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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呷了一口浓茶，想起了前几天宪政讨论会等十一个团体为他和梁启超的先后到京，在湖广会馆举行的欢迎大会。就在那天的会上，面对着六百多位崇拜者，梁启超又一次鼓吹起他那著名的新民学说。他的讲演稿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地抄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一手秀丽的书法被宣纸一衬，十分美观。蔡元培不愧是个老实人，他瞥了一眼周树人，慈祥的目光里闪射出一种敬佩之情。
“豫才，那天你真该随我去一睹梁任公的风采。那是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这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广东人，穿着件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度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眼光向下面一扫，紧接着是两句简短的开场白。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虚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最精彩的还是他参照西方政体提出的新民说，他大声疾呼要把培养富有革新创造精神的‘新民’，涤尽国人的奴隶根性作为二十世纪广大爱国志士的共同目标。第一次提出了人的现代化这一根本问题，把国民性的改造摆上了改造中国的议事日程。梁任公可是位真性情的大学者，演讲到后来便成了手舞足蹈的表演。时而顿足，时而狂笑，时而掩面，时而叹息。他写的讲稿几乎都能背下来，有时背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便用手指敲打自己的秃头。只要敲几下，记忆力就又畅通起来。最好笑的是每当他敲头时，我们都屏息以待。一当他想起来了，大家都跟着欢笑起来。”
周树人青灰的面颊因激动渗出了红晕。他发狠地吸了口烟，喃喃自语道：
“涤尽国人的奴性，这话说得好。只是弯腰曲背，在中国已成了一种常态……”
蔡元培不失时机地鼓动起来。“豫才！该振奋起来了，让我们一起投身到改造国民性，培养‘新民’的革命潮流中去。”
周树人讪讪地自嘲道：“我也知道自己的灵魂里有许多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它，想除去它，却又做不到。蔡先生，说实话，我一直敬佩您。您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待人处世总是往好处去想。而我却做不到，我的经历和处境决定了我只能是个悲观论者。我的性格里还藏着一种很深的师爷气，习性又不好，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就多疑虑，就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在日本时，革命党人曾令我去暗杀，我犹豫了一下说，‘我可以去，但去了可能会死，我死了，丢下母亲，怎么办 ’革命党人面对我这样的孝子，很失望，只好说，‘你既然担心死后的事，就不用去 ’”
蔡元培终于被他的坦诚和幽默惹笑
周树人总算来了情绪，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他接着往下说：
“所以我也不可能成为革命者。革命者是必须遵命的，叫你去做什么，是不许问的。而我却要问，还喜欢估价这件事的价值。有时还爱唱唱反调，您看我这样的人能革命 ”
补树书屋弥漫起浓浓的烟雾和欢笑。两人的谈兴也越来越浓，蔡元培自从进京以来，心情还从没有这般畅快过。周树人仔细地听完他的办学思路，又恢复了凝然冷坐的姿态。他缓缓地点燃一支烟，用一种冷峻的师爷腔分析起利弊和得失。
“蔡先生，您单身北上，一进北大就亮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之道，这说明您主长北大是胸有经纬的。所以这些天教育部一班好事者也都在议论，说先生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是想用德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精神来整治北大。但有几点豫才并不敢苟同。一是现在北京风传有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为首的一批浙人，想打着您的牌子，借范源廉之手左右教育界。范源廉又是靠近段内阁的人，袁希涛已在部里表示不满，长此下去可能会对您和北大不利。二是凭您的声望和气度，相信能聚集一批新派人物。但目前中国社会的现状，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的黑暗都浓缩在一起 这老北京又是只大酱缸，您真动起真格来，北洋政府和那帮达官贵人能容忍 还有，许寿裳给了我几本《新青年》，说里面有许多谬误，我看倒不见得。只是中国历来的文人，都摆脱不了官的帮忙和帮闲的套路，这些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又多数是从旧营垒里出来，带着很深的名士气。他们那种狂热的反叛精神终究能维持多久 会不会呐喊一阵又回到老路上去？我真不敢恭维。蔡先生，豫才以为目前的北京不是真正能做事情的地方，非久留之地呀。看！我的坏习气又出来 ”
