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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在闹市无远亲，富在深山有人知。文绣入宫前，因家境贫寒，亲属们都断了往来，怕沾了穷气。玉芬也从未到过崇文门外花市胡同的傅家。只是后来文绣平步青云，贵为皇妃，荣耀无比，连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亲戚们也都频繁走动起来了。玉芬便常到北京地安门后海的蒋氏那里串门聊天，与文绣的母亲相处甚欢。文绣出宫在醇王府“被难”的日子里，曾几次回到娘家看望母亲蒋氏，因此与玉芬结识。
玉芬的婆家不但在北京东四十条有漂亮的公馆，而且在天津租界也有房产。所以，玉芬有机会居住两地，像迁徙的候鸟一样，一年之中总有几个月住北京，几个月住天津。文绣随溥仪去天津后，宫中寂寞，没有谈心之人，玉芬就成了她闺中密友，两人在津交往密切，她们无话不谈，息息相通。玉芬和文姗一样，成了文绣最亲近、最信赖的人。1931年7月的一天，玉芬又到静园看望文绣。提起自己受到的折磨，文绣潸然泪下。她向往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然而，她这一合情合理的正当要求，在这个没落的帝王之家，却根本得不到满足。当玉芬得知文绣婚姻如此不幸、处境如此悲惨时，一向追求思想解放的玉芬，第一个向文绣指明了新的人生目标。她坦诚地对文绣说：“现今是中华民国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而溥仪早已被撵出皇宫，不再是过去的掌有生杀大权的宣统皇帝了，和我们一样都是平等的公民。他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可以控告他虐待妻子，请个律师，写状子，同他
离婚，另外索要抚养费。”并给她讲了中华民国政府于1930年新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其中第四编《亲属》就是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法规。该法规做出了“允许自愿离婚”的明确规定。文绣得知此条法规如获至宝，终于在现代法律精神的鼓舞下，决意要同溥仪离婚，争取人身自由权利。
这便是文绣同溥仪离婚的缘起。
后来文绣回忆说：
我和玉芬相处得近了，甚么心里话都向她掏。她见多识广，又有心计，很会出主意。她告诉我，现在是民国时代，你可以根据“男女平等的法律条文，和她打离婚官司。向他要赡养费。你若考虑好了就这么办！我可以在外面接应，找人帮你的忙。事成之后别把我忘了就行！玉芬这人说话在理，我当时也相信她，可这离婚官司毕竟不是一件小事，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我就把文珊找来，征求她的意见。我三妹从小就是不甘吃亏的人，又加上快言快语，一说就很赞成，她看我略有迟疑就急着说：“二姐呀！难道还没过够？和溥仪这种男人生活在一起，还有什么幸福可言！早离婚早利索！”
后来，我和文珊、玉芬三人一块前前后后地核计一番，至此我才下决心和溥仪离婚。外界都以为是我妹妹文珊的主意，其实是玉芬最先和我说起的。当时，这事除了文珊、玉芬和我三个人，再没有向谁露过口风，别人并不知情。过了几天，玉芬又来看我，我偷偷交给她银洋一千元。因为她认识的人很多，让她和文珊先用这笔钱在外边打点打点。我还嘱咐她说，就按民国的新法律起诉，请律师与溥仪打这场离婚官司。
由于计划周密，文绣在出走静园之前，玉芬就已从各个方面做好了准备。她聘好的三位律师也早已在国民饭店租了房间，等待行动；文绣陈述离婚理由的文件以及出走致溥仪的信件等，也已拟好缮清；同时，文绣也找机会清理了自己房中的细软及金银首饰，让文珊陆续带出，暂时存放在文珊家里，以备后来应急之用。这一切都做得周密、细致，神不知、鬼不觉的。由此足见玉芬的谋略，非当时女子可比。
1931年8月25日（旧历七月十二日），离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只有24天，文绣选择这样一个关键时机，向溥仪发难，也算占有了天时！
淑妃革命new
再说太监赵长庆回到静园，将文珊和律师的信件交给溥仪，律师们在拟写的这几封信中，申明已接受诉讼的委托，正式受理这桩离婚案件，并透露文绣出走的原因和要求：
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衾独抱，愁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今兹要求别居。溥氏应于每月中定若干日前往一次，实行同居，否则唯有相见于法庭。
