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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信息是过于激进 他们不仅深受保守人士的痛恨，英国驻华使馆曾几次想赶他们回国，也让一些左派人士感到不安。在湖南，毛泽东听了罗素提出的共产主义可以不用暴力革命，而用教育和启蒙方式实现的观点，非常警惕和反感。他在给法国的蔡和森信中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中国的学校和报纸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如果只是温和地等待，革命将是遥遥无期。但对一些浪漫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罗素却是最让他们发狂的偶像。连远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徐志摩，也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对罗素著作的感觉，说它犹如“夏日黄昏时穿透海上乌云的金色光芒——冷静、锐利、千变万化。”
追溯徐志摩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一点感情的线索。罗素来中国时，他已经在美国。一天他忽然惊悉了罗素的死讯，悲痛地哭了一场，还做了悼诗。后来又听说他没死，已回剑桥去了，就毅然摆脱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直奔英国，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伏尔泰认真学一点哲学。没想到当他抵达英国时，发现罗素不但没有从中国回来，而且几年前就被剑桥大学驱逐 理由是他的同事们不赞成他在一战期间所持的和平主义观点，也反对他最近的离婚行为。
蔡元培出国前还去了趟长沙，他是应湖南教育会的邀请，与杜威、罗素和章太炎、吴稚晖、胡适等中外著名学者，去参加学术演讲活动的。当时长沙《大公报》特请毛泽东等人作记录，供该报自行刊布。师生俩又一次见面了，毛泽东还为他亲录了两篇演说词。毛泽东此时已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正在秘密组建湖南共产党小组。鉴于蔡元培和已故老师杨昌济的友谊，毛泽东每天陪伴左右，谈的十分投机。
一天傍晚，师生俩在湘江边散步。毛泽东谈起蔡元培夏天时为李季所译《社会主义史》作序的事，大为赞叹。没想到蔡元培却天真地说：
“我试图说明在中国本来就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像孔孟的许多观点，就包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还有男女平等和泛劳动主义的思想。我发现西方许多先进的学术思想，都可以从中国古代哲学史中找到源头。”
毛泽东听了暗自叫苦，却不敢当面直说，只是觉得这位蔡先生实在单纯的太可爱
他又谈起想倡办一所平民主义的大学——湖南自修大学，目的在于为将来改造社会培养人才。蔡元培听了欢喜得满脸放彩，当场要毛泽东起草办学报告，还亲自去湖南省政府和教育厅游说。凭着他的声望，当局很快就批准了办学申请。毛泽东从此创办了一所真正属于他的“党校”，培养出一批令统治者胆战心惊的共产党人。
当师生俩在长沙车站依依惜别时，谁也没有想到，从此后他俩将各奔东西，再也没有见过面。
北大之父蔡元培第六章 红色缅怀（1921）
第六章 红色缅怀（1921）
1
瑞士的日内瓦，实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就在蔡元培下榻的美景旅馆窗外，是一片湛蓝湛蓝的湖水。这天上午，湖畔传来了军乐声，原来当地正在为病故的青年军官举行葬礼。葬礼非常隆重，还出动了飞机在湖面和空中来回飞翔。一种不祥的预感摄住了蔡元培的心，就在这时候，门房送来了蒋梦麟的唁电：
夫人黄仲玉不幸于一月二日在北京法国医院病逝。
他终于被一种巨大的悲哀击倒 只觉得人像丢了魂似的喉头发哽，手脚冰凉，牙齿咬破了嘴唇，殷红的血滴落在异国的地毯上。这天晚上，他独坐旅社，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寒冷孤寂的冬夜。面对大西洋的滔滔海浪，淼淼烟波，遥望凄风惨雨的东方故国，萦念黄泉路上的孤苦妻魂，牵挂失却慈母的孤儿弱女，想想自己生不能卿卿我我慰爱妻之心于万一，死不能有抚爱妻之棺以护其灵，一颗心终于碎
眼前总是浮现仲玉的面容，她确是因担惊受怕病倒的。他本不该在此时远游，但为了自己的安全，她却强装病愈，为他收拾行装，催他上路。旅途中又连续致电，谎称自己病体渐痊，想让先生安心游历。看来仲玉是早知自己病入膏肓，再无生存之希望的。要不临别时，怎会泪水涟涟，哭得舍不得放开他的手
想到这里，蔡元培悔恨交集，伏案写下祭文一篇。
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
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
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之发展，而且积劳成疾，
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他实在写不下去了，泪水已沾湿了信笺。
