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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怒火。可以说，元朝皇帝更迭的历史，既短暂又残酷。往往伴随着骨肉之间的血腥杀伐，最终导致元帝国的灭亡。
勿生皇家：长平公主的民间形象
明朝自始至终，边患严重，北方的蒙古、瓦剌、后金先后兴起，战争不断；而内部朝廷昏庸，不知危殆，宠信宦官奸臣，搞得社会一塌糊涂。特别是明朝末期，政治更加黑暗，盗匪横行、阉党猖獗、政争激烈。使朝廷内耗不歇，可谓内外交困。到崇祯继位时，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崇祯（1610～1644年）即朱由检，光宗第五子。即位后，罢奸阉魏忠贤，诛奸臣，欲挽狂澜于既倒，颇有新气象。但崇祯是一个具有神经质性质的人，性格特点是：多疑擅杀，而又刚愎自用；贪婪吝啬，刻薄寡恩，而又性情暴躁，急于求成……造成将士离心，不敢负责，最后只剩下了孤家寡人。所以明朝之亡，虽是国内外矛盾堆积的结果，是历史趋势的必然，但崇祯皇帝的性格缺陷，也加速了明朝这辆巨轮向更深的深渊滑去。
自己成了亡国之君不说，失去国家后最悲惨的就是末代帝王的子女了，因为他们生在帝王之家，这就注定了他们悲剧的命运。
武侠小说中常伪托的长平公主，就是侥幸逃生的崇祯的长女，也是崇祯唯一存活的女儿。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崇祯帝砍断了长平公主的左臂，长公主昏绝在地。五天后，长平公主居然奇迹般的苏醒了过来。顺治二年（1645），长平公主上书顺治皇帝，请求准予出家。顺治没有同意，为了统战的目的，将她许配给当初崇祯为她选定的驸马周显，并赐给府邸车马、金钱土地。但长平公主经历家破国亡之痛后，郁郁寡欢，次年逝世。
多难帝王
崇祯贵为帝王，可命染黄连，是一个苦人儿。少时多艰，做帝王也了无生趣。他的生母刘氏，海州（今辽宁海城）人，是太子朱常洛（明光宗）的侍妾，封为淑女。不久生下了朱由检，即后来的崇祯皇帝。因为万历皇帝不喜欢他的父亲，而是宠爱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万历皇帝甚至几次起了废长立幼之念。先是封郑氏为贵妃，而长子朱常洛的母亲却还是一般的妃子，这是不合古制的。为了能使朱常洵将来承绪大统，他竟荒唐的不让朱常洛接受皇室教育，人为的使其愚昧，以堵大臣们的悠悠之口。然后又想出了三王并封的主意，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的地位。虽然万历皇帝用心良苦，但每次都遭到了大臣们（主要是东林党人）的激烈反对。东林党人根据封建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坚决拥立朱常洛为太子。就这样，万历年间的立储之争，前后延续了十几年。正是政治环境的严酷，使得朱常洛的性情变得孤僻怪异，脾气狂燥，甚至歇斯底里。
就在朱由检五岁那年，他的母亲刘淑女偶逆朱常洛意，朱常洛在暴怒之下，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刘淑女毒打一顿，甚至命令下人将刘氏往死处暴打，刘淑女痛不欲生，最后绝望自尽。史书是这样记载的：“失光宗意，被遣，薨”。
但刘淑女死后，朱常洛立马就后悔了。这并不是他念旧情，想起了刘淑女平时对他的种种恩爱，也不是想到儿子失去母亲后的可怜，他是害怕他父亲万历皇帝知道此事后，正好有了废立的借口。恐惧之余，朱常洛就要身边知情的太监宫女们保守秘密，或贿以金钱而诱之，或施以威逼而胁之。要他们统一口径，谎称刘淑女是病死的，将她以宫人的身份安葬在西山。
朱由检10岁那年，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因为朱由检是天潢贵胄，被封为信王，其母刘淑女也母以子贵，被追封为贤妃。朱由检年纪虽小，知道了母亲屈死的实情后，想去祭祀自己的母亲，但又害怕光宗怪罪，只得私底下向太监打听，确定了母亲下葬的具体方位后，朱由检做些纸钱，委托亲信宦官去祭扫母亲。
皇父朱常洛即位时间仅仅二个月，便因为纵欲过度而死了。帝位由他的同父异母哥哥、16岁的朱由校继承，即天启皇帝。天启帝对做皇帝没兴趣，对做木匠活儿却兴趣盎然。因此，朝中大小事体均委托自己的奶妈客氏和太监魏忠贤处理，逐渐形成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并逐渐坐大，控制了明朝中枢大部分的文臣武将。他采用特务手段，以皇帝的名义随便抓人，然后拷掠至死，搞得天怒人怨，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天启七年（1627年）8月22日，熹宗朱由校无子早逝，按兄终弟及的传位祖制，朱由检是熹宗惟一幸存的弟弟，他幸运地成为明朝第16代皇帝。这一年他17岁。直到这时，朱由检才可以公开的到母亲的坟上致祭。他封早死的母亲为孝纯太后，将她从简陋的坟墓中迁出，与光宗合葬于庆陵。
性格悲剧
