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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夜雨下得天地透凉，孙先生沉湎于往事，如一座雕像，很久才从噩梦中苏醒过来。他仔细地听明了自己来意，仿佛又回到了现实世界，用他惯有的语气，精辟地分析起时局。
“北京的府院之争中，黎元洪虽暂时占了上风，但是在内阁和各省中，仍是旧官僚和军阀政客们的天下。段祺瑞也马上就会组织反扑。所以从长远看，北方应该有像你这样的老同志去传播革命思想。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的教育。去造就一种新的精神，一种真正人类大同社会才有的自由空气。中国自古有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依我之见，现在倒是相对平静的时候，黎元洪为了得天下还需借用各种政治力量。所以，这是你办教育，我们趁势发展力量的最好时机。你几次出国，考察西方教育，对如何办学自有一番宏图大业想择机施展。你应该去北大，我支持你。”
他从孙先生脸上那略显威仪的口髭，那双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里，感受到一种慑人魂魄的浩然之气。他崇敬先生不光是他的坚毅，更是他的精神。先生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走向的大英雄，是那种横空出世般敢于孤军作战的大主角。每次见到先生，整个精神就会一下强健和自信起来。
临行前夕，上海的《民国日报》还发表了一位昔日朋友的诗，鼓励他北上就职。
居官三月掉头去，更挈书囊驾海行。
坐惜斯人挟悲悯，不应长作老书生。
九时光景，房门终于开了，出来两位先生。他的眼一亮，只见前面那位长着中等身材，肤色黝黑，嘴唇宽而有力，双目炯炯有神。只沉沉地朝他一瞥，就叫嚷起来。
“啊呀！是蔡先生吧？多年不见，失礼得很，快请进。”
“您是……仲甫先生？”
他感到有点纳闷，对方怎么会认识自己 他要找的这位客人是安徽人，原名乾生，字仲甫，现已改名独秀。这位光绪二十二年的秀才，虽小自己十二岁，却在辛亥革命前后组建过岳王会，出任过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秘书长，是位资深的老革命党人。听说现正在上海主持一份叫《新青年》的杂志，办得很有起色。
陈独秀真是个直性子，一把他请进门，未等寒暄先顾自开了口。
“还记得十几年前你在上海参加暗杀团，研制过炸药 哈哈哈……”
记忆之门在这爽朗而充满力度的笑声中倏然洞开。那是爱国女校破旧的木楼，还是法租界的余庆里？1904年秋日的斜阳是那样地瑰丽和壮美。在一间门窗紧闭的密室里，刚从日本回国的何海樵，神色冷峻地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蔡师，推翻满清的革命已到了决战时刻。我们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考虑再三，立志从暴动和暗杀入手。杨笃生与我等六人已成立了暗杀团，我们拟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慈禧。”
这位当年他手下爱国学社的军体教员，正被一种狂热的激情燃烧得面色潮红。在几次的秉烛夜谈中，如一头焦躁不宁的困兽，时而激愤地起立，时而无奈地叹息。那真是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他说：
“我们先在横滨设立了炸药制造所，秘密研制炸药，还订有严密的纪律，互相监督。这次回国，我们已在北京西直门和颐和园一带潜伏了近五个月。妈的，这老贼婆居然深居简出，防备森严，始终不得下手，眼看着经费用完，只好先回上海再作打算。蔡师，凭着您的声望，我们想在这里建立一个据点，不知意下如何？”
面对着这位豹眼怒睁刚勇好死的聂政式人物，他那道貌温和的面容溢出了血色。他当时正因《苏报》案和爱国学社的部分学生与中国教育会的无为争执而心灰意冷。又读了大量有关俄国虚无党的书，对暴风骤雨般的革命充满着向往。教育救国的路，毕竟不如暗杀来得刺激和痛快。他毅然答应了一切，开始了一生中最为激烈的行动。
他的镜片里闪出了兴奋的光芒，好像又认出了旧时的街道，走进了那间充满殖民地风格的小屋。他声音喃喃地对陈独秀说：“真是有点奇怪呀，我们当年怎么会那样激动？”
是的，他们这些出生在清末的文人，从小面临着那么多的不平和痛苦。总感到身心特别地压抑，总觉得有一股格格不入的旧势力在与自己对峙。他们愤怒，他们忿忿不平，终于义无反顾地起来反抗。
“嗬！加入暗杀团的仪式还真有点刺激，要像会党结社那样‘歃血盟誓’。记得那天我们跪在地上，面前供着黄帝的牌位和祭品。何海樵领着一句句宣读誓词，然后杀鸡，将血滴于酒中。再用刀划破无名指，把血和酒搅和在一起。最后每人痛饮三口，真是豪情奋发，胆气冲天呀！”
陈独秀的心里也掠过一阵暖流，沉浸在回忆中：
