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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康德对数学的态度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证据。一个人若是没有深入到数字的形式世界中，若是没有把数字的形式世界当作一种象征主义与之共呼吸，那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形而上学家。事实上，创造分析数学的，正是巴罗克时期的伟大思想家；伟大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和柏拉图也属于同样的情形，虽则要作必要的改变（mutatis mutandis）。笛卡儿和莱布尼茨与牛顿和高斯并肩，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与阿基塔斯和阿基米德并肩，他们都处于数学发展之巅峰。但是，在康德那里，哲学家跟数学家一样，业已变得微不足道了。康德不再钻研他那个时代已精微无比的微积分了，如同他也不吸收莱布尼茨的定理一样。亚里士多德的情形也是一样。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哲学家也可以称之为是数学家。费希特、黑格尔和浪漫派全都不通数学，芝诺和伊壁鸠鲁也是这样。叔本华在这个领域薄弱到近似无知，尼采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数字的形式世界从哲学的视野中消失时，哲学也就失去了一个伟大的传统，从此以后，它缺乏的不仅是结构的力量，而且还有被称作思维的伟大风格的东西。叔本华本人承认他是一个半吊子的思想家。
随着形而上学的衰落，伦理学的地位从作为抽象理论的一个从属要素迅速攀升。从此以后，它便是哲学，其他的分支皆被纳入它的里面，实践的生活成为思考的中心。纯思的激情沉陷了。形而上学昨天还是作为主妇，现今便成了女仆；它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去为实践的观点提供一个基础。而且这个基础还变得越来越多余。蔑视和嘲笑形而上学不切实际，蔑视和嘲笑哲学“以假乱真”，已成为习惯。在叔本华那里，前三本书实际上是为第四本书而存在的。康德对自己也持完全相同的看法；实际上，纯粹的而非应用的理性，一直是他的创造的中心。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和以后的古典哲学中，也存在完全相同的差别——一方面，一种形式的伦理学并不能为宏伟的、想象的宇宙秩序添加任何东西，另一方面，伦理学本身作为纲要、作为必然性，又特别地以一种散乱的形而上学作为基础。例如，尼采，由于整个地没有逻辑的顾虑，故而草草地打发了这些理论，而我们对他的哲学本身的理解，与此也没什么不同。
大家都知道，叔本华并不是从他的形而上学中得出悲观主义的，而是相反，他是通过悲观主义推导出他的体系的，这种悲观主义早在他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萌发了。萧伯纳这位最重要的见证人在他的《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中指出，一个人可以完全接受叔本华的哲学而拒绝他的形而上学——在这里，他十分准确地区分了两个东西，一是使叔本华成为新时代的第一位思想家的东西，再就是因为某个陈腐过时的传统坚持认为是一个完整的哲学所必不可少而被包括在他的体系中的东西。没有人曾这样去划分康德，即使想这样做，也不会取得成功。但是，对于尼采，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觉察到，他的“哲学”彻头彻尾地是一种十分早的内心体验，可他却借助几本书迅速地且常常不成功地掩饰了他的形而上学的需要，他甚至从未想过去准确地陈述他的伦理学理论。按照传统的需要（但事实上是多余的），把活生生的合时的伦理思想叠加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这在伊壁鸠鲁和斯多葛学派那里都可以看到。就何谓一种文明哲学的本质这一点而论，我们无疑需要这样的做法。
严格的形而上学已经耗尽了它的可能性。世界城市已经确定地征服了土地，现在它的精神在塑造着与其自身相适应的理论，这一理论指向的是外在的、无心灵的必然性。从此以后，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用“智能”（brain）这个词来替代“心灵”一词。并且，既然在西方的“智能”中，追求权力的意志，对未来的专断取向，想要组织一切人和一切事的意图，都需要实践的表现，故而，伦理学，由于它越来越失去了跟其形而上学的过去的联系，便逐渐具有了社会伦理和社会经济的特征。始自黑格尔和叔本华的当代哲学，就它代表着时代的精神［不过，例如，洛采（Lotze）和赫尔巴特（Herbart）是代表不了的］而言，乃是一种社会批判。
