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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来是爱一切人，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所谓的“爱人”，对
统治阶级来说，是要调和其内部矛盾；而对被统治者来说，表面上的爱，是
为了使劳动者为统治者卖力。况且，儒家的“仁”，还受着宗法制的制约，
强调“亲亲、尊尊、长长”的区别。比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就明确说：
“亲亲、仁也”。这样便使爱有了亲疏厚薄。所以，儒家主张爱有差等的。
墨家主张的“仁”，是“兼相爱”。这是一种普遍的爱，是理想化了的
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因此，孟子批评墨家的“兼爱”是“爱无差等”。
第二，“罕言利”与“交相利”的对立。儒、墨两家都提倡“义”，然
而两家“义”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儒家常常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可
是墨家则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而且还认为与“兼相爱”是密不可
分的。“兼相爱”的具体表现在“交相利”。这与儒家的“义利”观是显然
对立的。孔子不仅“罕言利”，而且还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
义，小人喻于利。”他把重视“利”的称着“小人”。
第三、“天命”论与“非命”的对立。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
或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这些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更变的。即
《论语·颜渊》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天
命论”，因而主张“非命”，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奋发图强，“不
敢怠倦”。
第四、不重鬼神与“明鬼”的对立。墨家尽管主张非命，可是又不是无
神论者。墨家相信鬼神，主张“明鬼”。这与不重鬼神的儒家也是对立的。
孔子尽管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鬼神，但是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未
能事人，焉能事鬼”，并“不语怪、力、乱、神”。所以，他确实怀疑鬼的
存在，至少也是不重视鬼神的。
第五、“厚葬”与“节葬”的对立。儒家从贵贱有别出发而重视礼仪。
特别是古代“厚葬”、“久丧”的礼仪，为儒家所维护和提倡。据《庄子·天
下》说，古代的葬礼，“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然而丧礼据《礼记·曾子问》记载，是实行“三年之丧”；墨家则反对“厚
葬”、“久丧”，而主张“节葬”、“短丧”，其出发点是节约社会财富。
因“厚葬”、“久丧”会造成“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的后果；
墨子制定的埋葬的办法是仅用3寸厚的桐木棺材，穿2件衣服就可以了。送
葬时仅“哭往哭来”，不过分悲伤。埋葬之后，照常从事劳动。总而言之，
墨家主张不因丧葬而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
第六、重乐与“非乐”的对立。儒家不仅重礼，而且重乐，孔子教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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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六艺”之中就包括了“乐”。“乐”与“礼”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维
护等级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样，音乐也是一种精神抒情的活动与享受，
可是也应该有所节制。不仅贵族享受，还要象孟子主张的那样“与民同乐”；
可是墨家主张“非乐”，反对音乐享受。他认为享受音乐浪费人力、物力和
财务，而且影响从事国家的管理和参与生产劳动。
第七、“正名”与“取实与名”的对立。儒家要按照周礼的等级名分来
匡正当时实际上已变化了的“名”、“实”关系；墨家则主张取实为名。
儒墨显学之争主要表现在以上七个方面。为什么两家在一系列的问题上
形成对立呢？从其根本原因来说，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儒家是站
在维护统治者的立场，显得保守，然而，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他们也主张
改良。虽然是改良，也还是从维护统治者利益出发的，这与代表小生产者利
益的墨家显然是格格不入。“兼爱”反映的是小生产者的要求平等的美好愿
望。可是儒家的“爱人”则是为建立新的等级制度而服务的，所以，明确爱
有差等与亲疏厚薄。儒家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发，注重伦理道德。在“义”、
“利”关系上，强调“义”，甚至把“义”、“利”相对立。而墨家则多注
意切身的物质利益，把“利”作为“义”的具体体现。儒家的“天命”论，
明显是维护统治者统治地位，以欺骗民众。而墨家的“非命”与强调“力”
与“强”的主张，则是揭露这种欺骗。而墨家“天志”，与儒家的“天命”，