“记得你先发展了爱国女校懂化学的钟观光和俞子夷，他们很快把毒药给研制了出来。你却认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又要他们研制固体粉末，后来进展不大。不久就转向试制炸药，当时也有个秘密组织，先后加入的有刘师培、章士刈。我是被章士钊叫来的，地点好像是设在一条冷僻的里弄，周围全是贴满招租条子的空屋。我们天天跟着杨笃生搞试验，你也常来商谈，可就是没记住我这安徽小老弟。”
蔡元培被对方一口浓浓的安庆方言惹笑 他有点喜欢上了这位爽直的汉子，觉得有了这层关系，今天的会谈就多了一份机缘。他稳稳地呷了一口茶房送来的茶水，说：
“其实我对先生心仪已久，记得还是在上海办《俄事警闻》时，就多次听刘师培说起过先生。你当时正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听说后来很艰苦，发起人都因危险和困苦先后离去，最后全凭你一人支撑了好几个月。我是深知一人支撑一份报纸是什么滋味的，所以对先生的精神十分佩服。昨天在和汤尔和闲聊时，还提起这件事呢。”
陈独秀一听此言，才想起身边的另一位客人，忙向他引荐。
“讲起办报，这些年来，全凭孟邹兄为我撑腰呢！”
说起江孟邹，蔡元培是知道的。这位上海滩的报界闻人，瘦长的身上套一件银狐皮褂，腰间环佩丁当，举手投足问，一股名士派头。他与独秀既是同乡，又是多年的密友，两人已记不清相识于何处。但有几件事，至今仍令他记忆犹新。那还是在1903年的夏天，章士钊几经奔波终于筹办了《国民日日报》，以替代刚被查封的《苏报》。那时他也在上海，有一天听章士钊说，当时名义上有几位撰稿人，实际上真正帮他搞编务的主要靠陈独秀。两人蛰居在昌寿里的一间偏楼上，对掌辞笔，足不出户，起居无常，经常是彻夜工作到次日凌晨才能休息。一日晨起，章士钊忽然闻见一股异味，抬头望去，只见蓬头垢面的独秀那身从未换洗的黑衣上，正布满密如繁星的白物，忙骇然相问：
“仲甫，此何物耶？”
想不到对方竟浑然不觉，徐徐自视后坦然笑道：“虱耳。”
三人说到这里，忍不住杨怀大笑。屋内气氛融洽了许多，汪孟邹谈兴正浓，又接着往下说：
“讲到办《安徽俗话报》，我最知仲甫的辛苦。当时我在芜湖，一日，见有位剪了辫子披着长发的青年，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科学图书社找我，说是要来办报纸。我见他才二十多岁，就试探着说，这里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呢。想不到他听后挺认真地回答，就吃两顿稀粥好。因为芜湖没有印刷厂，稿件编好后要先寄上海，待印好了再寄回。每当报纸来时，真够他一人忙的。从分发、卷封到邮寄，他居然都默默地干了下来。嗨！当时的仲甫，真是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一次我推门走进他的小屋，只见墙上挂着他书写的巨幅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有如此气吞山河豪气的人，何惧臭虫？虽布满衣被，亦不自觉也。”
陈独秀自嘲地笑了：“孟邹见对小弟如此厚爱，所以我办《新青年》，自然要请您做后台喽。”
汪孟邹会意地点点头，又想起一桩往事。他这亚东图书馆能有今天，还亏得独秀当年的提醒。柏文蔚任都督后，他和许多朋友都来找陈独秀，觉得该出来做点事 有的说，做知县去，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最好去宣城。有的说，还不如拿一个税局痛快。当时那种说话的口气，确有点弹冠相庆的味道。只有陈独秀瞪着双牛眼嚷道：
“做什么！这里是长局 马上会变的。回去，都给我回去。这样吧，我找个朋友说说，凑些股子，你还是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
时局的发展果然证实了陈独秀的眼光，“二次革命”失败后，袁氏政府很快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后来干脆连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也不要 这对陈独秀刺激很大，一天，他神情沮丧地跑来喝酒。说他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在现阶段进行政治革命已没有任何意义。要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他想让亚东图书馆为他办一份刊物，借着酒力还胸有成竹地表示：
“只要给我几年时间，这份刊物一定会名扬天下的。”
当时亚东图书馆因生意清淡，又承担了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已无财力再办刊物。出于无奈，汪孟邹只得去找同业老友陈子沛和陈子寿兄弟，最后请他们的群益书社承办了《青年杂志》。不久，陈子寿因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