虽然文绣语气和缓，但溥仪阅毕大惊失色，不假多思，便派出大批太监、随从，赶去国民饭店寻找。谁知文绣姐妹早已有备，快速离开了饭店，转移到非常同情文绣遭遇、家境富有的张姓寡妇所提供的花园洋房里。只有三位律师在等候他们，律师对太监们说：“文绣女士让我们转告各位，你们回去转告皇上，按信中所提条件考虑办理吧！”
溥仪又让太监们前去老庆王府邸，但均无所获。溥仪顿感“皇帝”颜面无存，他堂堂一个“九五之尊”，居然被妃子牵着鼻子走，被妃子炒了鱿鱼！这可是圣朝开国以来少有的奇耻大辱。
他马上召集遗老旧臣召开御前会议，以求善策。文绣的出走，无疑是一发重型炮弹，出席会议的老先生们无不义愤填膺，都认为这是最见不得人的丑事，不能容忍，不能姑息迁就，但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溥仪只得派代表去见文绣，要求文绣回到静园再说。律师们一口回绝，说：“在现在的情况下，文绣女士拒绝会见任何人。如果溥仪先生有诚意，承认她的完全自由，允许文绣女士择居另住、照给用度，我们尽力调解，以求和平解决！否则，除了向法庭提出诉讼外，别无他法。”
听到代表们的汇报，溥仪无计可施，更是焦急万分，只得立刻请来郑孝胥和胡嗣瑗面议对策，最后决定由胡嗣瑗派出清室办事处常务律师林綮、林廷深，第二天先去会晤文绣律师张士骏，最终目的是争取和解，不要闹上法庭。溥仪一方坚持不许离异，不许起诉，不许登报申明。文绣一方则除了坚持不回宫，还要求溥仪支付赡养金50万元。双方各持己见，差距很大，谈判一时陷入僵局，未能达成协议。
谁知在文绣逃出静园的第二天，即1931年8月26日，这桩天字第一号的新闻便泄漏了出去，消息不胫而走，立即震惊了全国。当时革命是一个时髦的词，意味着进步和新潮，淑妃的出走，也因此被时人誉为“妃子革命”。京津各报的显要版面，新闻标题差不多都是《前清废帝家庭之变》。争相报道这一空前绝后的妃子炒皇帝丈夫鱿鱼的千古奇闻，而妃子之所以要同溥仪打官司、闹离婚的理由就是：文绣和溥仪结婚9年，两人从来都没有过性生活。
“皇妃因不堪帝后的虐待，太监的威逼，自杀未遂，设计逃出，聘请律师离婚。这是数千年来皇帝老爷宫中破天荒的一次妃子革命。”
“文绣自民国十一年入宫，因双方情意不投，不为逊帝所喜。迄今九年，独处一室，未蒙一次同居。而一般阉宦婢仆见其失宠，竟从而虐待，种种苦恼，无从摆脱。”
报纸上连篇累牍的评论文章，几乎都是声援和支持文绣的，大家奔走宣扬，使溥仪处于千夫所指的尴尬境地。但是，帝制虽已废除有年，仍有一些冥顽不化的遗老遗少们，视皇权为至崇。因此发疯般地围攻文绣，斥为大逆不道。
其中冲锋陷阵，最是猛烈的不是别人，正是文绣的族兄文绮！他接连给文绣写了两封公开信，登在天津的《商报》上，极尽辱骂之能事。
其中一封公开信是这样写的：
惠心二妹鉴：
顷闻汝将与逊帝请求离异，不胜骇诧。此等事件，岂是我守旧人家所可行者？我家世受清室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以报清室之恩德。吾妹何受人愚弄，牺牲自己，为她人作拍卖品也？即是死，也不可出此下策。今竟出此，吾妹吾妹，汝实糊涂万分，荒谬万分矣！辱没祖宗，终不免为社会上人唾骂而死！
文绮的信虽然发散着腐朽思想的霉味，但见报之后，暗藏的封建余孽似受了鼓舞，立刻掀起一股遮天蔽日的围剿淑妃的妖雾。面对种种恶势力，文绣在进步人士的支持下，毫不屈服，她充分利用中华民国的法律所赋予的人权法则，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击。
她给文绮复了一信：
文绮族兄大鉴：
妹与兄不同父，不同祖，素无来往，妹入宫九载未曾与兄相见一次，今我兄竟肯以族兄关系，不顾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及三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而在各报纸上公然教妹耐死。又公然诽谤三妹，如此忠勇殊堪钦佩。……查民国宪法第六条，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因九年独居，未受过平等待遇，故委托律师商榷别居办法，此不过要求逊帝根据民国法律施以人道之待遇，不使父母遗体受法外凌辱致死而已。不料我族兄竟一再诬妹逃亡也、离异也、诈财也……理合函请我兄嗣后多读法律书，向谨言慎行上作工夫，以免触犯民国法律，是为至盼……
文绣的信写得有理有据有节，痛快淋漓地反驳了文绮的荒谬悖论！律师张士骏也站了出来，于9月1日郑重向溥仪的律师提出警告。
而全国各大报刊媒体，可谓泾渭分明，立场殊异，硝烟弥漫，热闹非常。支持文绣、呼唤人权的呼声和抱残守缺、维护皇权的封建卫道士们的叫嚣，此起彼伏。一时之间，如何对待妃子革命的是与非、功与过，就成了判断人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