完全不同，它是墨家自身善良人格的理想化。同样，墨家“明鬼”的主张也
是如此，它表现出小生产者的软弱性，他们一方面否定命运，可是另一方面
把希望寄托于天与鬼神。这只能是自己欺骗自己。所以，不仅达不到目的而
且往往被统治者所利用，使这种主张起着麻痹老百姓斗志的消极作用。
然而儒家不重鬼神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积极的影响。中国古代
社会虽然不断改朝换代，但传统文化总是以儒家为主体。尽管道教、佛教、
天主教等宗教也在流行，但是宗教在政治生活中未能完全居于主导地位，形
成与西欧中世纪政教合一迥然不同的特点。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
传统。
而墨家的“节葬”、“节用”以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其实
质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来反对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儒墨两家在“名实”
观上的对立，则是从“名”、“实”关系的角度，反映了两家的相反的政治
态度。儒家重视音乐，虽然有维护等级制度的作用，然而，音乐的作用并非
如此而已，它还有反映民间疾苦和政治好坏以及鼓舞士气等作用。所以，音
乐在传统文化中是不可缺少的。而墨家的“非乐”主张，则反映了小生产者
的狭隘性。战国早期到中期，在邹鲁儒墨显学之争以后，由于代表小土地私
有者利益的杨朱学派的产生，又形成了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
春秋战国之交的儒墨显学之争，大致说来，儒墨两家的势力还能平分秋
色，不相上下。可是，到了战国中期孟子之时，杨朱学派如异军突起，打破
了儒墨显学对峙的局面，而成为鼎足三分之势，而墨、杨两家的矛头都指向
儒家。儒家的势力已露出衰颓之势，所以，孟子认为：“杨墨之道不息，孔
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是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杨朱、墨翟的
学说如果不停息，则儒家的学说不会发扬光大，这就会造成异端邪说蛊惑民
心，而使儒家宣传仁义的道路被阻塞。所以孟子认为必须出来捍卫儒家的“先
圣之道”，尽力反对杨朱的学说，批判那些“荒谬”的言论，使这种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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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站不住脚。
孟子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杨、墨的学说直接危害儒家思想的传播，而且还
看到了杨、墨的学说对封建统治政权的巨大妨碍。孟子认为，杨朱的主要学
说是“为我”。只重视自我，这种学说就是“无君”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
叫做“无政府主义”。墨家主要学说是“兼爱”，爱天下一切人，可是，没
有亲疏厚薄之分。这种学说就是目无父母。一个人如果心目中既无君主，又
无父母，岂不是和禽兽一样了吗？孟子对杨、墨学说的斥责，显然有些过份。
不过他这番话也是有所依据的，基本上抓住了杨墨两家学说的要害，而且对
其“危害性”有清醒的认识。
为什么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儒、墨显学转变为战国初中期的儒、
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墨家产生的阶级基础和特殊的文化环境。
春秋末期，“工商食官”的格局已经完全打破，在官府手工业之外，出
现了私营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其经营者，我们叫小手工业者。这批人本来
是从官府手工业分化出来的，又居住在城镇，消息比较灵通，又有墨翟这样
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领袖，所以比较快的形成代表小手工业者利益的学术集
团墨家，并且能够写出《墨子》这样的著作来。当然这还与墨子生长在鲁国
这样文化繁荣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其次，杨朱学派产生的阶级基础和文化环境。
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杨朱与杨朱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在此不再重复。
要着重指出的是，杨朱及其学派是小土地私有者利益的代表。小土地私有者
要出现代表他们利益的思想家，不如小手工业者那么容易。
那时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忙于如何巩固他们的政权而实行变法改革。他
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占的地位并不重要，而且诸侯之间与贵族之间、诸侯与
贵族之间，各种各样的战争连绵不断。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在当时还不剧烈，
小土地私有者得到发展的良好时机，这就形成了杨朱学派的阶级基础。
从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学术已经从官府走向民间。最
先形成私学并开始进行争鸣的，当然只可能出现在保存西周文化最为丰富的
鲁国。学术的解放，士阶层的兴起并不断扩大等种种条件，为小土地私有者
甚至包括农村中最下层的贫苦农民 （相当于贫雇农）中产生出代表他们利益
的思想家提供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