蔡元培却被他的肺腑之言感动了，夜已经很深了，在这寒冷的冬夜，在这郁结着女吊鬼气的旧式会馆里，他聆听着一位蓬头长发的“无常”的内心独白，真是感触万干，难以平静。豫才兴许很久没有这样说过话了，眼睛熠熠放光，兴奋地给火炉加炭，又拿出回乡时带来的青鱼干、酱鸭肉和一包茴香豆，用锡壶温了一瓶酒，便饶有兴致地与自己敬重的先生围炉小酌起来。
几杯热酒下肚，面色酡红的蔡元培便醉意矇眬起来。他打量一眼这当年进京赶考住过的会馆，回想起近二十年来投身教育的经历，动情地说：
“豫才！自从发誓以教育救国这一天起，先是回乡办绍兴中西学堂，又去上海南洋公学任特班教师，以后又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直至辛亥后出任教育总长。真是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生命就这样默默地流逝了，现在我是以天命之年出长北大呀，冥冥中总觉得这是上苍留给我的最后一个舞台 唉！人是需要舞台施展抱负的。当年随我一起挂冠而去的张謇和张元济，如不是抓住实业和商务印书馆，又如何在民国的历史上再度辉煌？说实话，从秉性上看，我是近学术而不宜于政治的。与孙文、黄兴等职业革命家相比，我最多只能算个书生型的政治家。所以，这次出山，不管前途多么艰险，我都只能拼死一搏。豫才，我这次单身北上，手上只带着‘自由’和‘兼容’两件武器。我是想把西洋文化的自由与理性，与中国文化的中庸与良心兼容在一起。不光是要把北大改造成一所新型的大学，更希望通过引进《新青年》，创办各种学术团体，造就一种新的自由的空气，一种自春秋战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最后，以思想文化的变革来实现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的理想。”
他说到这里，气度沉雄地站了起来。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周树人。
“当然，我也知道自己是过于理想化 在目前的中国，教育必须独立于政党和政体之外，才会有希望。所以黎元洪几番相邀，都被我谢绝 我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也早已做好了准备。豫才，身为越人，怎敢忘记仰蕺堂内先贤的临终绝唱？‘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
远处的鸡鸣，送走了又一个沉沉的长夜。当周树人站在会馆门前，目送着蔡先生乘坐孙宝琦的那辆旧马车，摇摇晃晃远去时，眼帘突然模糊了起来。透过弥天的风沙，他仿佛看见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也是这样摇摇晃晃地赶着马车，在列国崎岖的山路上周游着兜售他的理想。
他忙回转身，顾不上冲洗一下昏沉沉的头脑，又在灯下给远在故乡的二弟写了一封长信，请他速来北大任教。
6
汉花园位于东城北河沿畔，却不见一处园林。
记得还在上海时，有一天陈独秀接到北大友人的来信，说汉花园宿舍窗外的几株丁香，正在月光下开着浅紫色一球球的朵子，美得惊人呢。来北大不久，他就喜欢上了这个环境幽静的去处。虽然丁香的秃枝还在早春的寒风中抖颤，他也并不是那种很有闲适气的文人。但一天忙乎下来，他倒挺乐意踏着退课的钟声，缓缓地穿过松公府的夹道，来这里看看那条两岸种满细条的杨柳的小河。这是江南文人梦幻中的小河，鹅黄色的柳条在晚霞的光线里随风起舞，河水永远是满满的，亮晶晶的，倒映着岸上的草木房屋。
此刻，校园里的钟声还在耳边回响，那是一口黑黝黝重沉沉的大钟，悬挂在一架高高的，古旧的朽木座子上。也不知当年大学堂开办时从何处物色来的宝物，一直由一位满面灰白胡子的老工友敲打着，每次约敲十六到十八响。课余之暇，在这条仿佛记忆中家乡的河岸走上半点钟，倒是很有诗意的。
陈独秀在靠东安门桥的石岸上坐了下来，刚才蔡先生想找他商谈学制改革的方案，他却提议换个场地，来北河沿坐坐。他正想点燃烟，又一阵狂风卷着塞外的黄沙扑面而来，吹打得他双目紧闭差点没窒息过去。唉！来北大这些日子里，几乎每一天都在过关斩将，都在迎受着风沙雨雪的拷打。
刚上任文科学长的那一天，当蔡先生陪他走进教师休息室与大家见面时，黄侃就先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那天由马叙伦和沈尹默、钱玄同保驾，碍于面子，大家彼此还算客套。正在这时，门外闯进一位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头戴黑绒瓜皮帽的人物。此人就是以章门众弟子大师兄自诩的黄侃。也正是凑巧，那天他为了几句话和车夫争吵，在校门口已对骂了一阵，正带着满脸的怒气。一进门，见满屋的人都在欢迎新上任的文科学长，先一愣，随后翻翻白眼，怪笑道：“哼！区区一桐城秀才，又何需兴师动众？”话毕，顾自浪笑而去。
陈独秀本来与他不熟，但一听那腔调，记忆中突然闪现出一桩十年前的宿怨。也亏得是他才有这种英雄豪气，朗声冲着那背影叫嚷道：
“季刚兄，快回来！仲甫当年有所冒犯，这次特来向您道歉。”
黄侃终于回转身，怔住了，凭陈独秀此时的声望，敢当众如此坦诚相见，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