登基之后的朱由检，是一位意欲有所作为的皇帝。也曾以中兴为己任，力挽狂澜于既倒，颇有新气象。在熹宗去世不足三个月的时间段里，他以雷霆手段，一举摧毁魏忠贤集团。对依附魏忠贤集团的文武官员进行了彻底清洗，或处死，或下狱，或罢官，或削籍，或遣戍、或终身禁锢等。一时之间，朝野整肃，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又看到了明朝中兴的希望。而在铲除魏忠贤阉党势力的同时，崇祯帝又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平反冤狱，起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对官员进行全面考核，规定内臣不得结交外臣，下令“内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许出禁门”，以防内臣与廷臣结党营私。又严令禁止大臣之间结成朋党。他还积极整饬边防，起用抗金名将袁崇焕，提升他为兵部尚书、右都督史、总督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赐尚方宝剑，执掌辽东的军事大权，实际上等于把收复全辽的希望寄托在袁崇焕身上。崇祯力图重振朝纲，实现明朝的中兴。
但不幸的是，朱由检随后却又因对朝廷大臣不放心，又开始重用宦官。当初他试图严禁宦官干政，如今却自食其言，重蹈覆辙。因此，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行使监军之责，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甚至户部、工部都被太监接管，两部尚书被闲置一旁，坐了冷板凳。致使太监权力日益膨胀，朝臣痛心，将士寒心。阉宦都是身体特别是心里残疾的人，一旦权在手，就会肆无忌惮，作威作福。《明史》对此评价说：监军的宦官们侵占军饷，握有精兵，非为朝廷出力，而是狭于私心，只图谋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且宦官们贪生怕死，往往临阵逃脱，诸位大臣耻于为伍。宦官势力除在崇祯初期短暂受挫外，终崇祯一朝，重用信任有加。宦官对军政事务和朝廷监察事务、地方政务的全面干预，对明末的社会政治产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激化了宦官与文官武将的矛盾，影响了各级官员行政的积极性，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步伐。
朱由检对文臣武将的要求又极为苛刻，一方面破格选拔人才，一方面频繁地更换和滥杀大臣，这也是崇祯朝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崇祯在位17年间，内阁大学士如风吹流云一般，一拨一拨的换了50多人。变换之快，叫人摸不着头脑，致使机构多次出现停摆状态，也使属吏无所适从，应付了事。崇祯刚愎自用，性情急躁，迫不及待地想创造奇迹，且错误的认为重刑是创造奇迹的唯一的不二法宝。结果却适得其反，王朝人才断挡，形成更大的危机。特别是到了崇祯后期，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崇祯帝毫无治国良方，只能靠滥杀以竖其威。他实行“错一事则罢一官，丢一城则杀一将”的做法。不念往昔之战功，也不管今日之高位，只要出现差错就立即处死，其冷血如此。陕西省华亭县（今甘肃华亭）县令徐兆麟，到任仅仅七天，情况还没有熟悉，城丢了，也不加甄别地处斩了事。致使忠心尽失，人为自保，甚至与义军或盗贼串通一气。崇祯一朝，共诛杀总督7位、巡抚11人，包括三边总督郑崇俭、蓟辽总督袁崇焕、南畿总督熊文灿和畏罪自杀的杨嗣昌等，其他六品以下的官员就更多了，冤死的不在少数。
其中最冤的，当属袁崇焕。崇祯经常慨叹，安得岳飞那样的猛将，朕也就能有一夜安枕之福了。而袁崇焕就是一位岳飞，是大明朝的中流砥柱，只是崇祯不善识人罢了。这样说有些冤枉他了，只是他的猜忌心太重，对外臣的不信任，导致了袁崇焕遭到了和岳飞一样的下场，甚至比岳飞的死更悲惨，更令人唏嘘叹息。皇太极为了除掉忠心而又有军事天才的袁崇焕，便仿效《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模式，策划了针对除去袁崇焕的反间计。因为采取军事手段显然不会奏效，只能来阴的。当时，皇太极在率军围困京师的时候，曾俘虏了两个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故意让他们偷听到与“袁经略有密约”的对谈，再将他们放跑。两个太监逃回宫里，便向崇祯报告说：“皇太极的军队之所以能成功入关直逼京师，是袁崇焕放纵所致，后来皇太极主动撤回关内，也是与袁崇焕密谋的欲擒故纵之计，而此前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也是为了削弱明军在辽东的防御能力。袁崇焕已经向后金投降了！”崇祯帝竟信以为真，非常震惊。崇祯三年（1630）三月十六日，崇祯帝命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妻妾兄弟流放到
福建。崇祯帝自毁
长城，无疑使士庶寒心，军心离散，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便无人能收拾了。因此，当崇祯三年（1630）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后，明王朝便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之中。但是，崇祯还不吸取教训，在崇祯十五年（1642），又密令孙传庭枉杀了大臣贺人龙。贺人龙是李自成的同乡，镇压农民起义不遗余力，是明朝难得的悍勇且有谋略的将领。贺人龙被杀后，起义军高兴得酌酒相庆：“贺疯子死，