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呀。”
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怒斥道：“各国革命有各国的情况，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
说完他拿起皮包就要出门，张太雷忙笑嘻嘻地想挽留他。陈独秀瞪了他一眼，气愤地摔门而去。
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李达见他如此粗暴，不满地说：
“这家伙动不动拍桌子、砸茶碗，要是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再认错。”
不过陈独秀从这时起，就没有固定职业和经济收入 当时中央局规定，脱离生产的党员每月只能给30元或40元生活费，这当然不够他一家开销。他虽然不分白天黑夜地给党刊写文章，但给党刊写稿是没有稿费的。没有办法。他只能去找亚东图书馆，他们打算在明年出版他的《独秀文存》。每次他来时又从不开口向汪孟邹要钱，老朋友相知有数，见他坐久了总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去吧？”他默默地点点头，收下一元或二元小钱。再坐一会儿，就走 当然这些钱都是要从他的版税里扣除的。
也许这就是中国最大的执政党，创建初期的一些真实情况。
4
我们的胡适先生已成了名流，一举一动都会传为文坛佳话，胡适“做礼拜”便是一说。
每个星期天上午，是他的公开接待日。许多青年人，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来拜访他们的朋友和导师，来聆听他为大伙解惑和布道。来的人很杂，有各种主义的信徒，也有各种性格的狂生。当时的许多人对北京政府深感失望，对没完没了的学潮和罢教也已厌倦，听说陈炯明又想请胡适去当广东大学校长，都把他当成孙中山派，都想请他拿主意，投奔革命的广东。
而昨天半夜里蒋梦麟又给他打来电话，说北大第一院有人纵火。火扑灭后，发现四楼教室内冒烟，门窗却上了锁。开门一看，有一根蜡烛正在燃烧，显然是人为的。胡适很恼火，这位留美的同窗好友代理校长后，已接连发生几起纵火事件。一次报纸上还刊登消息，说步军统领王怀庆、警察总监殷鸿寿都来了现场，就蒋梦麟代校长未到。想故意低毁蒋的失职，估计这多半是北大的倒蒋派行为。蒋梦麟颇为倚重胡适，二人关系一直很好。蒋遇挠头皮的事就会找胡适，胡适早已当了半个北大的家。蒋梦麟说今天中午他要带丁文江上胡适家吃饭，还专门点了要江冬秀的徽州锅。
这徽州锅是绩溪一带居民喜庆时的吃法，做工比较讲究。炊具得用大号铁锅，材料是猪肉、鸡、蛋、蔬菜、豆腐、海虾米等。最考究的“锅”有七层，底下一层是蔬菜，最好的是用冬笋，次之是笋衣，或用萝卜、冬瓜、干豆角等。稍上一层是猪肉，肉系半肥半瘦，每一斤肉只切八至十块。再上一层为豆腐包，一般有油豆腐果，内中装有馅子。第四层为蛋饺子。第五层为红烧鸡块。第六层为油煎豆腐。第七层为碧绿菠菜或其他蔬菜。初用猛火烧，稍后改为温火烧，好吃与否，全靠火候的功夫。江冬秀已扭动着小脚，在厨房忙了半天，还将锅中的原汁汤从上往下浇淋了几次。这安徽锅必须要烧三、四个小时，才能烧出点真味来。猪肉要烧得像东坡肉，入口就化。吃的时候一层层拨开，一层层地品尝，关键是要吃出那种热闹的气氛来。
丁文江像一阵风，准时地乘包车来到了胡府。见他蓄着德皇威廉式的八字胡，戴着一副精致的金丝眼镜，习惯冷峻地从镜片后面打量别人。他们是去年由北大教授陶孟和介绍认识的，当时丁文江和上海著名银行家徐新六正好随梁启超参加巴黎和会返京。陶孟和与丁文江、徐新六都是留英的，与胡适一样是英美派。胡适发现认识丁文江，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机。这真是一位充满魅力的行动巨人，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和效率，更有政治家的果断和谋略，还有超群的外交才干。他们都一样崇尚西方的民主自由，渴望参预政治，好像都不甘心失去引导中国社会的责任。
胡适虽留洋多年，生活习俗却是乡土化的。喜欢吃家乡菜，穿中式服装，只是吸的纸烟必须是舶来品，烟滔不大，但牌子必须要好。吃饭时，他见蒋梦麟被无望的索薪和罢教以及纵火案搞得神情沮丧，便举起酒杯，好言劝慰了几句。
蒋梦麟也想借酒麻醉一下疲乏的身心，可几杯酒下去，心里的怨言全冒出来了：
“唉！我今天才算明白蔡先生这些年受的苦。这北大校长真不是人干的，政府不给钱，教授们不上课，学生又不停闹，当校长的真是老鼠钻风箱，受气还没处说。我现在是度日如年，天天盼蔡先生能早日回国啊……”
丁文江真是怪人，生活方式已完全西化。他一生笃信科学，生病了，只请西医，决不相信中医。生活又最讲规律，睡眠必须保证八小时，每天要做几件事，起床时早就安排好 还极讲究卫生，在外面吃饭，必用开水或酒来洗碗筷，才肯用餐。他滴酒不沾，见胡适给他斟了碗陈年加饭，竟老实不客气地将筷子伸进去消起毒来。江冬秀的脸色有点发窘，胡适却心事重重地想起了一件正事。他终于不悦地皱了皱眉，说：
