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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一份子——根本不能吸收浮士德式的力的观念，故而力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毫无地位。而基本观念的隐秘力量的一个令人惊讶的证据是，亨利希·赫兹——近代历史上伟大的物理学家当中唯一的犹太人——竟然也是唯一企图通过消除力的观念来解决力学的两难困境的物理学家。
力的教条是浮士德式的物理学的唯一主题。所谓那一科学分支以静力学的名义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体系和一个又一个的世纪，其实是一种虚构。“近代静力学”跟“算术”和“几何学”处于同样的位置，如果继续在字面的和原始的意义上使用这些词，那它们在近代的分析中便全无意义，便只是古典科学所遗留下来的一些空洞的名称，它们被保留下来，只是因为我们要对所有古典事物表示尊敬，而这种尊敬使我们迄今为止还无法摆脱它们甚或认识到它们的肤浅空洞。世上根本没有所谓西方的静力学——这即是说，对力学事实的解释，对西方精神来说是自然而然的，可它并不是基于形式和实体的观念，甚至也不是基于空间和质量的观念，实际上，那种解释是与时间和力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读者可以在他所愿意的任一领域来检验我所说的。甚至“温度”——在我们所有的物理的量中，它最明显地具有静力学的、古典的和消极的表象——也只有当被引入一种力的图象，亦即热量的图象时，才能在我们的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那一图象是由物体的原子极度活跃的、微妙难察的、不规则的运动所构成，而温度则是表示这些原子的平均活力（mean vis viva）的。
晚期文艺复兴运动不但认为自己继续发扬了古典的雕塑，而且认为自己复活了阿基米德的物理学。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它都只是为巴罗克的形式作好了准备，并且它这样做是出自哥特式的精神。其图象…主题就属于这种静力学，正如在曼特尼亚的作品以及在西纽雷利的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其轮廓和姿势后代人觉得僵硬而且冷漠。动力学开始于列奥纳多，在鲁本斯那里，硕壮的身体的运动业已达到极限。
晚至1629年，文艺复兴的物理学的精神才在耶稣会士尼古拉·卡比奥（Nicolaus Cabeo）所阐述的磁学理论中有所体现。他认为，以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为模型，是注定（就像帕拉第奥论建筑的著作中所说的一样）得不到任何结果的——这不是因为那一模型本身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与浮士德式的自然感受相冲突，后者经由14世纪的思想家和研究者而摆脱了麻葛式的路线，而现在已经获得了完全属于自身的表现其世界知识的形式。卡比奥避开了力和质量的概念，把自己局限于古典的形式和实体概念——换句话说，他从米开朗基罗晚年的和维尼奥拉的建筑回到了米开罗佐（Michelozzo）和拉斐尔的建筑——他所构建的体系是完整自足的，但于未来毫无重要性。一种被构想为个别物体的状态而非无穷空间中的力的磁学理论，是无法使浮士德式的人的内在之眼获得象征性的满足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有关遥远的理论，而不是有关切近的理论。牛顿的数学…力学原则要求的是使一种动力学获得纯粹而统一的阐述，这一任务是由另一个耶稣会士在1758年首先完成的，他就是博斯科维奇。
就连伽利略都仍处在文艺复兴的情感的影响之下，对于这种情感来说，力与质量的对立，若是想在建筑、绘画和音乐中创造伟大的运动的要素，它便是奇怪的和令人不舒服的。因此，伽利略把力的概念局限于接触力（冲力），而他对力的观念的系统阐述也没有超出动量（运动的量）守恒的范围。他一味只关注被推动性（moved…ness），而羞于谈论任何激情的空间。直到莱布尼茨时，才首先在论战的过程中，继而经由积极地运用他在数学上的发明，而发展出真正自由而有方向的力（活力）的观念。直到这时，动量守恒的概念才让位于活力守恒的概念，数量的数字才让位于函数的数字。
质量的概念也是直到后来才成为一个确定的概念。在伽利略和开普勒那里，它的位置被体积的概念所占据，是牛顿明确地把它视作函数性的——作为上帝之函数的世界。所谓质量（现今把它界定为某一物质系统方面力与加速度之间的恒久关系）跟体积的大小并无比例关系，这一结论是文艺复兴的情感所无法接受的，尽管有行星的证据。
