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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清，这问题那时我回答不了，现在就更没法儿找到答案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就是这样浑浑噩噩混过来的。这世界，所有的花儿，都是要谢的；所有的财富，都是要散尽的；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值得留恋的呢？是时光、青春、活力？可是，我除了眼睁睁地看着时间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下去而无能为力之外，还能干什么？回想起在深圳打工的那些激情岁月，直如两世为人！
这是衰老带来的尴尬：那些曾与你朝夕相伴的人，现在仍活在这世界上，可是你却不知道他们的下落，无从揣想他们的景况。他们活得风光还是痛苦，都与你无关了。对你来说，这些往日的朋友与死去了无异。人之悲哀，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我一向认为，人活一世，是个什么基调，与他周围的人大有关系，尤其是可称为朋友的那些人。他们与你的喜怒哀乐，共同构成了一些值得眷恋的生活。朋友一旦零落，就等于你自己的一大部分生命也枯萎了。人到自然死亡的那一天，最可怕的就是：在世界上一个老朋友都没有了。
因此，我的这本书，实际上是要写我在深圳的几个朋友。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浪漫，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个时代相得益彰。正因为有了他们，我的深圳生活，才使我意醉情迷、不能自拔。现在想来，当年的深圳，是拥有“现代中的古典优雅”的城市。
我平生最厌恶的就是“办公室政治”。鸡肠狗肚，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万年也切不去的毒瘤，它是毁坏一切崇高之美的恶性基因。因此我的这本回忆小说，有意回避了那一方面。我以为，如果有谁还没被“办公室谋略”折磨够，还要把它写成小说，供人欣赏，那他的脑子基本就算是坏掉了。以我的所知范围，惟一写这种书而脑子又免于坏掉的作家，是我的朋友慕容雪村先生。他的一本描写深圳的小说现在正在网上连载，可以看做是对我这本书回避掉的那些事所做的补充。我奉劝那些因我的迂腐而笑掉了门齿的年轻朋友，不妨径直去读他的那本小说，就不必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第一部分
给采花盗柳的勾当提供了温床
1988年，是我生命中关键的一年。那一年，我的小家庭发生了意外变故，我的人生道路随之逆转。那一年……算了，我就别拽了，再大的耻辱也得生生地把它咽掉。在这儿，我就公开地说了吧，那一年，我老婆把我给甩啦。当我发现苗头不对的时候，生米都快做成熟饭了。她是个记者，见多识广，机遇多，受到的诱惑也多。那时她面相年轻，人又漂亮，气质不凡，为她倾倒的男人车载斗量，据说其中有级别高得惊人的。她随便跟其中的哪一个，我心里恐怕还能平衡一点儿。想不到，最后把她拐走的是个俗到了家的混蛋。那小子也是个记者，小白脸，八面玲珑，生存能力比当时的我强几十倍，惟一的弱项是没有正式文凭。大概有三年的工夫，他可是下了死力来追我的老婆。我老婆的电视台与那小子的报社是兄弟媒体，记者们打伙采访是常有的事儿，这就给某种勾当提供了最便当的温床。我估计，那小子准是对我老婆嘘寒问暖、早接晚送，没少献殷勤。我老婆那人，挺聪明，但和所有的女人一样，在识别男人的问题上几近弱智。几次包藏祸心的呵护，就让她找不着北了。最后，她终于对文凭问题忽略不计了。后来他们一有勾当，就说去“采访”。唉，采访采访，多少采花盗柳的勾当假汝之名而行啊！
而我呢，当时是个中学老师。那年头，在中学当“孩子王”社会地位还比较低下。俗人们认为我们是百无一用的知识分子，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则根本不承认我们是什么知识分子。本来我就低了老婆一头，家庭的稳固性存在着极大的危机，而我偏偏还毫无警觉，基本没用心去增强我的生存能力。结婚六、七年了，只顾埋头写诗，渴望“一举成名天下知”。书买了一大书架，稿纸用了无计其数，连孩子都不想要，一心要做顾城第二。现在应该承认，我的天赋恐怕是有点儿问题。那时候六、七年下来，只在报屁股上发过十来首诗，每年不超过三首，成名之日遥遥无期。但我老婆可不是个红袖添香的主儿，你不行，自有后来人。就这么，我活活被一个女人给甩了，绿帽子是否早就被扣上了，已无法考证。1988年初春，当杨柳没发芽的时候，我被迫离婚。离婚尚属平静。尽管别人不承认，我还是自视为知识分子，绅士风度决不可少。我跟她吵过，哀求过，最后看看覆水难收，就只好给了她充分自由。我们协议离婚，财产我全不要（书除外）。临分手时，我留给我老婆一句话：“那小子能抛妻别子，追你一个半老徐娘，那能是块好饼吗？你能保你十年后不人老珠黄，你能保那家伙从此能收心？对男人的了解，差远了你！”我老婆不服气，反驳我说：“你少污蔑！你根本不了解他，小柳（就是那小子）根本不像你说的那样。”离婚一个月后，她和小柳就一块儿风风火火奔海南、闯九州去了。多年以后，我得知，由于新经济时代重文凭，小柳混得很一般，但却包了个重庆二奶。我老婆（现在应该叫前妻了）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尽管她发了雷霆之怒，那重庆二奶与小柳却仍是剪不断、理还乱。这些，都是后话了。在本书里，这个话题就不再提起了。
