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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生活的最后奢侈和回味。但溥仪往往是把文绣扔在家里，而只带着婉容。他们两人把天津的大商场以及不少游乐场等能吃、喝、玩、乐的地方都跑遍了，他们形影不离地尽情欢乐。愈是这种时候，愈是深深地刺伤了文绣，文绣愈益痛苦。
而溥仪不出门的时候，也常让饭馆送饭到家。溥仪每次都与婉容笑逐颜开地对饮大嚼，而偏不让文绣上桌，仿佛她是一个多余的人！可以想见，冷板凳上的文绣该是怎样的凄苦悲凉！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中的小怨渐积而成大怨，文绣对溥仪很失望。因为文绣认为她是被欺负的弱者，溥仪没有尽到保护她的责任；在溥仪这方面，则认为她不甘居于妾的地位，有意与他为难，这就使文绣与溥仪之间的感情愈来愈坏。
虽然溥仪已经不是皇帝了，婉容也不许他除了自己还爱别人，婉容天天向溥仪絮叨，让他发誓，不爱文绣。连设坛扶乩也要求写上“万岁（指溥仪）与端氏（指文绣）并无真心真意”的“吉利语”。从此，婉容和文绣之间的疙瘩便愈结愈深，以致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文绣和溥仪结婚九年，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不但从未与溥仪
同居一次，又备受欺凌，是真正的小媳妇。文绣不堪忍受这种不平等待遇，于1931年秋，她做出了与溥仪
离婚的决定，并诉之法律，且通过报章公告天下，掀起一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妃子与皇帝的离婚风波，这就是曾在社会上轰动一时的“淑妃革命”。
“淑妃革命”给了溥仪莫大的刺激，他把这视为奇耻大辱，他不下“罪己诏”，反而把所有过失都推到了婉容的身上，从而迁怒于她，两人由同床异梦而终致陌路。当时，溥仪在遗老们的怂恿下正一心想着复辟，日本人就鼓吹他到东北自己的龙兴之地，重整旗鼓，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再次入主中原。而婉容极力反对溥仪到东北去做日本人的傀儡。以上两种原因使得溥仪非常厌恶婉容。婉容有她的虚荣心，她想留在天津，继续这种奢华的生活方式，但遭到了溥仪的粗暴对待。无聊和孤寂使婉容的精神日益颓废，常常夜不成寐，终于得了神经衰弱症，只能更深的陷入鸦片的烟雾中，以麻醉自己求得解脱。而这，仅仅是她人生悲剧中的一段，而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等着她呐！
伪满洲国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人的诱骗和策划下，独自一人秘密离津，逃往东北。其实他心里明白，日本人不过是在利用自己，但他抵挡不住恢复旧日帝国美梦的诱惑，心甘情愿地钻进了日本人为他精心设置的圈套，成了出卖祖国利益的傀儡。
溥仪的离开，婉容事先一点消息也不知道，溥仪抛弃了她，这深深地伤害了她，虽然她一直是在冷宫里寂寞着。如果从成熟女性的角度，从女人的幸福立场出发，溥仪的离开对她不啻是一种解脱。但当这种现实真的来到时，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种结果。正像溥仪后来所说：“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究竟与文绣不同。在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被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却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分。所以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这块招牌。”
这就是婉容，高贵的身分成了她思想的樊篱，她跨越不了自己。
她本可以给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帝后传统画上一个句号了，但她不让它谢幕，以一人之力硬撑起这巨大的夜色，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剧。近世有学者是这样评论婉容的：她比别人有更多的虚荣心，女人没有不虚荣的，这种虚荣最初在婉容身上呈现的是一种人性的光泽，就是一个女孩儿的好胜心，和对名誉的看重以及敏感的善解人意的感情生活，特别是她当了皇后之后，虚荣就从她生命的深处浮现出来。她掩藏起本来的自己，装扮出另一个自己。她的虚荣使她不愿意放弃皇后的头衔，哪怕是一个竹篮盛水的现实。从此她就固守皇后这一个信念，一种选择。因此，当她得知真相后，她哭闹不止，大骂溥仪薄情，要追上他问个究竟，谁也挡不住她。实际上就像溥仪说的，她不愿意放弃皇后这个头衔。与其说末代皇后是她别无选择的命运，毋宁说是她对自己立场的否定，是她自己对自己的唆使。虚荣让她走上了不归之途，这是她人生最大的失策，最大的悲剧。