“前天仲甫又来信骂了我一通，以为是我在鼓动马寅初、马叙伦瞎胡闹。还说不应为饭碗问题而闹学潮，不能没有教授的良心。认为当下要救中国，必须尽快恢复教学秩序。”
蒋梦麟也感叹地点了点头，说：“蔡先生也从美国来信责怪我。认为索薪可以，但不能集体罢教。因为罢教吃亏的不是政府，而是学生和国家。在这点上我倒挺佩服葛利普先生，这位外聘的洋教授虽然近半年没拿到薪水，在美国还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地质系主任，可见到我不但没有怨言，还一个劲地催我快开课呢。”
丁文江威严地瞥来一眼，放下天竺筷，点燃一支进口雪茄，咄咄逼人地说：
“你们都错 我想问一个问题，目前中国政治的混乱和黑暗，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救中国？”
两人见他气度非凡，知道必有高论。没想到他一开口，胡适竟惊得跳将起来。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国民程度的幼稚，也不是政客官僚的腐败，更不是什么武人军阀的专横，而是少数好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所以当前最迫切的大事，是尽快努力组建一个好人政府，直接干预政治改良，而不是搞什么空洞的教育救国和思想革命。”
这真有点天方夜谭 两人听得面面相觑，胡适忍耐不住地问：
“你说的‘好人’标准是什么？究竟是谁 ”
丁文江有点矜持地抬起头，淡然一笑说：“一个真正的好人应有控制局面的实力，超凡的才能和高尚的品德。如掌握军权必然像华盛顿，处理政务应该像古代的清官。具体地说，目前在政界我看有实力的好人只有吴佩孚 而在知识界，就是我们这批欧美派的实干家。只要我们能携手联合，组成好人政府，直接干预政治改良，中国不是有救了 ”
蒋梦麟也听得热血沸腾起来，丁文江不愧是位狂妄的空谈家，一下子就把两位学者对社会和政治的主角意识鼓动了起来。
胡适还有点不放心，问：“吴佩孚这人看来很革命，还同情学生运动，但他能买我们账 ”
丁文江悠然一笑，说：“你们应该有所耳闻我和政界要人的关系。说实话，我已通过吴的两位军师孙丹林和白坚武，多次传递过信息。吴的意思要我们先在知识界行动起来，造些舆论，他执政后马上组织好人内阁，学英美搞民主政治。”
三个人终于眉开眼笑地边吃边谈，好像看到了中国知识界的希望。当下决定在6月1日先秘密成立一个“努力会”，由胡适起草组织大纲。并设法争取《晨报》支持，尽可能要有自己的思想阵地。在策略上胡适提议梁启超的研究系多是名声不好的旧政客，应尽量拉开距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正在各种主义中徘徊的胡适，终于和陈、李一样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一心想做圣人的胡适一开口谈政治，就把天下人吓了一大跳。那种不可遏止的激情带着少年人的轻狂，湮没了昨日那个学者型的胡适。为了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的四位烈士，胡适做了一首《四烈士家上的没字碑歌》。诗中竟反复出现这样的字句：
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老先生们不高兴了，辜鸿铭在校园里摇着脑袋叹息：“这像什么诗？胡适总是胡说。”而李大钊和他手下的那帮红色少年，却欣喜地注视着胡适的变化。他开始南下了，先上海，后江苏。安徽，频繁地与政界、学界接触，到处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双十节前夕，上海的几家报馆约胡适做纪念文章。他因为时间紧，便写了一首诗，题为《双十节的鬼歌》，最后一节写道：
别讨厌了，
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
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
起一个新革命，
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而在这一年秋季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胡适更是直言不讳地向师生疾呼：
“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是一种时髦的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主义，我们应该谈有政府主义，应该谈好政府主义。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
当时还闹过一个笑话。上海有位叫朱谦之的共产党早期理论家，正和日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