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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念头。1933年的8、9月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来赴宴，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而当时正在日本的二格格韫颖，向溥仪详细报告了这件事情的经过。由于泄密，逃跑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又流产了。从此之后，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人生虽壮美，山河虽辽阔，命运却不能由自己把握。婉容犹若水中的飘萍，风中的转蓬，只有随波逐流，随风而逝了。生不如死的她反抗的唯一途径，就是自暴自弃，自我毁灭，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得以劫后重生吧！
红杏出墙
婉容在伪满皇宫里越来越不如意，她与溥仪的感情几近于零，行动又受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和限制，这一切使婉容的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溥仪作为日本人的儿皇帝，稍有不慎即遭到“御用挂”吉冈安植的训斥，溥仪就把火发在婉容身上，婉容为此常遭溥仪的暴打。于是婉容越来越放纵自己，她狂躁易怒，嗜毒成瘾。婉容就是在此精神空虚、生活状态恶劣的情况下，投入到了侍卫李越亭的怀抱中，并怀孕生子。或许婉容想以此作为对溥仪的报复，只要能使溥仪激怒，并没有想到后果，正像她吸毒一样。
果然这件宫廷“秽闻”，使溥仪怒不可遏。他变得易怒而暴躁。孩子生下后，他将无辜的孩子愤怒的投入火炉，活活烧死。将29岁的婉容打入冷宫，永不饶恕，直到40岁去世。他要把婉容折磨得人不如鬼，似乎才解气。
关于这件事，溥仪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有详尽的回忆：
“溥仪与文绣
离婚之后，渐渐也对婉容有了反感。一来是，文绣离婚是婉容‘逼’的；二来是，婉容不学好，抽大烟上了瘾，而且愈来愈厉害。婉容自觉生活无望，走上颓废的道路。现在，差不多人都知道婉容曾与一个听差有染。可我跟溥仪谈恋爱的时候，溥仪对此开始闭口不谈，就是我问起时，他也极力回避。后来，我跟溥仪一次恋爱小风波之后，他为了哄我，才跟我细说起了婉容与那个‘听差’勾搭的前因后果。
“在‘满洲国’的时候，婉容因为时常跟一个姓李的‘听差’接触，一来二去，就产生了感情。为避人耳目，两人很少当面说话，大多数是通过婉容屋里伺候她的一个老妈子来相互递信儿。那个姓李的，在溥仪面前很‘红’，极得溥仪的信任。过了许久，一个佣人向溥仪告发了这件内廷的丑事。在此前后，宫中也有风闻，但溥仪不太相信。谁料到，婉容已经怀孕几个月了，纸里包不住火，但婉容就是不讲是谁的孩子。直到婉容与姓李的偷偷传递条子，被佣人悄悄送到溥仪面前时，他这才相信这是真的。原来，婉容跟那个姓李的听差虽然当面不怎么说话，只要他一到婉容的屋里，两人就以传条子的方式来确定时间约会。据溥仪说，他拿到婉容看过的条子后，没有吱声。当夜，婉容与情人约会的时候，被事先预谋好的溥仪和心腹当场抓住。……对于分娩下的孩子，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溥仪对我讲述的是这样的：分娩的时候，婉容身边没有任何医生，只是在保姆的帮助下，生下来的。这个孩子生下之后，当时就死了。溥仪立即叫人把孩子扔到炉子里。”
根据群众出版社最新版的全本《我的前半生》记载（过去市面上流通的溥仪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基本都是1964年版本，而之前即曾经二易其稿、九次修改。最早是1957年下半年开始写作的具有“悔过书”性质的初稿本，是溥仪在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用一年多时间完成的，20多万字，由管理所油印成册：之后在此基础上先后发行了1960年、1961年、1962年的“灰皮本”、“一稿本”及“二稿本”。这些最接近作者原始的文字，曾删除了15、6万字的内容。新版恢复了1964年之前版本中被删除的大量内容）：当溥仪知道婉容与别人私通并怀孕后，自然是难于接受，甚至想要毁灭一切。在羞辱与盛怒之下，他早已失去了理智，虽然婉容跪在溥仪面前，泪流满面地哀求他，希望能承认这个无辜的婴儿，但溥仪坚决不答应。他趁婉容昏迷之际，将婉容所生的女婴活活扔进锅炉烧化，却对婉容说，是把孩子送给了她的哥哥代养。
这，应该算是最权威的说法了。这都是溥仪亲笔所写的，实有其事，可纠正坊间的其它传闻。
而且，在书中，溥仪还透露出婉容吸毒及私通的内幕：
“事实上，她（婉容）的吸毒是由于她的父兄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问题上，也受过她哥哥的鼓励，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离津去大连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于换取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