两个月以后，婉容在溥仪两个妹妹及弟弟溥杰的陪同下，由天津乘船到大连，再转至长春与溥仪团聚。使她失望的是，一到长春她就失去了自由。这时候溥仪已成为听任日本人摆布的傀儡，她自己也成了日本人阴谋陷阱的一部分。这样看来，婉容是自愿走进东北这个表面覆盖着鲜花的陷阱的。
1932年3月8日，溥仪不顾婉容和其他人的劝阻，在长春执意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婉容自然又成了“执政”夫人了。溥仪成了满洲执政的傀儡后，更是对婉容置若罔闻，不闻不问。
“执政府”设在原吉黑榷运署旧址，其实就是二栋小楼，但也是当时长春最讲究的建筑了。婉容住进了缉熙楼，溥仪则在勤民楼办公。溥仪非常勤政，使婉容也觉得要恢复旧日的天堂，或许指日可待，未免不产生一些憧憬和欣慰。但时隔不久，溥仪感到“执政”的职权只是挂名，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溥仪的一言一行都处在关东军司令官的掌握之中，无论是例行会见，还是私人召见，分分秒秒都有“御用挂”跟在身边，且有日本和伪满媒体跟踪报道。而且日本人最忌讳的就是溥仪梦想带兵入关，复辟大清。日本人是绝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的，他们遵照天皇给他们的政治目标，让溥仪不得离开满洲半步，日本人只需要溥仪帮助他们分裂满洲出中国。
婉容则更惨，她在宫中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侍女的监视和告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执政府的院子就是婉容的禁地，而缉熙楼，就是她的囚室，她的地狱。
因为是地狱，她的灾难就是双重的。她不仅受溥仪的冷落，还受日本人的冷落。溥仪第一次登基，举行了隆重的“满洲国皇帝”登基大典，但没有“皇后”的一席之地，似乎在所有人的眼中，婉容根本就不存在似的。除了1934年溥仪第三次登基，作伪“满洲国”皇帝之后，日本的秩父宫蕹仁亲王代表天皇“访满”，为了炫耀中日“亲善”，同意婉容以“皇后”身分随溥仪在勤民楼接见外宾外，此后的十多年，她再也没有以“皇后”身分公开露面过，甚至还失去了一个普通人的自由。这对极好虚荣的婉容来说，其打击可想而知！先前积郁的苦闷，眼前新添的愁思，使得婉容犹如一朵荏弱的花朵，很快就要枯萎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由轻度的神经衰弱症发展成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发作起来常把屋里的东西摔得稀里哗啦。
女子毕竟是爱美的，婉容有时也把心思用在打扮上。何况婉容原本就是一个俏丽的女子，虽然她在精神上呈现萎靡，脸上也因为长期吸食鸦片而呈现青乌的颜色。但在身体稍好些的时候，她还是要把自己精心打扮起来，或以其它方式享受一下生活的阳光。据1934年“帝宫”档案记载，婉容在这一年内，仅单、夹旗袍就做了27件，所用的质料不仅有中国传统的纱绸，还有不同花色、不同质地的日本、法国、印度等国的上等毛料、丝绸。她每个月有3000元的月例钱，供其衣食之外的花销。她还养了五六只哈巴狗，这些通人性的小动物给了她不少的乐趣，是她寂寞生活中的唯一慰藉。
婉容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在中国数百个皇后里，也只有她走进了现代生活的门槛，濡染了现代文明的星星之火。她有祖父般忧郁的气质，有北方女子的豪爽，也有大家闺秀的多愁善感。这使她在做着皇后的时候，更多的蕴藉着少女的情怀，有迷茫，有失望，也有向往。她写一些小资的诗句，读一些风花雪月的外国小说。她弹奏时尚的钢琴，给自己起英文的名字，穿着西装拍照等等。虽然她努力要保持皇后的矜持，把这些超越流俗的东西藏得很深，但这是总有一天要爆发的东西，只是她还没有意识到。在东北做了伪满的皇后，她才猛然苏醒。生命里面渴望自由的神经在这个时候复活了。所有的虚荣，也都不再能左右她了，婉容最终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决意逃出这座人间地狱。
她曾经两次试图逃出这座阴森恐怖的皇宫，但她两次托人，两次都被人出卖，她彻底绝望了。
据原国民党首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在《顾维钧回忆录》里回忆：“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我的
保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务府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否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分，没有任何有效方法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
这件事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念头。1933年的8、9月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