原谅我这么说，不过看到你或任何一个委托人对家庭成员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我实在感到不安。我想这一点我们应该详细地讨论一下。”她闭紧了嘴唇，没有吭声。“其次，我得再次请你原谅，不过要是不说，作为律师我又会感到无地自容。我是想说：让我起草遗嘱或其他文书，把一份财产的主要部分转让给一位电视上的名人，我感到委实难以下笔。”
“他是上帝的仆人，”她立即挺身捍卫肯尼思·钱德勒牧师的荣誉，加重语气说。
“这我知道。不过为何要把一切都给他呢，包娣小姐？干吗不给25％，或者别的一个合情合理的数目？”
“他开销很大。而且他的喷气飞机也旧啦、他把什么都告诉我啦。”
“好。但是上帝总没有叫你资助这位牧师大人的所有同行吧？”
“上帝对我说什么，我不能透露。谢谢你关心。”
“那是当然。我的意思你肯定也明白，包娣小姐，但事实确实是：有很多牧师已经堕落了。他们和别的女人鬼混，他们一掷万金，买房子，买汽车，买漂亮的服装，度假，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骗子。”
“他不是骗子！”
“我并没有说他是呀。”
“那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也没有。”我说，接着便喝了一大口咖啡。她没有光火，但情绪与光火也差不了很多。“我是作为你的律师来的，包棵小姐，此外别无他意。你请我为你准备一份遗嘱，对遗嘱中的所有内容加以考虑，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我对自己承担的责任，是十分认真严肃的。”
她紧嚼着的嘴松开来了，她的目光又像原先那样柔和了。“好极了，”她说。
我想，许多像包棵小姐这样富有的老人，特别是在大萧条时期吃过苦头、后来靠自己的努力发家致富的那些老人，会牢牢地看紧自己的钱袋，对会计师、律师和不友好的银行家保持高度的警惕。但包棵小姐却不是如此。她像靠养老金维持生计的穷寡妇一样幼稚，一样轻信。“他需要这笔钱，”她说着喝了一口咖啡，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
“我们谈谈钱的事好吗？”
“你们当律师的怎么老想谈钱？”
“因为有充分的理由，包棵小姐。稍有疏忽，政府就会从你的财产里割走一大块肥肉。现在可以在你的钱上动点脑筋，如果考虑周密，就可以少交一大笔遗产税。”
她听了颇为不快。“那些法律上的废话，说半天我也摸不着头绪。”
“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助你一臂之力呀，包棵小姐。”
“我看你是想让遗嘱里也有你的大名吧，”她说。依然对法律的麻烦感到不悦。
“我怎么会这样想呢！”我一边竭力装出一副十分震惊的样子，一边又竭力想掩饰被她识破时的惊讶。
“那些律师没有一个不想把名字放到我的遗嘱里去。”
“我很遗憾，包梯小姐，的确有一批骗人的律师。”
“钱德勒牧师正是这么说的。”
“这我相信。啦，我并不想了解详细情况，但是你能否告诉我你的钱是以什么形式保存的，是房地产，股票证券，现金，还是别的投62资？了解钱如何存放，对于遗产规划极为重要。”
“全在一个地方。”
“好。什么地方？”
“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
“是的。这一言难尽哪，鲁迪。”
“告诉我，好吗？”
包娣小姐此刻和昨天在柏树花园不同，她现在有的是时间。她没有其他任务。博斯科不在场。不需要她监督午餐后的打扫清理，也不需要她担任棋赛的裁判。
她慢慢地转动着手中的咖啡杯，低头望着桌面，默默回想着过去的一切。“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她声音很轻很轻地说，口中的假牙磕碰了一两次。“至少孟菲斯没有一个人知道。”
“怎么会呢？”我问，也许有点儿过于性急。
“我的孩子一无所知。”
“对钱一无所知？”我不信地问。
“哦，他们对钱的事知道一点。汤玛斯工作很勤奋，我们省下了很多钱。他在11年前去世的时候，给我留下了将近10万美元的储蓄。我的两个儿子，尤其是他们的老婆，相信这笔钱现在已增值到50万。但是他们对亚特兰大的事一无所知。给你加点儿咖啡好吗？”她已经站了起来。
“好。”她拿着我的杯子走到柜子边，放进半匙略略多一点咖啡，兑满不算热也不算冷的开水，然后便又走了回来。我用匙搅着咖啡，那模样仿佛是在准备享受一杯又香又浓又烫的意大利卡普契克咖啡。
我正视着她的眼睛，心里充满同情。“嗯，包娣小姐。如果这件事让你过于痛苦，我们不妨把它跳过去。你知道，谈谈关键的问题就成了。”
“这是一笔财产，我咋会痛苦？”
嘿，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好。那就请你告诉我，不必太具体，告诉我钱是怎么投资的。我特别关心不动产。”我说的是真心话。现金或其他流动资产通常总是首先清理交税，而不动产却是最后的一招。所以我提出这些问题决不仅仅是出于好奇。
“我从来没有把钱的事告诉任何人。”她说，声音依然很轻。
“可你昨儿说你和肯尼思·钱德勒谈过啦。”
她在福米加塑料贴面上转动着咖啡杯，好久没有回答。“是的，我想我跟他谈过。但我不能肯定，是否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很可能说了一点点谎。而且钱是从哪来的，我肯定没有告诉他。”
“好。从哪来的呢？”
“我的第二个丈夫。”
“你的第二个丈夫？”
“是。托尼。”
“汤玛斯和托尼？”
“是。汤玛斯去世大约两年之后，我嫁给了托尼。他是亚特兰大人，他路过孟菲斯时我们相识的。我们断断续续在一起过了5年。仗是一直干个不停，后来他走了，回到亚特兰大。他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眼睛里只有我的钱。”
“我搞糊涂啦！我想你刚才说过，钱是从托尼那儿来的。”
“我是说过，可是我没说他自己知道呀。说来话长。有些遗产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