斯多葛派关注的是他自身的身体，而西方人则致力于使身体成为社会的。黑格尔式的哲学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无政府主义（施蒂纳）、不断提问的社会戏剧（黑贝尔），这决非偶然。所谓社会主义，即是一种已改用伦理的、进而律令式的语调的政治经济学。只要还存在一种形而上学（也就是，直到康德时代为止），政治经济学就仍是一门科学。但是，一当“哲学”成为实践的伦理学的同义词，它就会取代数学成为思考世界的基础——由此才有了库辛（Cousin）、边沁、孔德、穆勒（Mill）和斯宾塞（Spencer）的重要性。
随意选取材料并不是哲学家的专有，哲学的材料并非随时随地都是一样的。世上根本没有永恒的问题，而只有从某一特殊的存在的感受中产生出来、且由这一存在提出的问题。“一切无常事，不过譬如一场”，这句话也适用于一切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不仅是其存在的理智的表现，而且是精神的可能性在概念、判断和思维结构——它们就包含在哲学创作者的活生生的现象中——的形式世界中的实现。任何这样的哲学，从头至尾、从最抽象的命题到最能说明问题的个性的特征，皆是一种既成之物，其所反映的领域，从心灵到世界，从自由王国到必然性的王国，从稍纵即逝的活物到有向度的…逻辑的存在，涵盖深广；可也正是因此，它是必朽的，它的生命有着事先规定好的节奏和绵延期。因此，对它们的选择，必要从属于严格的必然性。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对于它而言且只对于它而言重要的东西。天生的哲学家的标志，就是他能以自信的眼力看清他的时代和他的主题。离开了这一点，哲学生产中就不会有任何重要的东西——就只会有技术性的知识和为建构严密的体系与概念所需的工业。
因此，19世纪的富有特色的哲学，只能是生产意义上的伦理学和社会批判——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且因此，其最重要的代表（除了实际的实践家）就是剧作家。他们是浮士德式的行动主义的真正哲学家，与他们相比，讲堂里的哲学家和体系制造者实在算不了什么。这些无关紧要的空谈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就是去写和重写哲学史（而且是什么样的历史啊！——不过是日期和“结论”的汇编），以致今天已无人知道哲学史是什么样子或可能是什么样子。
幸亏这样，才使得这个时代的思想中那深刻的有机统一性迄今还没有被认识。它的本质，从哲学的观点看，可以在这样一个提问中得到明确的说明：在多大程度上，萧伯纳可算是尼采的学生和完成者？提出这个问题，并不带有任何讽刺的旨趣。萧伯纳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一直在沿着与真正尼采相同的方向——也就是，对西方道德进行卓有成效的批判——探索前行；而作为诗人，他又阐发了易卜生的最终精义，致力于使易卜生身上的艺术创造力跟实际的讨论达致平衡。
除开尼采身上晚出的浪漫主义气质决定了他的哲学的风格、腔调和态度而外，他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唯物主义年代的一个门徒。那吸引他以如许的激情走向叔本华的东西，乃是（虽然他自己或别的任何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叔本华在其学说中借以摧毁伟大的形而上学和（这么做毫无意义）嘲讽他的老师康德的要素；可以说，那就是将巴罗克时代的所有深刻观念加以修正，使其成为可感知的和机械的概念。康德以不充分的语汇——但却隐藏着一种有力的和几乎不可理解的直觉——将世界的直观说成是表象或现象。而在叔本华那里，这世界已变成了智能现象（brain…phenomenon）的世界。在他那里，从悲剧哲学到哲学民粹主义的转变是彻底的。我们引述一段话就够了。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叔本华说：“意志作为物自身构成了人的内在的、真正的和坚不可摧的本质；然而，这物自身是没有意识的。因为意识是由理智决定的，而理智仅仅是我们的存在的一种偶然，因为它是大脑的一种功能，而这大脑又（借其依赖性的神经和脊髓）仅仅是一种结果，一种产品，不仅如此，甚至只是有机体剩余部分的一种寄生虫，因为它并不能直接干预有机体的活动，而只能通过调节有机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帮助自我保存的目的。”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最直白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叔本华，跟他之前的卢梭一样，并非没有从英国感觉主义者那里借用什么。他从他们那里学会了以世界都市人的功利主义的现代性精神去误读康德。理智作为求生意志的工具、作为为生存而挣扎的武器，这类观念，萧伯纳在《人与超人》中给以了奇特的表述——那是因为他对哲学界的看法就是：当1859年达尔文的主要著作出版时，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