那一年，我早过了而立之年，是个完全的成人了。可是自从发生了老婆出走的事件之后，我发觉自己的智力原来有婴儿化的倾向。离婚前后，我曾经找过我的许多朋友诉苦。然而我发现，他们的态度都很暧昧，并未像我想像的那样，共同来声讨我老婆的不忠。他们不约而同劝我要现实。我当时就想，这个“现实”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老婆闹离婚，绿帽子高高悬在我头顶，这确实使我痛不欲生。耻辱，终于使我从一大堆废物文字中脱离出来了，好好地品味了一下这个“现实”。我到这关口才发现，原来世道人心，已经天翻地覆了。敢情我的那些朋友都是暗中支持我老婆离婚的，私心里没准儿都在暗暗期盼：我老婆属意的会不会正是他们自己？直到我老婆公开宣布，从今往后要挂靠没有文凭的小柳了，那帮朋友才和我一样，着着实实吃了一闷棍。这一场离婚闹剧，终于使我明白：在一般人看来，老婆不忠，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严重的问题在于：都80年代末了，我还在充当着知识分子，而且还是个“伪”的。这种错误才不可饶恕！那时，海南刚刚在开放，十万狂人正扬帆过海跑去抢金子，我居然还在稳坐家中写诗，实属脑子坏掉了。我老婆走在潮流之先，挂靠小柳后，两人就直奔了南洋。行动果断，目的地明确，那决不是一般的妇人能做到的。我的那帮朋友虽没吃着葡萄，心里八成也是佩服的，所以决不可能真正同情我。
一个人如果忽然想脱胎换骨，那原因多半在于发现了自己的愚蠢。在全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在狂热地读尼采、读弗洛伊德的时候，我因受婚变的刺激，大彻大悟了。我不能再愚蠢下去了，我要现实。知识分子这张皮，我不要了！
第一部分
我和蛇口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弃文从商，当时可能并没有我上面说的那样惊天动地。知识分子都有事后危言耸听的臭毛病。转机其实是由一封深圳来信引起的。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当时正在深圳春风得意，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我戴了绿帽子，便起了怜悯之心，特地写了封信来劝。他说，钱锺书老先生在《围城》里有句话，我们男人万万不可忘，即“女人如衣服”。既然那个王八蛋小柳把你的衣服扒了去，你向隅而泣还有什么用？如今还有谁因为看不得人家流泪而改邪归正的吗？改革开放到如今，衣服被人扒了，应该是件好事。人穷思变嘛！这件事我看终于能使你脱胎换骨了。深圳这地方，花花衣服有的是，想穿什么风格的，随你便。趁着放暑假，我看你还是过来散散心吧，没准儿就能穿上一件新衣服回去呢！我看了信，心动了。想想自己在这里独自嗟伤，人家小柳拐着我的老婆，正在海南岛上得意洋洋地嚼甘蔗呢，我这不是傻么？改革开放都这些年了，我足不出户，不知道商业新浪潮是个什么模样，还不如就此到深圳去看看。你们这一对男女可以去海南嚼甘蔗，我也可以去深圳尝尝菠萝的滋味儿是什么样。说不定，用不了一个暑假，就算老婆要复婚，我可能都要不愿意了。就这样，我坐火车去了深圳。走的时候，知识分子的臭毛病还没改掉——拎了一个旅行袋，装了整整一袋子弗洛依德、荣格、尼采、萨特等等文化老爷子们的书，准备到深圳去修身养性了。
事情果然不出我的同学张怀民所料，到深圳还不到一个月，我就脱胎换骨了，完全变了一个人。那些书，那些老爷子们的呕心之作，在深圳，被我东一本西一本的，没等暑假过完，就扔光了。
我的那位同学张怀民，当时在深圳的蛇口工业区谋饭吃。他跟我在大学是上下床，铁哥们儿。在大学里特立独行，傲视群小，是个厉害人物。人机灵，书也读得扎实，瞧不起半瓶子醋的某几位教授。在这一点上，我们臭味相投。几年不见，他在深圳发起来了。人整整胖了一圈儿，眼镜也换上金边儿的了，西装笔挺，皮鞋瓦亮。要是在过去，我就得嘲笑他“沐猴而冠”，但现在不行了，到人家家里去蹭饭，不大好意思这么放肆了。只好当面夸他：“兄弟，够风度，像个时代精英！”
怀民的太太不在家，暑假带着儿子去内地探亲去了。怀民说：“你来得正好，家里清静。那小祖宗要是在家，你就瞧着鸡飞狗跳墙吧。你放心住下，买个地图，愿意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吃饭回来吃也可，在外面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