“一九三五年，由于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
“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她只知道她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
经过这一次的沉重打击，婉容的精神又一次遭到重创，彻底地崩溃了。婉容被关在屋子里与外界隔离起来，失去了往日优雅的仪态，溥仪不许任何人看望她。仅仅两年时间，昔日寂寞宫花似的娇美恬静的美人，竟变成了一个形如槁木的精神病人。她已经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甚至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能力了，她已经不懂得梳洗打扮，变得蓬头垢面起来，整天喜怒无常。唯有一个习惯还保留着，就是每天疯狂的吸食鸦片，一直吸到两腿发软为止。
在伪满洲国后期，婉容因长期躺着不动抽大烟，肌肉严重萎缩，几乎都不能走路了。由于长久关在房子里，本来就有目疾的婉容，眼睛更怕见光见风。每次都是用扇子遮着，从扇子骨的缝隙中窥人。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那时候的婉容衣着合体、温婉娴雅，人们无不惊叹于她的“大家风度、进退有度”。然而一旦犯病或犯烟瘾，她就会大喊大叫，气度全无。她疯了，也自由了。每逢这时，她就哭着骂她的父亲荣源，骂他为了自己要当国丈而断送了女儿的一生。自从婉容精神失常之后，人们又在北京给溥仪找了一个叫谭玉龄的中学生。溥仪跟潭玉龄结婚七年，直到谭玉龄被日本人害死，婉容始终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存在，可见婉容被禁锢之深。
寂寞花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维持了13年零5个月的伪满洲国也像枯木一般倒下了，婉容名义上的皇后也当到了尽头。同日下午，吉冈安植通知溥仪，让他带上少数人去通化机场，准备经沈阳飞日本。溥仪带走了溥杰、润麟等人仓皇出逃。婉容再一次成了弃妇。树倒猢狲散，被撇下的一大群皇亲国戚，只好失魂落魄地逃到通化大栗子沟避难。
婉容和这些伪大臣们在大栗子沟住到11月末，天气渐冷，一行人便在溥仪的老仆严桐江的建议下，由大栗子沟迁至临江县城，租旅店住下来。1946年春节前夕，临江解放，解放军派了一辆汽车接收他们。于是严桐江带领婉容、李玉琴、嵯峨浩等一行人上了汽车。婉容连件棉衣也没有，冻个半死。就这样，婉容在她曾祖父吉林将军当年的辖地，被人民解放军押解着，开始了漫长的迁徙。后汽车到通化，婉容一行暂住在市公安局宿舍中。1946年4月14日，长春解放。婉容又被带到了长春，住进解放军招待所，原“厚德福”饭店。这时，婉容的身体更加虚弱，多亏身边的福贵人李玉琴的同情和照应，才使这位饱尝世态炎凉的昔日皇后得到了一些人际间的温暖。但是，由于战争的动荡，解放军难以再带着这么多皇族眷属行军作战，所以让他们自谋出路。严桐江、徐照允等仅剩的几个人都先后离去，最后连关心过婉容的李玉琴也要走了。
李玉琴事后曾忆及：“当时她看我来请安，就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握住我。我悲痛难忍，泪流满面。她眼光露出惊慌焦急的样子，已出现了语言障碍，嘴里只能发出两声‘呵！呵’带哭腔的凄凉声音，含混不清说了一句什么。她也流泪了！我给婉容扯平衣服，盖好被子，摸摸她枯瘦如柴的手。她转过脸来看看我，一脸的痛苦表情，很快又变成冷淡的样子，又转过脸去。”
人们都走了，唯独婉容有家难回，虽然她在长春还有不少亲友，这时候却没有一个人肯收留她。她在长春的胞兄润良干脆紧闭大门，把病弱的胞妹拒之如瘟疫。溥杰之妻嵯峨浩是日本人，也无处可去。
不久，长春会战，为了防止他们再度落入日本人手里，解放军不得不在极度困难的战争条件下带着她们颠簸流离地到处转移。到了吉林市后，婉容等人被暂时关进了公安局拘留所。没过多久，
国民党飞机轰炸吉林。解放军又将婉容、嵯峨浩等押上火车，经敦化，于5月末到了延吉。延吉监狱很大，一栋院子约有40个房子，但哪一间都满员。解放军只得将她们送进混凝土造的仓库。婉容的住处是一张二层床。她被放在下床。这时的她已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有时从床上滚落到水泥地上，一动不动，饭也不吃，大小便失禁。多年的精神压抑和鸦片的依赖已使她精神严重错乱，形容枯槁，憔悴不堪。
6月初，延吉战事趣紧，解放军决定经图门向牡丹江转移一批犯人。战士已为婉容准备好了马车，到小仓库一看，她已病入膏肓，不省人事，难以承受旅途颠簸，所以，临时改变了主意，将她留下由狱方照料。嵯峨浩等5人忍痛与婉容分离，此时，爱新觉罗的家族中只剩下婉容一个人凄凉的留在了延吉。
6月20日早晨5时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