虽然蔡元培不能回国凭吊，但这篇《祭亡妻黄仲玉》的电文却在北京教育界广为流传，最后还选进了许多教科书。北大和黄仲玉任教的孔德学校全体师生，于1月30日在北大三院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京报》还刊出《追悼蔡夫人特别增刊》，登载了她的字画墨迹、著作函件以及祭文、挽联、诗词等。最为感人的还是北大全体工友所送的挽联，文字质朴，却情真意切，表达了他们对蔡先生夫妇倡导平民教育的崇敬之情：
办学堂实行男女平权，愿天下妇人们共看模范；
相夫子鼓吹劳工神圣，凡学校好伙计快来鞠躬。
屈指算来，自1916年回国后，一晃已快五年 他这次明为避风头，心里确实也很想出去考察一下战后各国的教育现状，实实在在地为北大的发展和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做几件事。在出访的九个月里，他的足迹遍布法、英、德、意和美国等许多地方。但一到巴黎，他就陷入了尴尬之境。华法教育会被吴稚晖。李石曾办成了经济组织，搞得一团糟。与二千多留法学生对立情绪很大，还亏了不少钱。在他的斡旋下，终于使该会与学生脱离了经济关系。而那位周恩来和蔡和森，在平息矛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到里昂后，在工厂做工的陈毅还亲自上门拜访，凑巧他出门了，留下了一封充满崇敬之情的长信。他还动员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博士，推动法国陆军部和教育部，将圣底勒兵营捐作里昂中法大学校址。他亲自出任中方董事长，吴稚晖为中方校长，为留法学生创办了一所新的学校。并欣然接受邓小平、王若飞、陈毅等二百二十五位学生的来信建议，在中法大学里下设工学院，解决了一大批人的求学难题。他还饶有兴趣地考察了法国发明的大学区制度，也就是说取消教育行政机构，将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由该区的大学校长领导辖区内的大学和中小学教育，行使教育行政长官的职权。他觉得要在军阀专制的中国真正实现教育独立，必须推广法国的大学区制度。这一设想一直顽固地烙在脑海里，成了多年以后他再度复出时一次失败的试验。
他一直想为北大聘请杜威、罗素一类国际一流的学者前来讲学。这次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拜访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两位科学巨匠，商谈了访问中国的具体计划。
最快慰的还是一路上分别会见了让他惦念的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和冯友兰。本来哥伦比亚大学计划在六月初毕业典礼时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因考察耽误了船期，所以只接受了纽约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在美期间，他参加了一次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冯友兰只记得那天到的人很多，蔡先生一进场，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好像有人在指挥一样。一位久在北京教育部的同学惊讶地说，我还从来没见过校长和学生关系这样好的场面，可见大家是真心佩服蔡先生 而罗家伦却留下了另一种印象，当他陪蔡先生游练色佳时，刚到寓所休息，忽见一位美国新放的驻华公使要宴请先生，想请他介绍认识些北方权贵。蔡先生坐犹未定，一见此人当场就走，无论怎么劝说也留不住。结果只好陪他去看了几十里外的一个瀑布，事后蔡元培说：
“我最怕听到这种恶浊的声音！”
2
《新青年》内部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裂。
去年年底前，陈独秀乘船去了广州。陈炯明在粤桂战争取胜后，曾电邀陈独秀去广州出任教育委员长。这对他吸引很大，当初离京也是准备去办西南大学的。但作为上海共产党小组的发起人，他必须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很快回信表示同意，南方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中心，如能在广东建党，对全国都会有影响。
陈独秀临走前又来信征求意见，想让上海的陈望道负责《新青年》杂志。没想到这封信闹出了许多不愉快，最不满意者就是胡适。胡适骨子里不满《新青年》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但碍于陈、李的面子不好明说，现在陈独秀走了，何不拿到北京来办？凭什么交给素不相识的陈望道
胡适马上给各位同人写信，谈了三条设想。一是听任《新青年》办成苏俄的汉译本，而再另办一份杂志。谁来办这份杂志胡适没说，但含义很清楚，是他而不是陈独秀。因为陈独秀已有了《新青年》，用鲁迅的话说，这是仲甫带来的，是他的专利。二是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宣言。三是干脆暂时停办。
李大钊不赞成停办，他是想为上海小组留下一个谈政治的阵地。自去年九月起，《新青年》实际上已成了上海小组的机关刊物。
春节前，好久没买古玩的鲁迅去了趟德古斋，捧回一部《三体石经残石》。晚饭后，正在美滋滋把玩时，邮差送来了胡适的信。他有每天饭后散步的习惯，八道湾寓所的院子又大，就拿着信漫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