但是，即便如此，伽利略还是对运动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在一种真正的、仅仅靠着质料和形式的概念支撑起来的静力学中，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对阿基米德而言，位移跟形式相比毫无意义，后者才是一切有形存在的本质；因为，如果空间即是非存在，那么关心实体的外部能有什么作用呢？事物并不是运动的函数，相反，事物是自身运动。牛顿是第一位完全摆脱了文艺复兴情感的物理学家，他提出了万有引力的概念，认为物体能越过空间本身产生引力和斥力。距离本身已经变成为一种力。这种观念本身完全摆脱了所有感官所能感知的内涵，以致连牛顿本人也觉得不甚自在，事实上，是这种观念主导了他，而不是他主导了这个观念。正是巴罗克本身的精神及其朝向无限空间的倾向，激发了这个对位的和全然非雕塑的概念。此外，在它里面，还有一个矛盾。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对这种超距离的作用力给以充分的定义，还不曾有人理解离心力究竟是什么。地球绕轴旋转的力是这一运动的原因，抑或是恰恰相反？或是这两者是同一回事？这样的一个原因，就其本身来考虑，究竟是一种力还是另一种运动？力与运动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假定行星体系中的位移是离心力作用的结果；也确实是如此，那么，星体就应该偏离它们的轨道，可事实上它们并未这样，故而我们必须还要假定有一种向心力存在。所有这些概念意味着什么？在此确实无法达至那诱使赫兹去一举消除力的概念并（通过在位置与速度之间完全人为地设定一些严格的连接物）去把他的力学体系简约为接触（冲力）原理的那种秩序和明晰性。但是，这仅仅是掩盖而不是消除了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是浮士德式的心灵所本有的特征，是根植于动力学的本质的东西。“我们在谈论力的时候能把力的根源归于运动吗？”当然不能；但我们能摆脱西方精神中天生但却无法确定的那些原始概念吗？赫兹本人并没有尝试实际地运用他的体系。
现代力学的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困难，并未曾为法拉第所创立的势能理论所解除，虽则物理思想的重心已从物质的动力学转向了以太的电动力学。法拉第是著名的实验家，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幻想家，在近代的物理学大师中，唯有他不是数学家，在1846年，他说，“无论空间是像通常所说的那样为虚空还是为物质所充满，我都认为，空间的任一部分，除了力，以及力发挥作用的方式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在此，很清楚，在认识者身上，有一种定向的倾向，具有其有机的和历史的深刻内涵，有一种要使他的认识过程鲜活起来的倾向。在这里，法拉第与牛顿在形而上学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因为牛顿的超距作用力所指向的神话背景，也是这位虔诚的物理学家所拒绝考察的。然而，这样一条可能引起一种明白清楚的力的定义的途径——亦即从世界而不是上帝出发，从自然的运动状态的客体而不是主体出发的途径——同时也能导向能量概念的阐述。现在，能量的概念，与力的概念之不同，乃在于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有方向的量，而不是一种方向，并且它与莱布尼茨的“活力”概念也只是在数量上近似。不要忽视的是：在此质量概念的本质特征已被能量所取代；实际上，连能量的原子结构之类的古怪观念也已被严肃地讨论过。
然而，基本词汇的这种重新安排并不曾改变我们的这样一种感觉，即世界力及其基础是确实存在的。运动的问题，一如以往一样，未得到解决。从牛顿到法拉第——或者说从贝克莱到穆勒——这一路上所发生的一切，只是宗教的行为观念（deed…idea），被非宗教的做功观念（work…idea）所取代。在布鲁诺、牛顿和歌德的自然图象中，有某种神圣的东西在行动中展现着自身，而在近代物理学的自然图象中，是自然自己在运作；因为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意义上的每一“过程”都是或应当是以能量的消耗来加以度量，而能量的消耗量，即对应于“被束缚的能量”形式的功之数量。
因此，很自然地，我们发现迈耶的决定性的发现，在时代上恰可呼应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甚至经济学的体系也使用了同样的概念；从亚当·斯密以来，价值问题便与劳动量（quantity of work）发生了关系。相对于魁奈（Quesney）和杜尔哥（Turgot）而言，亚当·斯密标志着经济学领域从有机结构转向了机械结构。作为近代经济理论之基础的“劳动”（work）概念具有纯粹动力学的意义，在经济学家的语言中，有一些术语恰好对应于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熵、最小作用等命题。
因此，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力的中心概念自从在巴罗克时代产生以后所经历的各个连续的阶段，以及它与伟大的艺术和数学的形式世界之间的密切关系，便可以发现：（1）在17世纪（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力的概念的形成是图象式的，且与在1630年左右走向消亡的伟大的油画艺术颇为协调；（2）在18世纪（拉普拉斯与拉格朗日的“古典”力学），力的概念获得了赋格风格的抽象特性，且与巴赫的音乐相一致；（3）随着文化达至它的终点和文明化的才智压倒了精神，力的概念则出现在纯粹分析的领域，尤其出现在多项复变函数的理论中，无此，则力的概念的最现代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