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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尔新婚，如兄如弟”。溥仪和婉容也确实度过了一段美满幸福的日子。这不仅因为婉容是旗人中的极品美人，还因为她是受过西式学堂教育的女子。与身边那些低头躬腰的太监和迂腐保守的师傅们相比，婉容不止是一股清新的风，一缕和煦的阳光，更是使他沉闷灰色的宫廷生活的导师。更何况民国时代的大家闺秀，以崇尚时髦为荣，所以婉容婚后经常教溥仪学英语、吃西餐，这些很对溥仪的口味，因为溥仪对西洋文化也很感兴趣。
此时的婉容是时尚、时髦和多情的，也确实给了溥仪很多柔情，而她的饱学多识，更使溥仪视之为知己。婉容在宫中引进了许多社会上的各种新鲜玩意儿，如外国电影，自行车，照相机等。宫中的保守势力有非议，但溥仪喜欢，不仅依从婉容的习惯和爱好，还特意聘请了美国教师专门教授婉容英文。应该说，在紫禁城两年多的时间里，是婉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她几乎每天都用英文给溥仪写信，并且在这些情意绵绵的短信下方以“伊丽莎白”落款，这是溥仪给她取的英文名字，与英国女王的名字相同，婉容很是喜欢。
但溥仪的心思全不在此，他的观念早已形成，在众多遗老遗少和宫廷大臣的怂恿下，溥仪一心一意要恢复祖业，时刻想着复辟。竟至于在新婚之夜，离开洞房，独自一人跑到养心殿，而把婉容孤单的丢在洞房里。由此可见，溥仪这个人的怪异行为与漠视他人的冷酷心理。他一心想的只是：复辟。如果不是革命，他就可以亲政了。
当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溥仪的性功能有问题，他害怕夜晚，害怕面对如仙女临阁一样的新婚妻子。他不知道该怎样保持自己男子汉的尊严，特别是在女人面前。所以躲避静思成了最好的借口。
在中国封建君主制中，皇帝有集皇权和夫权于一身的特殊地位，由此也养成了他妄自尊大的皇帝性格，视“皇后”如奴仆。正因为他骨子里有皇帝自命不凡的习性，才搞砸了自己的婚姻。他自己后来才有所领悟：“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的平衡的夫妇，在我，夫妻关系就是主奴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溥仪还算客气，而不说妻妾都是泄欲的工具，因为溥仪的确无欲可泄。
婉容与溥仪虽然在表面上看还算欢愉融洽，但实际上从他们建立夫妻关系开始就潜伏着危机。她当初是怀着热切的期盼去做这个皇后的，不知宫闱似海。刚入宫的新鲜感过后，宫内日复一日的枯燥、寂寞、乏味的生活使她窒息压抑。她虽然得到了皇后的高贵身分和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紫禁城的高墙束缚着她的自由，尤其是夫妻关系间的难言之隐，更使她体会不到丝毫的闺房之乐，床笫之欢。婉容有同龄女子一样的憧憬，虽然她又比她们多了一些尊崇。但少了她们的世俗的欢乐，更多的是生活上的不如意，精神上的禁锢折磨，所以她很快就变得郁郁寡欢了。而时局的动荡与溥仪内心深处的极端自私、多疑，又让她的失望渐渐加重。因此，婉容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微弱和尴尬的，是最不幸的皇后。
但她毕竟是新派女子，是一个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开始，婉容常常以读书、画画、写字等闺中雅事来打发无聊的时光。后来，她终于耐不住精神上的空虚，受到了贵族式腐化生活的感染，在溥仪的同意和怂恿下用鸦片聊慰孤寂，渐渐形成依赖。据有的资料说，婉容抽鸦片，就是溥仪主张的结果，因为婉容有痛经的毛病，偶尔也患有头痛病，溥仪又没性能力，就让她抽大烟。一是治痛经；二是想以此来麻醉她。就这样，婉容的病不但没有医好，反而染上了吸食鸦片的嗜好，成为瘾君子。毒品改变人性，婉容的性情也因此变得喜怒无常。精神苦闷，加上性格的乖戾，使婉容的视野越来越窄，甚至变得斤斤计较起来。婉容重复地犯了大多数女人都有的毛病，希望获得男人的专宠。而文绣的存在，就使得她和溥仪之间产生了一道新的裂痕。
后妃的矛盾，在历来的宫廷都一直存在，甚至演变成为血腥的斗争。但时代不同了，婉容与文绣虽有分歧，但不血腥，只是暗流涌动。嫉妒是把双刃剑，伤了别人的时候也会伤了自己，因此，当事人都很苦闷。
婉容自以为容貌比文绣美丽，常以正宫娘娘自傲。时时争宠夺爱，处处要超过文绣。
文绣是与婉容同时被分别圈定为后为妃的。按清代礼制，她在溥仪与婉容举行大婚的前一天进宫，当时她年仅14岁。文绣从小接受的是三从四德的封建教育，虽然相貌不如婉容漂亮，但性格却比婉容温顺宽厚。婉容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坚决主张一夫一妻制。对此当时许多洋人都曾以赞美的口吻，著文予以赞扬。据说溥仪对他圈选的皇后还是喜欢的。婉容未入宫时，常常接到溥仪打来的电话，与她絮絮长谈。可是，婉容入宫的头一天就和皇上闹了别扭。在她与溥仪大婚的时候，本来淑妃文绣是应该在坤宁宫外跪礼迎接婉容的，但是由于溥仪也受到了一点新文化的熏陶，认为皇后与皇妃虽然称谓有别，毕竟还是二女共事一夫。于是，他下旨免去了淑妃跪迎皇后的礼仪。本来婉容就不喜欢和别人分享溥仪，这一下连尊卑之礼都没有了，婉容对文绣的不满和排挤就由此而产生了。
最初，溥仪尚能一碗水持平，一些适宜后、妃参加的活动，溥仪让婉容参加，也必让文绣出面。为了学习英语，溥仪也给文绣请了教师，婉容对此大为不满。婉容的争宠好胜，一方面是她的性情所致，更主要的是由于宫内枯燥、寂寞的生活决定的。两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渐行渐远，为了缓解内心的苦闷，婉容便从鸦片的缭绕烟雾里，自我麻醉，以求暂时的解脱。
流寓津门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直系所控制的北洋政府搞垮了，随即颁布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例》文告，其中一条“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就从根本上彻底铲除了中国社会肌体上的最后一块毒瘤，清室被扫地出门。溥仪一家人离开紫禁城，即标志着皇帝、皇后、皇妃尊号的自然废止。从此，皇帝的名号也就永远走进了中国历史的天空，而婉容也随之失去了徒有其名的“皇后”身分。1925年2月，溥仪在日本便衣护送下，化装成商人乘火车潜入天津。不久，婉容和文绣等皇室成员，也移居到了天津的张园与溥仪会合。张园建于1916年，系清末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的私人花园。在天津的清朝遗老遗少闻讯纷纷前来见驾，搞得张园像刚开张的餐馆一样，天天火爆，热闹非凡。1929年7月9日，溥仪一家又迁居到同一条街上的乾园。乾园本是北洋军阀陆宗舆的私人公馆，1921年始建。主体两层，为砖木结构的西班牙式楼房。溥仪携婉容、文绣等搬到乾园后，将这里易名为“静园”，表面上是取“清静安居、与世无争”之意，实际上暗寓“静观其变、静待其时”之志，以图东山再起。
正如以上所言，婉容和文绣作为溥仪的皇后和皇妃有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婉容也确实比较挤对、挑剔文绣。婉容出身高贵，文绣出身平民，母亲是个洗衣服的，所以她们的生活方式相差很大。在宫里的时候，文绣就与婉容有些不和。到了天津，两人之间的矛盾就公开化了。婉容有时会当面挖苦文绣几句，而背后还要向溥仪上文绣的烂药。文绣有文才，脾气也犟，免不了针尖对麦芒。在天津的前后七年间，一后一妃闹得不可开交，溥仪夹在妻妾之间，也被搞得焦头烂额。
逐出皇宫，对溥仪小朝廷是灾难，对婉容却如鱼得水，行动自由得多了。天津是她成长的地方，本来就是属于她的世界。因此，婉容不再萎靡，而是精神焕发，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装旗袍和
高跟鞋，还烫了头发。婉容质本高洁，音容笑貌，优雅有度。更使她兴奋的是，天津这座繁华的商业城市，给她提供了最适合她的既时髦又风流的购物与消遣方式。
婉容是上流社会出身，生活奢华，又追求西化，对于购买昂贵首饰、做高档时装、吃燕窝海参等等消费，视为家常便饭，刷卡时连眼都不眨一下，自有溥仪在后边拎包买单。影响所及，文绣大受刺激，溥仪是你老公，他还是我丈夫呢！于是两个人开始了比赛，你今天买一根针，我明天买一根线，哪贵咱挑哪呀。几个月下来，两个人屋里都堆满了包括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等等各种奢侈无用的物品，而且常常是买了又买，管它有用没用，反正买回来再说，务求痛快一时。以致这种物质刺激后来竟发展成婉容、文绣之间争宠的手段。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称之为“竞赛式的购买”，他写道：“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要买，而且花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分。”
当时，朝廷经济已大不如前，财政捉襟见肘，有时只能靠典当宫中旧物，才能勉强维持着这种表面上的奢华，这种竞争式的挥霍的糜费行为必须遏止。如此一来，婉容在物质上的虚荣的追求，就难以继续满足，婉容自然不满。她抬出皇后的身分，以为皇后的地位远高于妃嫔，如要裁减，也只能裁减文绣的开支，而不可限制她的消费。这种争执，一方面固然出于爱慕虚荣，但其内心的潜意识，也还是在于妻妾争宠。
婉容与文绣闹得如此水火，溥仪却不愿居间平衡，总是偏袒婉容的多，指责文绣的也多，甚至不许她在公开场合露面。
早在清宫时，溥仪难得出宫，一旦有机会出宫必定把后、妃带在身边。到天津以后能随便上街了，逛商场下馆子，成了溥仪皇家生活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